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畢鮑鵬山先生的新作《孔子傳》，我的第一感覺：凡是有閱讀能力，并想了解孔子其人的朋友，都應該讀一讀。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語言平實且蘊含詩意，無論內容、文字，都稱得上美文。學術性強的傳記，要寫成可讀性強的以敘帶論的文章，若沒有運用自如的語文功底與滿腔激情的詩人氣質，是很難出彩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這是《論語》中很有名的一句話，可以看作孔子的“自傳”，寥寥四十個字，概括了孔子一生做學問立志為仁并為之奮斗終身的經歷與得失。作者正是抓住了孔子這簡短的夫子自道，憑借孔子“志于學”、“立”、“不惑”、“知天命”、“耳順”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十五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六個年齡段，根據孔子在這六個年齡段里的活動與作為，結構成文，生動地塑造了一個既是凡人又是圣人的孔子形象。
    在《孔子傳》成書之前，鮑先生已出版了《說孔子》、《孔子是怎樣煉成的》和《〈論語〉導讀》三本學術著作。孔子的行狀與《論語》的內容，鮑先生早已爛熟于心。有這三本書的基礎和進一步研究孔子的感悟，再寫《孔子傳》，水到渠成，新意疊出。
    鮑先生在《孔子傳·后記》中說：“這是一本給普通讀者看的《孔子傳》。”創作時，他特別注意“知識正確”和“價值觀正確”。
    先說“知識正確”。關于孔子系其父叔紇與少女氏“野合”而生一事。得說明，古代“野合”的詞義與當今“野合”的詞義不同。現在“野合”，指在野外的性交行為。古代“野合”，是指不合周禮。當然，也有指私通的。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是指不合周禮，因為中國古代禮儀規定，結婚的合法年齡，男子應在16至64歲之間，女子應在14歲至49歲之間。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與顏徵在時結合時已72歲，不合禮儀，故稱之為“野合”。
    《孔子傳》采用了劉方煒《孔子記》中的說法，認為“郊禖”是商族遺留下來，直到春秋戰國還流行的一種男女郊外野合的婚配風尚。每年仲春（農歷十二月至來年一月）男女去郊外某些地點歡會、野合。鮑先生認為這一解說非常精彩，于是進一步論證：“郊禖”不僅不是私下結合，而是“受命結合”。因為《周禮·地官·媒氏》有云：“中（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出臺“不禁野合”、不野合者須“罰之”的政策，與每年的“春祭”有關。春天是萬物生長的季節，人們此時祭天，祈求五谷豐登、六畜興旺，子孫繁衍、國泰民安。 “野合”而生孔子，是符合禮儀的。
    又如，對“大學”的正名。鮑先生認為，“孔子創辦的私學，可以說是真正的‘大學’。”因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是提高德行，是培善人格，然后服務社會。“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文質彬彬是什么氣質？鮑先生認為：“就是大學教育出來的氣質，一種高雅的、趣味高尚的，光明磊落的氣質！孔子辦學的目標就是‘成人’，就是要讓人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大學培養君子，這就對了。我想當今大學的校長們，心里是有數的。
    我很贊成鮑先生對“君子喩于義，小人喩于利”的解釋。我看過好幾本注釋《論語》的書，大多將這句話解釋成：“君子懂得義，小人只知道利。”鮑先生卻認為：“以義要求君子，以利引導小人”。妙哉。
    再說“價值觀正確”。一部《論語》五百多條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就是五百多條有關是非的價值判斷，不僅告訴我們何是何非，還教導我們如何辨析。例如，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可不可以？”孔子回答，不如“以直報怨”。為什么？因為“以德報怨”與“以德報德”的結果，不管做了好事，或者做了壞事，報答是一樣的：“德”。如是，實際上是打擊好人，慫恿壞人。我國放棄日本侵略的戰爭賠償，是“以德報怨”最典型的例子。結果怎么樣？時至今日，日本政府還不肯承認南京大屠殺，甚至宣揚“侵略未定論”，想方設法否定東京審判。孔子主張“以直報怨”，即用公正來對待仇怨，即使是壞人，也要公正對待，既不特別寬恕，也不過分報復，使其得到應有的處罰。鮑先生認為“以德報怨”是“絕對道德主義”的觀點，所以孔子反對。同樣，對“言必信，行必果”、“天命”、“喪家之犬”、“ 恕”、“忠”等，鮑先生都作了精辟分析，令人信服，特別是“‘忠’會導致專制，導致獨裁，導致對人的奴役”這一論述，入木三分。
    從作品行文角度觀，《孔子傳》言語直白，如同與讀者閑聊，句式短且多排比，還穿插了不少有趣的歷史故事。我想，這正是此書“耐讀”的原因吧。
鮑鵬山先生1963年生于安徽六安，現執于上海開放大學，博導、央視《百家講壇》著名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