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2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匯率結束了漫長的升值過程，出現了連續貶值的態勢。這是一次央行成功干預外匯市場的結果。它的意義在于以下幾點：一是打破單邊升值的勢頭，遏制全球流動性寬松和低息貨幣政策所引起的大量熱錢的流入，從而釋放出虛擬經濟部門“錢多”所引發的資產泡沫的壓力。很多前期靠人民幣升值套利的炒家，這次損失慘重。二是巧妙利用了國際大環境中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欲將退出的市場情緒，引導了人民幣的投機和投資需求轉向，從而緩解了市場人民幣流動性緊張的壓力。三是有利于中國企業“兩條腿”走路的戰略實施，即在滿足國內日益復蘇的消費需求同時，也可以把我們龐大的產能，再度利用我們的國際競爭力，釋放到海外市場上。只要我們在這個時候能夠有效引導出口企業的升級發展，并提升我們的行政效率，抓住這次人民幣匯率掉頭向下的絕好機會，中國的全球化紅利將會從市場份額和技術含量所反映出來的貿易結構的雙向渠道中獲得。因此，短期的人民幣貶值對目前中國經濟的改革深入和遏制泡沫問題上是利大于弊。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市場過度反應和投機資本落袋為安所造成的人民幣單邊大跌的可能性。它的害處在于：一是會引發今天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缺乏信心的資本大量流出，而且也會連帶出羊群效應。尤其是今天中國很多地區正在推動金融業務的進一步開放工作，國家相關決策部門也在思考通過價格管制的放松和市場的開放來倒逼金融機構的業務轉型和創新能力的改善，但是，它帶來的良性結果需要時間的磨練，而相反另一面，投機資本卻在其中有利可圖，利用不斷開放的環境，進行低成本的套利活動，和落袋為安所帶來的資本逃避的動蕩局面。二是它可能影響市場的預期方向，導致企業的投資和個人的消費行為都將落入疲軟的狀態，把已經活力不足的經濟活動帶入更為嚴重的通縮狀態。三是給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造成了不小的麻煩。如果對沖不及時，很有可能觸發中國樓市和影子銀行資金鏈斷裂的問題，從而影響到中國金融體系全局的穩定性。
所以，就目前而言，由于我國的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資本流出的交易成本依然很大，而且，近期人民幣匯率的貶值的過程并沒有帶來大量資本逃避的現象。盡管外匯占款不斷減少，人民幣的貶值還是可以把它放在一個雙向波動的框架中考慮，沒有必要向上調整人民幣利率或向下調整外幣離岸的利率，以確保放慢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幅度。因為如果央行一旦干預人民幣貶值的幅度，就可能將釋放出人民幣匯率市場已經形成了系統性的市場風險的不利信號，從而會造成更大的拋盤壓力。讓央行被動地去干預市場以確保幣值波動限制在2%的區間內。這不僅效果不好，反而會增加和市場形成對手盤所帶來的巨大成本。我們現在唯一要做的是強調人民幣的貶值是匯率機制市場化所形成的雙向波動的格局，從而讓市場形成貶值后還會有升值的行情預期——這種不確定性的增加有利于投機資本的減少，它也給實體經濟的發展騰出了寶貴的資金供給的空間。
當然，也應該抓住這次雙向波動的機制改革時機，進一步推動人民幣避險的金融工具，以提升我國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業務能力。同時，利用上海自貿區等開放平臺，鼓勵企業走出去，避開匯率波動的市場風險，去把擅長的制造業繼續做大做強做精！這是必然要走的一步國際化戰略的棋子，就怕陸陸續續跨國企業的全球布局重新調整，整體供應鏈外移完成的時候，我們再考慮中國企業軍團的海外戰略，那就太遲了。不管怎么樣，制造業的外移是遲早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在這個時候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服務業和金融業以及靠不斷提升的研發能力去打造中國的研發高地，那么，很有可能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會影響到我們實體經濟的生存空間，從而出現即使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利于我們增加出口的局面，也會因為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使得我們的貿易順差不僅不增加反而減少的怪相，今天日本就是這樣的局面。而且，短時間外資的流入還會掩蓋我們貿易逆差擴大的風險，直到將來外部沖擊到來時，我們才意識到像97年東亞和2010年的歐洲那樣引發的對外債務危機的嚴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