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一次接受一個年輕記者采訪，記者突然說了一句話：“我們大家都知道，孔子就是一個官迷?！蔽覒嵟等?。愕然的是，她如此年輕，怎么會有這樣的觀點；憤怒的是，她怎么用這樣鄙夷不屑的口吻來和我談孔子。稍微冷靜一下后，我直視她的眼睛，告訴她：你一句話有兩個錯誤，知道嗎？
現在是她愕然了。我告訴她：你說“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是雙重的強加于人。首先，你強加給我們一個所謂的“事實”：“孔子是一個官迷”。其次，你還拉來大家一起做你的附議，也就是說，你不僅自己認為“孔子是一個官迷”，而且你還認定所有人都這樣認為，從而造成一種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效果：“孔子是一個官迷”于是成了一個人人承認并皆知的事實。那么，我告訴你：第一，也許你這么認為，但并不是“我們大家都”這么認為，比如，我就不這么認為。第二，“孔子是一個官迷”不是事實。
事實是什么呢？
首先，“我們”——從司馬遷到今天的諸多孔子研究者——都知道孔子大約在20歲時就已經開始“仕”——也就是做官了。那一年孔子生子，魯昭公給他送了一條大鯉魚表示祝賀。聯系到三年前孔子赴季氏家宴被陽貨趕出，我們說，孔子的“士”的身份隨著這條鯉魚被送回來了。還不僅如此。魯昭公這樣的抬舉，表明這個20歲的年輕人出類拔萃，被上層社會認可。所以，接下來，順理成章地，他就去季氏家里做家臣了。家臣就是官啊。因為，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這個“家”，不是我們今天的人人有家的家，而是指一個世襲了很多特權和政治地位的“家族”，從某種意義上說，“家”就是“官府”，季氏當時是執政，他的“家”，就相當于魯國的“政務院”，陽貨這樣的首席家臣，實際上就是“政務院辦公廳主任”。那么，孔子去季氏“家”做“家臣”，也就相當于去魯國的政務院做公務員了。
孔子在季氏的政務院至少做了兩任官：委吏和乘田，而且做得不錯，很有政績?！翱鬃訃L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保献印とf章下）到最后，甚至可能還做過管理祭祀、禮儀方面的較高級別的官，可以入太廟，可以參與會見國賓。這樣一直到30歲左右。
按說，孔子在政務院一做十年，要政績有政績，要資歷有資歷，要人緣有人緣（他個性好，溫良恭儉讓），等待他的，就是升遷?？墒蔷驮谶@樣的關鍵時刻，十五歲就“志于學”的他，為了自己的“學”，也為了輔助別人的學，為了自己“明明德”，也為了“親民”（朱熹解釋為新民——也就是教導人民），他突然辭職了，租幾間民房，招幾個學生，做私立學校的校長兼老師了。
放棄高官（至少是做高官的前景），厚祿（此時他的收入一定遠遠高于他辦學的那點學費），去從事私人教育，我們見過這樣的“官迷”嗎？
從此以后，一直到50歲，20多年的時間里，孔子就安心地在他的學校里，和學生們在一起，“小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切磋，琢磨，討論仁，討論義，討論政治，討論成人，討論君子小人，討論出處窮通。心無旁騖，任從時光流逝，花落水流，青春不再，暮年到來。我們見過這樣的官迷嗎？
此時，魯國的政治狀況愈加令人擔憂：一天天衰落下去的國運，強敵環伺；一天天混亂下去的政局，賊臣弄權。這時，孔子出山，挽救國家，已成朝野的一致吁求。于是，有貴族責怪孔子：“子奚不為政？”——你為什么不出來從政？孔子一笑，說：“《尚書》上說：‘孝呀，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把這種風氣推廣到政治上去’，這也就是從事政治呀，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從事政治呢？”
有弟子子貢的旁敲側擊：“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有一塊美玉在這里，是把它放入柜子里收藏起來呢？還是找一個識貨的商人賣掉它呢？”孔子敷衍道：“賣它吧！賣它吧！我正等著識貨的商人哩。”
甚至，最為可笑的一幕出現了：那個曾經把17歲的孔子從季氏家宴中趕出來的陽貨，此時挾持了魯定公、季桓子從而把持了魯國大權，他也逼著孔子出來做官，還上演了一出“送禮逼人回訪”，威逼孔子做官的活報劇。
他先放出風聲，想讓孔子去見他。但孔子裝著不知道，不去見。他沒辦法，便乘孔子不在家，送給孔子一只蒸熟的小豬。按那時的規矩，大夫給士送禮物，如果士不在家，沒能在家里接受，就要回拜大夫。他就要用一只蒸熟的小豬來換得孔子的回拜。他精于算計，孔子也不傻，孔子也打聽到他不在家，才假裝去拜見。可不巧得很——也可以說是巧的很——孔子在路上遇到了陽貨！
陽貨此時權勢炫赫，說話的口氣也沖：“過來！我對你說！”——“一個人收藏自己的才能而聽任國家混亂，那叫仁嗎？”——道理很正派，孔子無奈，只好說：“不可。”——“那么，本來喜歡從政卻屢次錯過機會。能叫智嗎？”——理由也對?？鬃又缓糜只卮穑骸安豢??！薄澳悄氵€等什么？”陽貨這時已是圖窮匕首現了：你還不快到我這兒來報到！孔子只好虛與周旋：“好吧，我準備去。”
這一段對話，陽貨一心要逼孔子出來做官，他的每一句話都咄咄逼人，而孔子的每一句話都是在敷衍。一個急切而帶威逼色彩；一個懶洋洋很無奈，卻又不能公開絕裂。陽貨極剛，孔子極柔，極剛遇極柔，竟讓陽貨的拔山之力無處施放?？鬃記]有冒犯他，沒有拒絕他，但也沒有答應他。到最后，陽貨只能悻悻而退，而孔子則施施（音yī）而還。
我們見過這樣的官迷嗎？
不久，陽貨倒臺，魯國經歷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動蕩之后，急需有人來收拾殘局，收拾人心。這時，孔子出山了。從51歲到55歲，四年時間，孔子從鄉長做起，一直做到司法部長，公安部長，最后，甚至被季桓子任命為他的助手，相當于政務院副總理！
在那樣的時代，在魯國這樣特殊的國情下，這已經是士人做官的頂點了！
可是，就在官運如此亨通之時，孔子又不干了！他離開魯國，以五十五歲的高齡，坐木輪車，走坎坷路，顛顛簸簸，周游列國去了！
有這樣的“官迷”嗎？
有人會說，不是他不干了，是人家不讓他干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不讓他干的“人家”都是誰。
此時，魯國政壇能夠影響孔子“官運”的，不外乎四個人：
魯定公，季桓子，孟懿子，叔孫武叔。
魯定公特別賞識孔子。他們還有是心照不宣的政治同盟。
季桓子特別信任孔子。不然不會讓孔子作他的助手，而且，做了助手之后，孔子是“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非常融洽。
孟懿子是孔子的學生。
如果說有人不喜歡孔子，那也就是叔孫武叔。
如果孔子是“官迷”，他難道不知道搞定這些人的關系至關重要嗎？或者，他搞不定和這些人的關系嗎？
他做了大夫后，強君抑臣，墮三都，得罪三桓，弄得自己離開祖國，漂泊列國之間，顛沛周游之途，有這樣不會做官的“官迷”嗎？
孔子周游列國14年，去了7個國家，又有人說，孔子是找官做去的。
這在邏輯上就不成立：如果要找官做，他何必離開魯國？在魯國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嗎？
《論語·微子》有這樣一條記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做法官，多次被免職。有人說：“您不可以離開魯國嗎？”柳下惠說：“正直地事奉人君，到哪一國去不會被多次免職？如果為了保住職位而不正直地事奉人君，何必要離開自己的祖國？”
《論語》把這一則編入，豈不是在說孔子？
那么，孔子在列國之間周游時，是否就是沒有做官的機會呢？
孔子離開魯國，第一站就是衛國。根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l人亦致粟六萬。”
這個故事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六萬，即使是六萬斗，也折合72萬斤的粟米，這實在不是一筆小數字，所以，孔子在魯國做官，請原憲做管家，與之粟九百，原憲覺得太多了，要推辭。孔子說：“不要推辭！拿去周濟你的親戚同鄉吧！”這樣的高官厚祿，一旦棄之不顧，實在非一般人能做到，更非“官迷”能做到。
第二，衛靈公毫不猶豫，也給孔子六萬，那不也就是希望孔子在他衛國做官嗎？誰說孔子周游列國，沒有做官的機會呢？要知道，孔子此時，是當時列國之間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禮學專家，門生遍天下，是各國競相爭奪的高端人才??！他離開魯國，有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他把魯國治理得蒸蒸日上，日益強大，使得齊國深感威脅，于是使用反間計，美人計，使得孔子不得不離開魯國。如果我們把列國比作公司，那么，孔子就是最著名最成功的CEO，曾經使一個小公司以小博大以弱勝強業績輝煌，直接威脅到了齊國這樣的大公司。這樣的人，他還怕沒有崗位嗎？
他后來確實一直沒有得到過什么官職，但那不是別人不要他，而是他不要別人。正如他后來對衛國執政大臣孔文子所說的“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他就是一只擇木的良禽，而那些諸侯并非他中意的能夠托身并侍奉的善木。衛靈公在給孔子六萬俸祿之后，就問過孔子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泵魅账煨?。（《論語·衛靈公》）
衛靈公向孔子問軍隊怎樣列陣。孔子回答說：“禮節儀式方面的事，我曾聽說一些；軍隊作戰方面的事，我沒學過?！钡诙?，（孔子）就離開了衛國。
原來，衛靈公此時奉行“先軍政策”，置民生于不顧，只想著發展軍事，到處挑釁。他問孔子戰陣之事，一方面是因為孔子是這方面的專家，在魯國也指揮過一些平叛之類的軍事行動，更重要的是，他是借此試探孔子：你是否贊成我的先軍政策？
孔子當然明白他的用意，如果支持他，就有官做；如果反對，就道不同，不相為謀。但是，孔子這樣的仁德之人，怎么可能支持他的這種涂炭生靈的政策呢？于是孔子明確表態：不支持！
于是，第二天，孔子見衛靈公，衛靈公仰頭看天上的大雁，不看孔子。孔子遂行。
天下有這樣的官迷嗎？
孔子當然不反對做官，也愿意做官，但是，正如他的學生子路所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那是為了推廣道義！
說到“仕”，我們來看看“士”。
我們知道，士在孔子前，只是一個社會階層，而且是一個患得患失的尷尬的階層，儒在孔子前，只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委瑣卑賤的職業。
士而仕本來是士族子弟的唯一正當出路，從這兩個字的造字法可以看出兩者的必然路徑：士族子弟一旦成人，就是仕。“仕”就是“士”的成人形式，所以，偏旁為“立人”。但是，孔子改變了這樣的現實：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痹唬骸案已云浯?？”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痹唬骸敖裰畯恼吆稳纾俊弊釉唬骸班?！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
在這段話里，我們驚訝地發現：從政之人，仕，反而不是士。士的基本特征是一種品格，而不是一種身份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言，士本來就是一種社會階層的稱謂，這明白無疑，本來無須發問，就如我們今天無須問“何為公務員”“何為農民工”一樣。但子貢為什么要對一個本來明白無疑的問題發問？這問本身，就說明了，孔子已經在對士進行重新塑造，賦予士新的內涵，子貢此問，問的就是孔子所要求于士的新內涵，新品質。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也有此一問：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保ā蹲勇菲罚?
子貢是個外交人才，所以孔子特別提到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性格剛直粗野，所以孔子特別囑咐他要搞好朋友和兄弟之間的關系。可見，孔子是在塑造士的品格?？鬃铀k的私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學”——大人之學。在這樣的“大學”里，他超越了知識和技術的“小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加入了培養情懷、眼界、胸襟的“大六藝”：《詩》《書》《易》《禮》《樂》《春秋》。
我們看《論語》，孔子和弟子們討論的，幾乎沒有專業，沒有知識，更沒有技術，有的是什么？是有關價值的討論！唯有一個學生問他技術問題，被他罵回去了，那就是樊遲學稼：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闭垖W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篇》）
孔子這三句話牽涉到三個詞：禮，義，信。這不是知識，更不是技術，而是——價值！
經過孔子的重新改造，儒士的面貌煥然一新：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討n道不憂貧?！保ā缎l靈公篇》）
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保ā独锶势罚?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篇》）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篇》）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保ā稇梿柶罚?
從此，“士”的人生目標不再是“仕”，而是承擔價值：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泰伯篇》）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保ā队阂财罚?
故而，孔子“君子不器”的主張，就是對傳統儒和士的否定，是新興儒和士的道德宣言。錢穆先生亦指出：“惟自孔子以后，而儒業始大變。……惟孔子欲其弟子為道義儒，勿僅為職業儒?！?
所以，孔子不但不是“讀書做官”傳統的開創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傳統的終結者。無論是“學而優則仕”還是“仕而優則學”，士的核心使命和定位都是“學”，而不再是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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