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時光倒流，我們穿越回2500多年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老人踽踽而行的孤獨背影，還是他與72弟子周游列國的獵獵煙塵？撥開歷史的迷霧，他是被歷代尊崇的“天縱之圣”，還是澤被后世的“萬世師表”？《論語》二十篇，他是一個失意的理想主義者，還是一個真正的世間智者？……
5月17日，鮑鵬山教授繼續在包頭市圖書館“尚書講壇”開講“諸子篇”———孔子之學。
■ 還原真實的孔子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開創了私學先驅，一生從事傳道授業解惑，55歲周游列國，被尊崇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
《史記·孔子世家》中，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圣矣！意即：《詩》上有言道：“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讓人遵循。”雖然我達不到這個境地，但心中總是向往著他。我讀了孔子的書，想見得到他為人的偉大。到魯去的時候，參觀了仲尼的廟堂，以及他遺留下來的車、服、禮器，那些讀書的學生，都還按時到孔子的舊家來演習禮儀。我由衷敬仰、徘徊留戀地不愿離去。自古以來，天下的君王賢人很多，活著時都很榮耀，死了卻什么也沒有了。孔子僅是一個平民，學問家世傳了十幾代，學者們都崇仰他。從天子王侯以下，凡是研討六經道藝的人，都要以孔夫子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孔子可說是至高無上的圣人啊！
在2000多年前司馬遷的時代，孔子已經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000多年后，全世界依然在傳誦孔子的精神和學問。
是歷史加諸于孔子的光環也好，政治為他涂抹的色彩也罷，時光荏苒，孔子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人，或一個圣人，而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的文化傳承。
■ 孔子之學的三重境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之學的第一個層次
———技藝：謀生技能
《史記·孔子世家》詳細記載了孔子的家世生平。孔子出生在魯國陬邑，祖先是宋國人，父親叔梁紇，母親是顏氏的女兒，由于父母年紀相差太大不合當時的禮儀是為“野合”，他們向尼丘祈禱而生孔子，所以取名叫丘，孔子上有一殘疾的兄長，所以字仲尼。孔子幼年喪父，少年喪母，服母喪時，魯國三桓季氏宴請士人，孔子前往，卻被季氏門人陽虎斥退，喪失了“士”的身份。
《史記·孔子世家》寫到孔子貧且賤；《論語·子罕》中，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問子貢：“孔子是圣人嗎？為什么如此多才多藝？”子貢說：“老天本來就要他成為圣人，又要他多才多藝。”孔子聽說后，說：“太宰了解我嗎？我小時候生活艱難，所以會干一些粗活。這些技藝對君子來說算多嗎？一點也不多。”
孔子為什么也會干粗活呢？鮑鵬山教授詳細解釋了周朝時的政治結構：天子、諸侯和大夫都是世襲，而士卻要憑借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出仕獲得社會職位，“士之子恒為士”，否則為庶。
孔子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不“多能鄙事”何以養身？
孔子之學的第二個層次
———知識：謀仕之學
孔子19歲由魯去到祖先之邦的宋國，20歲時又回到魯國，適逢孔子的兒子降生，魯昭公派人送去了一條鯉魚，由此，孔子不僅為唯一的兒子取名孔鯉，字伯魚，魯昭公也以這樣的方式恢復了孔子“士”的身份，并認可孔子的學識六藝，孔子開始入仕為官。孔子做季氏手下的官吏，管理統計準確無誤；又曾做過司職的小吏，使牧養的牲畜繁殖增多。由此出任司空，開始參與國家祭祀。“其后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孔子治政的聲名也遠播諸國，即便在孔子周游列國時，各國國君也是禮遇有加，甚而招致權臣的忌憚。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陳蔡大夫謀曰：“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孔子是否是個“官迷”，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問，因為很多教科書上都寫著孔子仕途坎坷，周游列國是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實際上，通讀《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仕途不僅不坎坷，而且算的上通達。孔子在魯國最高做到主管司法的大司寇。曾一句話褫奪了孔子“士”的身份的陽虎后來成為魯國權臣，為了勸說孔子出仕，曾與孔子對話———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用14年的時間奔波于春秋諸國，尋覓著治世之道。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優秀的農夫善于播種耕耘卻不能保證獲得好收成，優秀的工匠擅長工藝技巧卻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要求。君子能夠修明自己的學說，用法度來規范國家，用道統來治理臣民，但不能保證被世道所容。）
孔子之學的最高層次
———大學：謀道之學
當然，此“大學”非彼大學。
孔子周游列國固然是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理想卻絕不是為官，而是“謀道”。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又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商周時的“道”是“王道”；春秋時的“道”是“霸道”，而孔子理想中的“道”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三十而立。孔子在30歲的時候開始興辦私學，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職業教師，相傳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記載孔子與弟子言行的《論語》像血液一樣滲透進中國人的生活。
自己就是教師的鮑鵬山對“師”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長期以來大家對“師”的理解有誤。比如，“溫故而知新，可為師也。”大家普遍熟悉的解釋是“溫習已學的知識，努力擷取新的知識，就可以為人師了”。鮑鵬山教授卻認為“溫故而知新”還有一解：為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傳授的不僅是“這個世界是什么樣子”的知識，更應在學生有困惑時，傳授“這個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引導學生的價值判斷能力，是為傳“道”。
三十而立。孔子立的是價值觀，樹的是精神世界。
《論語》全篇講的是弟子問學于孔子，弟子問的全是價值觀的問題，孔子傳道授業解惑也都是圍繞“價值觀”的問題———什么是理想的人和人生，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什么是理想的社會。“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很多人以為，孔子是儒家的始作俑者，但在孔子之前，中國已經有“儒”，但那時的儒更近似于術士，社會地位低，口碑也不好———“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孔子改變了儒的外在———“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顛覆了儒的內核———使儒“志于仁、志于學、志于道”，最終成為儒的立人之道。孔子也為“士”賦予了新的使命和責任———“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者。”
鮑鵬山教授認為，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源頭和力量，追溯而上、萬流歸宗都是孔子。所以“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郁達夫曾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文化大革命曾以“批林批孔”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現下國學經典的興盛，也是中國人在重新撿拾自己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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