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說，義是一種形式，它是根據(jù)人的不同身份，根據(jù)不同的事情來實現(xiàn)仁，所以義是一種形式。所以第一點我們講到義和仁的關系就是這樣一種關系。那么義是形式，仁是內容。 


　　（孔子所講到的仁和義的這種關系聽起來比較抽象，但實際上并不復雜，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通俗地說，仁就是要愛別人，怎么愛呢，就是要通過義來表現(xiàn)，就是根據(jù)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的情況，來推行仁愛。那么在更為具體的操作層面上，義又是通過什么來實現(xiàn)的呢？） 


　　下面第二大點我們來講什么呢？義和禮的關系。那么義和禮是什么關系呢？這里比較復雜了，義和禮應該是這么一種關系，叫做：義是內容，禮是形式。所以孔子說過這種話：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論語》）。那么義是內容，義是內涵，禮是來推行義的，是來實現(xiàn)義的。 


　　那么有這么一個例子，有一次齊國攻打魯國，齊國是大國，是強國，它有時候欺負一些弱國，欺負小國。其中魯國比較弱，它欺負魯國，攻打魯國。魯國向衛(wèi)國求援，衛(wèi)國就派軍隊去打齊國，衛(wèi)國也比較弱，但是它還愿意支援魯國，它這里有唇亡齒寒的意思，支援魯國。那么衛(wèi)國派軍隊，統(tǒng)率是誰呢？孫桓子，去打齊國，可是衛(wèi)國也不強大，所以衛(wèi)國的軍隊一下子被齊國給打敗了，打敗以后，衛(wèi)國的軍隊就撤，齊國的軍隊就追擊，追擊，追擊，衛(wèi)國的軍隊孫桓子這個統(tǒng)率恐怕覺得自己難以逃脫了，因為齊國進軍速度很快，衛(wèi)國撤退的速度比較慢，它的軍隊不行，孫桓子眼看就要逃脫不了了，這個時候，衛(wèi)國地方有一個貴族叫仲叔虞奚，這個仲叔虞奚率領自己的人襲擊了齊國的追兵，一下把齊國給打敗了，打敗了呢，等于挽救了衛(wèi)國的統(tǒng)帥，挽救了衛(wèi)國的軍隊。那么這件事以后，衛(wèi)國的國君就問這個仲叔虞奚，你立了這么大的功，你看你想要什么樣的賞賜？我可以給你土地，給你封邑，那么當時這個仲叔虞奚的意思是說，我不要你的土地，我不要封邑，我不要這些東西，那么你想要什么啊？他說我想要這個東西，要什么啊，我想要諸侯專門用的那個懸掛的樂器，有三個樂器，這三個樂器是諸侯這個級別的人專門用的，懸掛著的樂器，我想要這個，仲叔虞奚他也是個貴族，但是他的貴族身份比較低，他也就是卿大夫，那么衛(wèi)國的國君，他是諸侯，等于這個仲叔虞奚他想要什么？他想要衛(wèi)國國君這個級別的貴族才能夠使用的這個樂器，他還想要什么？他還想要諸侯朝見天子的時候，他所騎的馬的裝飾，這些東西都屬于“器”，這些東西都體現(xiàn)了“禮”，體現(xiàn)了等級。你那個樂器，按等級來說諸侯才能使，你這個馬的這些裝飾，按等級來說也是諸侯才能使，那么這個仲叔虞奚他想要這個東西，所以實際上，仲叔虞奚的這種做法，就是說他想怎么樣，越禮，想超載禮，土地我可以不要，封邑這些東西我都可以不要，我現(xiàn)在想超越禮節(jié)，我現(xiàn)在想從禮節(jié)上有所超越，我想享受諸侯王才能享受的待遇，比如樂器，比如馬的這種裝飾，那么當時衛(wèi)國的國君竟然答應他了，因為他立功立得比較大，竟然答應他了。那么對這件事情，孔子進行了非議，孔子進行了批評。那么孔子認為：“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論語》）。名分和器物，這些都是體現(xiàn)禮的，都是體現(xiàn)等級的，這些東西不能隨便給人家，不能隨便答應人家。孔子的意思是說，土地可以多給他，別的東西賞賜可以多給，比如多給土地，但是等級、制度、規(guī)范這些東西不能違反，違反這個東西不符合義，不能違反。所以違反了禮，你等于破壞了禮，破壞了禮，你就破壞了禮背后的內容－－義，義就被你破壞了。 


　　（孔子認為：守禮才能體現(xiàn)義，才能體現(xiàn)仁愛思想，可是如果講義的時候涉及到利益沖突，一方面有金錢可以賺卻違背良知，一方面講了仁愛卻失去了實惠，在這種情況下，利益和道義發(fā)生了沖突，這該怎么辦呢？我們來看看孔子是怎么認為的。） 


　　第三我要講什么呢？義與利的關系。利益、有利、沒有利，那么孔子說得很清楚：“見利思義，見得思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這個孔子是非常明確的，我們不能為了一些利而放棄義，放棄道德，這是不可以的。 


《左傳》里有這么一個故事，什么故事呢？（宋穆公義不傳子）宋國，宋穆公病重了，那么當時宋穆公是君主，應該說在指定繼承人這一方面，在確定繼承人這一方面，他是有權力的，而且他有一定的威信，底下的大臣也擁護他，那么當時他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他讓自己的兒子來繼承，這是一個選擇；另一個選擇呢，他不讓自己的兒子來繼承，也是應該的。為什么呢？因為宋穆公并不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了宋國的君位，從誰那兒呢？從他的哥哥那兒繼承的君位，他哥哥是宋宣公，當初宋宣公臨死前，當時宋宣公的兒子年幼，還不能夠當君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他也可以立自己的兒子，他也可以立別人，那么當時宋宣公怎么樣，他沒有立自己的兒子，他立了誰呢？他立了自己的弟弟，立了宋穆公，所以宋穆公認為從道義上講，那么現(xiàn)在他（要）死了，他不應該把這個君位給他的兒子，他應該給他哥哥的兒子，也就是說給他的侄子，這才符合道義。當初自己的哥哥沒有給自己的兒子，而是把君位給他了，那么作為他呢，他死了以后，這時候宋宣公（的兒子），也就是他哥哥的兒子，就是他的侄子，現(xiàn)在也大了，應該把這個位子還還給他哥哥那一支，也就是說給他哥哥的兒子。可是當時，他如果立自己的兒子也是可以的，沒有什么不可以，底下的很多大臣也同意，也贊成，而且他本人當時也有這個權力，因為他就是君，現(xiàn)官現(xiàn)管，現(xiàn)在他是君，他哥哥已經不在人世了，已經不在了，他完全可以立自己的兒子。那么這里有一個利和義的問題，比如從另一個角度講，他可以啊，我現(xiàn)在是君主啊，一些大臣也支持我的時候，我就立我的就完了，但是這個時候宋穆公他想到的是道義，他想到的是義，所以他跟那些大臣講述了，提出了什么呢？還是立我哥哥的兒子，立宋宣公的兒子，他認為這個符合義。如果我不這么做的話，我就不符合義了，我不符合義，我怎么見我死去的哥哥。所以這里有一個利義之爭，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宋穆公他選擇了什么？選擇了義，并沒有選擇利。他也完全可以選擇自己的利益，但他沒有選擇利，他選擇了義，那么這就是義和利益的關系。兩得相互沖突的時候，當然盡量統(tǒng)一，儒家是講究盡量統(tǒng)一。孔子說過：“富貴如可得，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就是我要能夠富貴的話，能夠得到好處，能夠發(fā)財致富的話，我就是給人家趕車，執(zhí)鞭之士，就是給人趕車，我去當給人家趕車的，我也干啊。我當然想富貴，君子愛財嘛，但是孔子又說：“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就是富貴如可求，我去干，讓我當執(zhí)鞭之士，我也干，如不可求，不可求是什么意思，不符合義，不符合道德，那么不符合道德去讓我求富貴，那我不干，我不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那么由以上這三點：義與仁，義與禮，義與利。我們可以看到，義呢，它是一種道德，它是最高道德的一種形式，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由仁這個最高的道德，通過具體的器物來實現(xiàn)，中間有很多環(huán)節(jié)，義是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仁、義、禮、器物，在這些環(huán)節(jié)中，不能缺少義，如果缺少義的話，那么仁具體實現(xiàn)，通過器來實現(xiàn)，那么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就要被阻斷，所以這是不能夠被阻斷的，義是中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在我們平常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