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響應著秦孝公的號召，商鞅來到秦國。經過幾番面試，終于獲得信任，準備推行變法。可是秦國保守勢力太強大，既得利益集團太頑固，要變革，先得造變法的輿論。于是，一場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辯論會——事實上是一場高層大論戰，在孝公的宮廷開幕了。
辯論主要是三個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對改革的秦國權貴代表甘龍、杜摯，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擔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經有了立場，商鞅就不算孤獨，事實上還占著優勢。但是，秦孝公作為裁判，不能幫著他辯論，一對二，商鞅應該還是有些吃力。
但沒想到，這次辯論近乎一邊倒，商鞅面對的這兩位秦國貴族理論家，看起來陣營豪華，最終卻被證明，他們不過是魚腩隊，在商鞅面前，他們潰不成軍，被打得滿地找牙。
根據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和劉向《新序·善謀上》的記載，在秦孝公致開幕詞后，個性躁急而胸有成竹的商鞅首先發言：
猶猶豫豫的行為不會成名，猶猶豫豫的事業不會成功。您此前定下的變法理念，施行它，不要懷疑，不要顧忌天下人的議論。何況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謷于民。就像俗語說的：“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與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什么是法？對人民有利的就叫法；什么叫禮？有利于事業的就叫禮。所以，對于圣人來說，只要可以治國，不法其故；只要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看商鞅的這番演講，圣賢語錄、民間俗語、名言警句噴涌而出，平心而論，他還真是一個大演說家，頗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風采。
我們稍微把他的這番演講做一番整理，你會覺得他說的真是有理有據：
第一，做事不能猶豫不決，做人不能優柔寡斷。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議和污蔑，不必在意。
第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所以，人多不是力量，真理才是力量。敢于堅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
第四；大多數人材質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擔事；眼光不能看得遠，胸襟不能容得多。所以，這些人不是我們事業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我們需要抵制的阻力。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眾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決斷。
第六，法也好，禮也好，其本質不在于一些條文和制度，而在于這些條文和制度背后的價值——治國和利民。價值永恒，條文和制度隨時可變。
看了他這六層道理，我們還不得不佩服：說得真好。并且，正如商鞅所說，它們來自于“俗話所說”或古人的名言——也就是說，它們是社會事實的總結，是古老智慧對歷史經驗的概括。因此，他不僅說得有理，還說得有據，并且他這六層道理，環環相扣，層層推進，說得慷慨激昂，富有激情。
在這樣的一番裹挾著名言警句的集束轟炸面前，本來就沒有道德優勢和知識優勢的甘龍、杜摯一下子就被炸得暈頭轉向，只能被動挨打，最后丟盔卸甲，一敗涂地。
我們也一樣，看到這一番宏論，立即佩服得五體投地，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
商鞅贏了。一場由他設計、由他主導的改革在秦國拉開了序幕。
但是，十九年后，商鞅輸了，輸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但是——又一個“但是”——我們今天的歷史教材和一些學者常常這樣告訴我們：雖然商鞅本人失敗了，他的政策卻在秦國取得了成功，秦國終于滅盡六國，一統天下。
那么，秦國滅了六國，到底是誰“成功”了呢？
六國當然失敗了，六國的老百姓從此必須忍受更加殘暴的政權，也失敗了。
但是，秦國人民贏了嗎？他們贏了什么？
結論是：只有嬴氏一姓贏了。
不。我們再稍微耐心一點，只要再等十六年——這點時間對于一個朝代來說一點都不長，對于一個已有五百多年立國歷史的秦國來說，更是一點都不長。
十六年后，嬴氏也輸了。
秦，從秦非子算起，近七百年；從秦襄公算起，有五百多年——幾百年的兢兢而強，幾百年的發憤圖強，幾百年的不息自強，幾百年的好勝爭強，拿強用強——強到最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統天下，唯我獨尊，誰知道最后，竟是瞬間崩潰一敗涂地？
這是一個從來不問人民幸福，只追求國家強大能攻，以滿足貴族集團無厭貪欲的國家。在他們單一目標追求“強大”的歷程中，他們應該聽聽一個思想家冷峻的聲音：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道德經》76）可惜的是，這樣的功利第一工具第一的國家，是不需要思想家的。
一個有數百年歷史，有一百多萬軍隊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王朝，輸給了草根陳勝吳廣，輸給了半文盲項羽劉邦。還輸給了兩千多年的歷史——秦朝滅亡之后，自漢至清，從陸賈賈誼開始，沒有一個有良知的讀書人同情歌頌秦朝，沒有一個朝代的官方意識形態肯定秦朝，甚至，沒有一個野心家、暴君敢于公開聲明自己效仿秦朝。是的，秦朝，幾乎在所有的時間里，被所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拋棄。
結論：商鞅變法，結果是：所有的人都輸了。
為什么？為什么？這是為什么？
我們還是回到原點，來看看，在商鞅振振有詞的演說中，在他這滿是格言警句的“道理”中，有一個東西是貫穿始終的，那就是對一般人智力、德行的蔑視，對他們存在的忽視，對他們意見的藐視，對他們權利的漠視，對他們力量的輕視。
也許，商鞅對一般人德行和智力的這些觀察和結論，符合某些事實甚至基本符合事實，社會現實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印證他所說的話，人類歷史的實踐和經驗也能佐證他的觀點，甚至一個從政者按他所說去做，還真的就能“成功”，但是，他忘了一點：對于政治來說，光有事實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價值；對于一個人來說，光有“成功”是不夠的，還應該有仁義。
人類世界，不僅僅是事物的總和，也不僅僅是事實的總和，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價值。
事實，再加上價值，才構成人類世界。否則，就是動物世界。
價值，才決定人類世界的性質。
在人類世界的構成中，抽掉了價值，就沒用了意義。這樣的世界，不值得我們維護，它也必然崩潰。
是的，我們可以在事實上證明人與人有著地位和相應的影響力、智力和相應的能力、德行和相應的感召力——等等上的千差萬別，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在價值上貶低他們，輕忽他們，歧視甚至剝奪他們。地位、智力和德行上的差異不應該也不能導出權利的差異。何況地位、智力和德行的差異往往恰恰是是由于權利不同造成的，是結果不是原因。所有人都有訴求利益的權力，所有人都應該得到關心，這才是政治的價值，才是政治家的仁義。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在于：有無價值優先之堅持，有無公平正義之理念，有無一視同仁之關心。
政治家必須是思想家。思想家的價值就在于他比一般人更為突出和堅持價值。思想的價值不僅在于思考真相，更在于判斷是非。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就是說，作為一個君子，他應該首先考慮價值問題，否則就是小人。小人喻于利——小人只講得失、成敗、利害。商鞅就是小人。
孔孟老莊這樣的人，為什么在先秦諸子中脫穎而出，超越商鞅這些“事功”突出的人，獲得了后世更多的推崇和關注？
拆穿了說，從事實判斷的角度說，孔孟老莊豈能不知在教育不能普及的那個時代，普通的、沒有受教育的廣大民眾在智識上、德行上與精英階層的巨大落差？他們豈能不知，在政權不能開放的那個時代，普通的、沒有政治參與機會得不到從政操練的廣大民眾在政治能力和政治理想上的懵懂無知？對此，他們默許甚至認可、維持現有的等級秩序（這是歷史的不可超越性），但是，從價值判斷的角度，他們同時認可人在終極意義上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是值得關愛和尊重的，他們從來不會鼓吹漠視普通人對幸福的追求，不會輕視普通民眾的力量，從來不會鼓吹為了所謂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個體的利益，儒家宣稱：“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這是政治良知；道家則宣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這是小民自保。政治而能有此良知，小民而能如此自保，這世界，才是人的世界，而不是地獄！
在商鞅對普通民眾的藐視、漠視、歧視里，暗含著他自己未來的命運，暗含著在他的理念下成長壯大的秦國、秦王朝的命運。
是的，他從來不在乎人民的幸福，他只追求國家的強大。抹殺個體以統一意志，殘害百姓以成就一姓，他成功了，在他的理念指引之下的秦國，果然強大到滅了六國，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強國——但是，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商鞅真該聽聽這樣的聲音：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道德經》30）而那最初揭竿而起者，正是陳勝吳廣及其手下的戍卒，一群被商鞅蔑視、漠視、歧視、無視，看起來任人虐使的小民！
有功利而無道——
這樣的大國，真的大嗎？
這樣的強國，真的強嗎？
有幸的是，作為后來人，這些，我們都看到了。
但是，我們真的明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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