關鍵字一：小組
從頂層部署改革全局
在中國，從權力之巔到基層角落都有“小組”的身影，擔任“組長”的人物既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有在村民小組任職的一介村夫。
權力或有大小，但是稱呼一樣，如此反差讓“小組”這兩個普通的字眼成為上半年的熱詞，中央層面一個又一個小組亮相，吸引了外界廣泛的關注和解讀。
其實，梳理中國近現代史，小組并不是一個很陌生的詞匯。中共建黨前夕，中國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就奠定了建黨的組織基礎，建黨后又成立了若干黨小組；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設置過許多臨時的辦事小組，到了改革開放初期，又成立了多個小組沿襲至今。
十八大領導集體換屆后，“小組”更為流行，尤其在更新一些小組成員之后，又成立了多個小組。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至少有18個“中”字頭小組，而這些小組，多為“領導小組”和“協調小組”。
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首次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會議。這也是自十八大以來他公開的第4個小組組長身份。此前公布的三個小組都是新設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及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
當前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可以追溯到1980年3月，其前身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更是成立于1949年7月，不過就其決策效力而言，還是難以與當下的小組可比。在此之前還成立過中央政法小組、中央港澳小組、中央對臺工作小組等。除了中共中央系統外，國務院系統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先后成立了引進技術領導小組、港口口岸工作領導小組等。
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向經濟建設轉移，在眾多小組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遂成最重要者，外界視之為中國經濟的核心領導和決策部門。
相對于財經小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備受關注，它的職能被概括為：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外界因此也把小組成員視之為中國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團隊。
“組長”固然備受關注，“副組長”也頗有權重。比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央小組中就多以“副組長”出現，同時兼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的副組長，而他本人也還兼任一些“國”字頭的組長，包括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以及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
值得一提的是，相對過去各類小組成員的信息多需保密，如今這些信息則更加開放。比如，大眾可以通過公開報道了解更多信息：一些小組從組長、副組長到組員都很容易在相關小組會議的電視畫面中被認出。
此外，這些小組運轉也變得更加規范化，通常在成立之初會發布小組的工作規則、細則，小組的權限、流程都漸為外界所知。當然，人們也更為關注這些小組所做出的決議，因為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眾多中央小組中均有職務，他們的表態往往透露出相關領域的政策走向。
當然，在中央層級成立各種小組之后，地方也會成立相當層級的小組與之對應。而習近平身兼多個小組組長，充分顯示了他對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的高度重視，以及加強頂層設計的意志。這種無畏挑戰的擔當，對克服改革路上的各種束縛意義深遠。
關鍵字二：打虎
層級躍升，鐵腕反腐
6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給予徐才厚開除黨籍處分，對其涉嫌受賄犯罪問題及問題線索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消息一出，引發全國熱議。
就在這幾天，中央“打虎”呈現了高峰態勢：
一個“副國級”，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被調查；一個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機關；兩個正部級，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公安部原副部長李東生（享受正部級待遇）被開除黨籍，移交司法；兩個副部級，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王永春，一個被調查，一個移交司法。
今年上半年，中央“打虎”呈現了梯隊效應。
所謂梯隊效應：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前期被調查的副部級以上官員，相繼進入司法程序，如四川省委原副書記李春城、內蒙古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等，同時又有一批高官被調查。
另一方面，反腐外圍突破取得一定成果后，被反腐的官員層級開始上升，從副部級、省部級，躍升到“副國級”，范圍也從黨政機關延伸至軍隊。
第三方面，很多腐敗案件中，一只“老虎”帶出一群“蒼蠅”，或一群“蒼蠅”帶出一只“老虎”，從上到下，出現了“窩案”格局。
十八大后33名副部級高官被查
從李春城開始，中共反腐戰略之一的“打老虎”開始發力。李春城是十八大之后第一個被打掉的“老虎”。
那是2012年12月6日，一個周四的中午，很多人家正在準備午餐，很多上班族也正琢磨著午間娛樂活動的時候，甚至很多人準備趁中午時光小憩片刻的時候，手機的新聞軟件、電腦屏幕上的新聞快訊都在反復播放這樣一段話：
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于是，那天中午，李春城成為大家的主要談話主題。
自李春城之后，從副部級以上官員這一層面而言，似乎“安靜”了半年，直至2013年6月初，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因嚴重違紀被調查，“打老虎”的呼聲再度高漲。
其實，那半年也并不平靜。
這期間，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公訴，涉及重慶不雅照事件的一干人等被處理，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案開庭，陜西省安監局原局長、“表哥”楊達才被移送司法機關，山西太原公安局原局長李亞力被撤職……
這些事件，都極具眼球效應。
自倪發科之后，副部級以上官員落馬的新聞呈現出加速度，時至最近的徐才厚、萬慶良等人，人數總和已經達到33人。
2013年10月22日，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工作時表示，2008年1月到2013年8月的五年多時間里，共有32名省部級官員被立案偵查。
也就是說，十八大之后至今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因被調查而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已經趕超了上述五年的人數總和（注：時間和人數存在交叉）。
上半年查“虎”14人
據初步統計，今年上半年，共有14只“老虎”被查。
他們分別是，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2月被查；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祝作利，2月被查；山西省委原副書記金道銘，2月被查；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3月被查；江西省原副省長姚木根，3月被查；中國科協原黨組書記申維辰，4月被查；華潤集團原董事長宋林，4月被查；西寧市原市委書記毛小兵，4月被查；重慶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譚棲偉，5月被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6月被查；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6月被查；山西省原副省長杜善舉，6月被查；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6月被查；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6月被移送司法。
從上述被調查的高官中，分析可見，每月均有兩名左右的“老虎”落馬，而6月份人數最多、級別最高、范圍最廣。
在這些落馬官員中，事發群體呈現了一損俱損的局面。
山西省官場從金道銘開始，申維辰、令政策、杜善學等人悉數落馬。在查蘇榮之前，姚木根以及不少于5人的江西廳局級官員被查。
中紀委在反腐案件中，除了一查到底的決心，在今年上半年，還凸顯兩個特點：
其一，實實在在自身打鐵。
在體制上，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紀檢監察體制開始變革。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確定了要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實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
中紀委本身則查處了副局級紀律檢查員曹立新和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的違法違紀行為。
其二，反腐無小事。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被查處的官員中，雖然科級、處級官員占去大半，但是對于省部級官員違紀的行為，也給予了處理。截至5月份的統計資料顯示，共有2名省部級官員被處分。
關鍵字三：新常態
中國經濟換擋新周期
“新常態”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最時髦的詞之一。連“超人”也潮了一把。
近日，香港富豪李嘉誠出席汕頭大學畢業典禮并發表題為《無心睡眠》的致辭，他提到了自己的憂心之一：在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時代，機會失衡成為“新常態”。
好在，追求更加平衡發展的中國經濟“新常態”并不令人憂心。作為一個內涵并不十分固定的名詞，新常態并非新名詞，但它卻較為準確地表達了中國現階段尤其是經濟方面的時代特點。
作為近年來重要的經濟術語，“新常態”最先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觀經濟領域的定義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今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在外界看來，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首次以“新常態”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國經濟。
在這之前，中國學術界對“新常態”有過諸多探討和研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一篇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的文章中提到，全球危機步入“新常態”。一名部委官員在接受采訪時稱，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新常態”，“從近兩年的宏觀數據和工作實踐來看，我們應該盡快轉變認識，從過去的常態 轉變到 新常態 ”。
另一名官方人士提出，經濟增速的下滑是經濟增長“轉階段”的必然過程，“基本快調整到位了，低也低不到哪里去，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大家要適應”。
中國經濟總量2010年攀升至全球第二至今，出現了明顯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7.4%，用央媒的話來說，國內外形勢異常復雜，宏觀經濟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本月，國家統計局將發布上半年中國經濟數據。
國內很多經濟學者試圖從理論和未來宏觀政策的層面論述中國經濟出現的這種“新常態”。從高層最近的密集表態來看，其理念和內在邏輯幾乎相同。中國經濟處于增長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這是高層對經濟放緩最精確的歸因分析。有學者用經濟學術語將“三期疊加”概括為，中國經濟面臨基欽周期（存貨周期）、朱格拉周期（資本支出周期）與庫茲涅茨周期（房地產周期）的疊加。
難以否認的是，“新常態”下的舊危機更甚，諸如產能過剩嚴重、地方債務高企、要素價格上升、貧富差距拉大等。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王一鳴就曾表示，“新常態”下的挑戰主要集中在四點：第一，產能過剩矛盾趨于突出；第二，生產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日益顯現；第四，財政金融風險有可能增大。
但這些都是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鳳凰涅槃之機。
習近平曾強調，我國經濟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新一屆政府在反復釋放“經濟增速放緩處于可容忍范圍”信號的同時，正有條不紊地推進既定經濟步調，其態度和政策力度都表現出少有的“定力”和“決心”。
這種對“新常態”的冷靜俯瞰，意味著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操作趨勢發生改變。不搞大規模刺激，強化市場、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給將取代需求管理成為新政府的施政重點，這已成為共識。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培林認為，能否推動設備更新升級，盡快取代房地產成為帶動投資增長的新力量，已經成為攸關全局的關鍵。
關鍵字4：反恐維安
內涵和外延更豐富
“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
兩個半月前，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指出如上形勢。
習近平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
從習近平的講話看，總體國家安全觀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在接受人民網連線采訪時稱，此次會議的召開發出兩個鮮明信號：國安委的核心是國家政治安全，內涵是總體安全。
專家稱，我們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嚴峻的恐怖威脅態勢，恐怖案件從局部向全局擴散，活動數量高發，手段更加多變。
在新疆“5·22”事件爆發后，經中央批準、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決定，以新疆為主戰場，其他省區市積極配合，開展為期一年的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有效應對當前嚴峻復雜的反恐怖斗爭形勢，全力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在打擊暴恐的同時，中央也加大對新疆的扶持力度。習近平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就業第一和教育優先。要加大扶貧資金投入力度，重點向農牧區、邊境地區、特困人群傾斜，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扶到點上、扶到根上，扶貧扶到家。對南疆發展，要從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實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規，特事特辦。
上述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做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工作，做好預防化解社會矛盾工作，從制度、機制、政策、工作上積極推動社會矛盾預防化解工作。要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的產生。
這樣的維安新思路對于各級政府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同樣具有啟發意義。今年上半年，杭州發生垃圾焚燒項目選址等導致的群體訴求表達，再早一些時間，在甘肅蘭州、廣東茂名也發生了自來水苯超標和PX項目導致的突發性公共事件。
一系列公共事件凸顯了民眾在環保、信息公開等領域的意識覺醒，同時也倒逼著政府的信息披露以及公共政策協商機制的完善。
關鍵字五：微刺激
瞄準“靶點”節約彈藥
新一屆政府履新以來，國務院所推行的經濟刺激政策相對溫和，被外界解讀為“微刺激”。即便是在今年以來經濟不斷下行的壓力下，“微刺激”的主基調保持不變。密集的政策，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功夫。
微刺激主基調
在4月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了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部署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對棚戶區改造的支持作用，確定深化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加快鐵路建設的政策措施。這三條被不少市場人士解讀為“微刺激”。
一方面，政府要考慮此前4萬億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銀行盈利空間被壓縮，因此貨幣政策寬松可能性不大。同樣是保經濟，不少研究人士認為此輪“穩增長”從本質上有別于過去，側重的是“微調”。
在隨后4月10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不會為經濟一時波動而采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長期發展，努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已經確定的方針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能夠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和挑戰。
這種“微刺激”或者說“定向刺激”一直是上半年的主基調。4月以來，包括加快長江經濟帶的交通體系建設；三次調高鐵路投資；向民間資本開放80個重大領域；擴大服務行業的增值稅轉型改革；下調縣域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啟動地方政府發債試點等，以“定向”及“微調”為主。
這其中，在“全面降準”與“定向降準”的爭論聲中，6月9日，央行再次宣布“定向降準”,對涉農貸款和向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降準。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認為，“定向降準”體現了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特點和要求。與以往簡單的、重復性的調控思路不同，定向、微調的措施安排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短板”，目的是要解決問題、取得實效。
注重定向調控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召開。同一天，部分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改革”與“增長”，同時成為關鍵詞。只是改革和增長，都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例如，6日的部分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挑選的8個省份都很有代表性，既有黑龍江、山西這些一季度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能源重化工業省份；也有江浙、廣東這些沿海出口大省，同時還有四川這樣的中西部大省。在專家看來，選擇這些省份一方面要考慮如何穩增長、保增長，但同時又不能盲目刺激、過度刺激，現在更多的是微刺激、定向刺激，這樣也更符合需要。
此后的6月16~20日，國務院多位高層到地方，就國企改革、農村改革等問題展開密集調研。目的也是更多了解各地、各行業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更有針對性地施策，使得政策更加有效果。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在接受采訪時稱，本屆政府不再出普遍性的刺激，更著重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這些政策措施對市場也是刺激性的，但不是普惠性的刺激政策。
他說，這種定點刺激政策既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同時有利于調結構的實現，通過這種途徑，促使調結構向著穩增長的方向發展，通過調結構，把希望發展的產業、需要解決的問題處理好。比如通過重點打造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或者基礎設施建設，來實現調結構。
在一系列密集“微刺激”政策出臺后，5月的宏觀經濟數據表現亮眼，其中尤以“克強指數”三大指標受到關注，例如， 5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5.3%，高于4月的4.6%，同比增幅亦較4月高0.7個百分點。月新增信貸規模大幅超出市場一致預期，新增信貸達8708億元，創10年來單月信貸數據的新高。
目前，中國經濟在二季度短期企穩成為市場共識。“以往刺激政策是地毯式轟炸，導致很多浪費、產能過剩等問題。”彭澎說，現在從地毯式轟炸改為定點轟炸，節約了很多彈藥，同時又能取得比較好的效果。
關鍵字六：寶寶
混戰之困
2014年6月，余額寶上線滿一周年，貨幣基金市場產生了爆發式的增長。但隨著監管的收緊、收益率的下滑，十字路口的“寶寶”們又將何去何從？
銀行系加入混戰
面對“寶寶”洪流，多家銀行今年陸續推出了自己的寶類產品，有效進行了反擊。如民生銀行以如意寶打頭陣，平安銀行推出平安盈，興業銀行的掌柜錢包、興業寶，工行薪金寶，中行活期寶，包括中信銀行上線的“薪金寶”等都是銀行對寶寶們的反擊之作。
銀行的進入，開辟了一條顛覆傳統模式的互聯化道路。今年5月份，正式上線不足3個月的民生銀行直銷銀行（下稱“民生直銷銀行”）就曬出了自己的成績單：截至5月15日，民生直銷銀行開戶數35萬戶，如意寶規模為139億元。3月底興業銀行的直銷銀行也正式上線，上線了貨幣基金產品。興業銀行銀銀平臺推出的“掌柜錢包”產品，5月規模則已經突破400億元，表現出強勁的吸金能力。
相對于中小銀行，大型銀行推“寶”類產品顯得低調很多。例如今年初工行推出的“薪金寶”產品，僅在部分分行推行，中行的“活期寶”推出之時并沒有做大面積的宣傳。
近來在電商系“寶寶”七日年化收益率紛紛跌破5%之際，銀行系“寶寶”仍然有不少七日年化收益率還保持在5%以上。
收益下滑之困
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攪動了整個金融行業尤其是基金行業。據基金業協會統計數據，截至2014年5月底，貨幣基金規模達到1.92萬億，相比整個公募基金3.92萬億的規模，貨幣基金占比高達48.93%，而去年底這一比例僅24.9%。
2014年以來，貨幣基金規模增速驚人，在2013年底，貨幣基金整體規模僅為7475.9億，而今年前5月共增長了1.2萬億左右，增幅157%。
在余額寶效應下，巨頭們紛紛涌入，如BTA、京東小金庫、三大運營商等已經進入，基金公司們開始搶占更多的入口。然而隨著寶寶們收益在今年以來一路下滑，也促使貨幣基金規模增速出現下滑趨勢。
Wind數據顯示，2013年四季度，貨幣基金寶寶（可實現T+0的貨幣基金）區間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為4.73%，2014年這一數值為5.13%，而到了二季度下降至4.44%。統計顯示，今年前5月，貨幣基金寶寶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分別為5.59%、5.53%、4.47%、4.55%和4.30%，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趨勢。
然而，銀行系寶寶的強勢加入、收益率下滑趨勢明顯等方面的影響，互聯網貨幣基金寶寶開始表現出疲態。據了解，余額寶規模曾出現下滑，貨幣基金整體的規模增速也出現放緩，而且在余額寶之后，行業也沒有出現新的亮點。
監管之爭
寶寶們面臨的困境不僅限于市場競爭以及收益的下滑，還有監管的“緊箍咒”。
近期，市場傳出貨幣基金“提前支取不罰息”已經被監管叫停。此前一位基金行業人士就告訴本報，部分銀行實質上已經開始在協議中加入了“提前支取罰息”的條款。
“綜合來看，貨幣基金之所以敢把超過七成的倉位配置協議存款，其提前支取不罰息的優惠是一個基本條件。”華泰證券相關報告稱，如果這一優惠沒有的話，也就使貨幣基金成為了一顆定時炸彈，以攤余成本法計價的貨幣基金將變得不堪一擊，因此貨幣基金必然會尋找其他的投資標的進行代替，目前貨基的運作通用法則也將有所改變，貨基的玩法將全部重來。
除了“提前支取不罰息”逐步取消之外，寶寶的監管討論從今年年初就已經開始。今年2月份，銀行業協會就提出應將“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貨幣基金存放銀行的存款納入一般性存款管理，不作為同業存款，按規定繳納存款準備金。
隨后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也兩次撰文表示，余額寶等貨幣基金投資存款應繳納存款準備金。
除取消不罰息特權，存款準備金等也是央行監管寶寶的手段。這也使得寶寶們的收益存在更多的變數。
浙公網安備 330108020035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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