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孔子了解不深的人，往往以為孔子是極端忠君思想的提倡者。事實呢，恰恰相反。 首先，“忠”這個字，在《論語》里，就并不包含后世的那個愚忠的意思。 《論語》中，涉及到“忠”的，有以下16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張書諸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涉及到“忠”的這16則，主要是兩個意思：一是指對朋友或一般人際交往之間的誠信和盡責；一是指在政府機關任職時忠于職守。最讓人懷疑是否有“忠君”嫌疑的是季康子問和定公問兩則，但是，這兩則實際上仍然指的是忠于職守。如，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忠事君，不是忠君，而是指以忠于職守的行為和態度來侍奉國君，與直接的忠于君主本人的行為不同。 我們看看《孟子·滕文公下》的一則記載：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齊景公打獵，用旌旗招喚虞人（獵場管理員），虞人不來，齊景公就要殺他。為什么這個虞人不應招呢？因為古代君王打獵時有所召喚，要用特定的東西召喚特定身份的人，旌旗是召喚大夫的，弓是召喚士的，皮冠才是召喚虞人的。這個虞人因為齊景公不按禮的規定召喚他，他就堅持不應招，甚至為此不怕棄尸山溝，不怕掉腦袋。如此堅持職守，孔子很欣賞他。 這個故事很好地詮釋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理念，顯然，這個虞人的行為，和我們后世理解的“忠君”完全不同，而孔子所贊賞和鼓吹的，乃是這樣的“忠”。這樣的“忠”，其實乃是指“忠于原則”。 《韓非子·二柄》中也有一個故事，可以看成是先秦人對職守的近乎刻板的遵守：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 韓昭侯喝醉睡著了，管帽子的官吏看見君王有些寒冷，就蓋了一件衣服在君王身上。韓昭侯睡醒以后很高興，問左右的人說：“誰給我蓋的衣服？“左右的人回答說：“是管帽子的官員。“韓昭侯因此既降罪管帽子的官員，又殺了管衣服的官員。降罪管帽子的官員，認為管帽子的官員超越了自己的職權。殺掉管衣服的官員，則是認為這位官員失職。 這就是忠于職守的觀念，與忠于國君本人，不論是非曲直，唯君主的意愿是從，完全不同。 在孔子看來，還不僅要忠于職守。作為一個擔當道義的“士”，當他“仕”的時候，是要“行其義”（子路語）的，一旦自己所行之“義”和君主相沖突，那是要舍君取義的。所以，當子路問如何侍奉君主的時候，孔子正色道：“勿欺也，而犯之。”（１４．２２）——也就是說，告訴他大義所在，然后不惜冒犯他。 這樣的人，才配得上“大臣”的稱謂，否則不過是聊備一員的“具臣”而已。孔子說：“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直言之，一個士與君主的緣分，看道義。道義消失的地方，緣分自然終止。所以說，君臣以義合。如果君不義，那么，臣有兩條路：一是像史魚，直如矢，也尖銳如矢，和君對著干，干死拉倒；一是如蘧伯玉，老子不跟你玩，卷而去之，拜拜了。 事實上，孔子不但沒有臣下無條件忠君的思想，即便是要臣下忠于職守，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你君主首先必須以禮使臣。 還是一個和齊景公有關的故事。 齊景公喜歡聲色犬馬，生活奢靡，經常胡作非為。孔子覺得這個國君做得實在不像國君的樣子，缺少國君應該有的莊重、威嚴，缺少國君應該有的相應的道德品質。 所以，有一次齊景公問孔子：“好的政治應該是怎樣的呢？”孔子給了他八個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對這八個字，不讀書或不求甚解的人總是把它拿來說是孔子強調忠君。其實，即使就字面意思，也非常明白地表現了道德的雙向平等觀念，毫無單向臣服的意思。 這八個字這樣排列，實際上有兩種理解，兩種翻譯： 一種就按照字面來說，國君做得像國君的樣子，臣子做得像臣子的樣子，父親做得像父親的樣子，兒子做得像兒子的樣子。即使這樣理解，也是孔子不偏不倚地在強調雙方的義務、責任和權利。 但是我們知道古漢語往往非常簡略，往往省略了一些承接的關系，所以這樣的句子還可以理解為前后因果關系。如果加上這樣的因果關系，這八個字的意思就是： 首先國君做得像國君的樣子，然后才有資格要求臣子做得像臣子的樣子，國君做好在前，臣子做好在后。 父親首先盡到做父親的責任，然后才能有資格得到子女將來的孝順。 我覺得這樣來理解孔子的話可能更準確一點，因為孔子確實在很多地方一直強調強者的道德，而不強調弱者的道德。他總認為在上者應該先做好，然后才有資格要求下面的人做好。 孔子這話，顯然與他當時的感受有關，孔子明顯的是告誡齊景公做國君要像個國君的樣子—也就是說，他現在實在不像個樣子。 但是，齊景公的理解能力顯然受到他地位的局限——他的屁股決定了他的腦袋——他想到的君君，大概是作威作福，臣臣，當然是服服帖帖。于是，他高興得眉開眼笑：“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糟糕的是，現在很多人讀《論語》，理解能力和齊景公一樣。 孔子還有一個“七教”理論。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敬老，下面才孝；上面尊長，下面才悌；上面散財樂施，下面才寬厚待人；上面親近賢才，下面才選擇良友；上面愛好德行，下面才不隱瞞實情；上面厭惡貪腐，下面才恥于爭奪；上面廉潔謙讓，下面才講究節操。 一切都取決于上面！ 所以，孔子下面接著說： 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孔子家語·王言解》） 上面的人是人民的表率啊！下面好不好，全看上面啊！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孔子晚年時，季康子曾經問孔子一個問題：“我如果把那些無道的人殺了，然后逼著百姓去走正道，怎么樣？” 孔子的回答是：“子為政，焉用殺？” 你搞政治，怎么會用得著殺人這種手段呢？“子欲善，而民善矣。”你自己如果做得善，老百姓就會善。 接下來，孔子說出了一個流傳千古的名言：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君子的道德就像風一樣，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樣，風往哪個方向吹，草就往哪個方向倒。所以草往哪個方向倒，責任不在草，而在于風。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怎么樣，道德水平如何，道德風氣如何，責任不在人民，在于統治階級。 有一次，季康子覺得魯國強盜很多，很憂慮，就問孔子怎么辦。孔子的回答是：“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為什么有那么多強盜？是因為你自己骨子里也是這種人！你也貪婪！你也是侵奪他人、侵奪國家的大盜！假如哪一天你自己不強占人民的財產了，那么人民也就自然會變好了，責任還在你身上，不在人民身上。 孔子曾經講過一句話，非常好，可是我們一般的理解,都理解錯了，或者是理解得很膚淺。哪一句話呢？孔子說：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這句話講得好，但是我們一般人怎么理解的呢？很膚淺的理解是：君子講義，小人講利。 好像這句話是孔子對君子的表揚，對小人的批評。甚至作為一種標簽，講利的都是小人，講義的才是君子。 實際上，孔子的原話不是這個意思。 首先，“君子”在這里不是指道德上的好人，而是指地位高的人；“小人”在這里也不是指道德上的壞人，而是指下層人。 “喻于”就是告知、說服的意思。 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對君子，要用義來說服他、要求他；對小人，要用利來引導他、鼓勵他。對君子，告訴他義在哪里；對小人，告訴他利在哪里。以義要求責難君子，以利鼓勵誘導小人。 道德出了問題，責任在哪里？在上層。要和誰講道德？要對誰要求道德？對上層。跟普通老百姓，應該告訴他，利在哪里就可以了。 上層人要承擔道義，下層人要關注權利。 不對普通百姓講仁義道德的大道理，這是一個讀書人的良知。 實際上— 苛上不責下，孔子之政道。 律己而寬人，孔子之友道。 一個人，只要他堅持下層的立場，就不可能是一個什么“忠君”主義者。事實上，孔子本人也不是一個忠君的人，否則他豈能拋棄魯定公而去周游列國，照后來那些頭腦冬烘的儒生的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的觀念，孔子豈止是“貳臣”，他不知侍奉過多少君主，不知是多少臣了。 管仲事公子糾，公子糾被公子小白逼死，管仲轉事公子小白。這樣的“不忠”，連子貢、子路都對管仲有意見，但孔子肯定他，甚至稱他為“仁人”。 是的，孔子只忠于自己的職守，忠于自己的道義，忠于自己的良知。 他要求我們的，告誡我們的，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