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微博]“財經前沿論壇”在昆明舉辦，著名經濟學家孫立堅教授以“宏觀經濟形勢和自貿區建設對地方城市的影響”為題發表演講。講座圍繞國家宏觀經濟形勢、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概況、目標、意義與挑戰展開了講座，并針對現存挑戰提出三點要求。云南財經大學商學院黨委書記納鵬杰教授擔綱學術主持。講座吸引到150余名當地的企事業單位高管及企業家參加，獲得廣泛好評。

“走向金融開放的時候，至少在亞洲，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拿來我們模仿。”

講座伊始，孫立堅教授分析了當前國家經濟形勢及上海自貿區建設的大環境。孫教授指出，總理把上海作為一個試驗田去發展，上海自貿區是一個學習、調整的過程。面對當前壓抑的中國經濟體系，“928”上海自貿區掛牌的意義在于能不能通過這樣一個平臺，使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目前，上海自貿區發展沒有樣本可以參照，前進步伐較慢。除了搞貿易以外，還搞高標準的投資，其標準不低于美國現存的TPP模式。上海自貿區的高標準要求上海花大量的精力來學習。面對這樣的現狀，孫教授分析了當前自貿區建立可能存在的風險，即自貿區內外的兩種金融方式會引起洼地效應，這讓我們的很多企業都會放下做試驗的興趣，立刻利用這種洼地效應進入上海自貿區，賺快錢，賺高風險、高收益的錢。為了規避風險，上海要爭取各部委的支持，極力發揮其金融優勢，為實體經濟服務。

“要完成高標準的投資，依靠成本優勢的企業在上海自貿區是活不下來的。”

孫教授進一步指出，高度依賴房地產的產業過于集中，致使我們國家分散風險、化解外部惡劣環境對中國經濟環境沖擊的能力慢慢減弱。今天中國的老百姓更關注投資理財，擁有投資的沖動，而不能以自己的消費幫助我們的企業化解利潤上不去、產能過剩的問題，尤其是在先富起來的沿海城市。這也讓互聯網行業在實體經濟的投資層面、消費層面無所作為，而要通過金融層面來尋找自己的客戶群。資金分散，國家也擔憂大量存款的流失。一旦股票市場的價格反彈，很多市場很難在企業產能過剩的格局下生存，從而導致大量資金外流。同時，電商紛紛發展淘金平臺，需要做規范化的監管。面臨錯綜復雜的環境，要選好方向，穩中求進，中國的問題不是錢不夠，而是方向存在問題。資金的去向問題也是中國怎么樣營造實體經濟發展空間的問題，也是怎么樣發揮民工荒、無法就業的大學生的創新精神的問題，這問題的本質在于當前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如果我們的結構性調整出現好轉，大學生的就業該是好轉的，但是我們今天還無法給大學生付出高昂的成本來提供發展的平臺。要做出合理的結構性調整、完成高標準的投資，我們不再強調制造業的貿易，而是提倡服務業的貿易。同時，中國需要在國內外，不斷挖掘靠自己的本領發展的企業。

針對想利用自貿區洼地效應賺快錢的企業，央行作為最后的監管者，推行自貿區特殊賬戶管理方案，抑制了“壞”企業的賺快錢的空間。但是自貿區也希望政府能給上海更多的金融發展空間，只是針對上海和國家間的這一問題，至今還沒有達成共識。其原因在于不確定性太大，沒有人能擔保中國上海的發展沒有任何的問題并能夠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現在自貿區準入放寬，但是國家監管的難度大了，步伐也慢了。如果企業還是把成本優勢作為命根子，即使還有洼地效應，但是錯綜復雜的環境，也難以立足。因此，企業必須進行經濟轉型發展。如果上海做不到，那么機會便會轉移至北京、天津及其他沿海城市，上海很怕失去這樣的機會。

孫教授以當前“余額寶熱”與外匯套利為例，指出當前供給過剩帶來的風險。如今產能過剩，我們的企業家發現中國老百姓的錢都用于解決溫飽，并沒有用于金融投資領域。金融投資領領域的高成本要求的高回報，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平臺，又繼續在金融領域滾動高收益的回報，導致與實體經濟脫節。投資者發現實體經濟不如套人民幣外匯有利可圖，同時政府穩重的調整給這些套匯的人帶來保險，致使人民幣需求不斷旺盛，其價格的上升，讓我們的實體經濟更加難堪。股票市場供給過剩，導致CPI、PPI上不去以及產品賣不出去。

“現在為什么要搞這么多的經濟帶，就是為了發揮自己的特長，而不是看著別人的金飯碗。”

“中央就害怕地方政府復制上海，現在為什么要搞這么多的經濟帶，就是為了發揮自己的特長，而不是看著別人的金飯碗。希望這一屆的領導不要在搞同質化的競爭。”孫立堅教授進一步指出，同質化的競爭根本走不通，關鍵還在于尋找屬于自己的金飯碗。“現在國家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經濟帶就是希望能夠盤活當地的發展。不要靠一部分的地方利用了資源的優勢(金飯碗)而欣喜，國家希望機會是平等的。”只有利用經濟帶、集群效應、規模效應，不同的“金飯碗”才能創造奇跡。

孫立堅教授解釋自貿區四大內涵為：轉型發展(高要求的“自貿區”)、國家戰略(中國首當其沖)、破舊立新(試驗意味著任務艱巨)、以點帶面(上海的比較優勢)。同時，他闡述了沿海地區走成本路線的風險以及云南在此方面的優勢，“上海自貿區像經濟特區，自貿區不是貿易為主，而發達國家的自貿區也有洼地效應，也有保稅功能，和中國不一樣，中國不可能靠成本的優勢而發展，走在世界的舞臺上不可能讓上海自貿區走成本路線，不希望全國洼地效應。而云南還有成本優勢。”

“中國也應該推行自己的規則，不能再做產業金融，而是財富金融、高端金融。”國家要求上海做轉型發展，自貿區正從事的事業類似于美國TPP正在做的事情。中國建立自己的TPP卻并無改變游戲規則的主動權。美國強行要求中國和外國談判，進行負面清單管理。“政府的角色正在轉變，通過一些扶持，讓好企業淘汰壞企業即惡性競爭的企業，繼而騰出資源養育優質企業，而不是印鈔票來供養所有人。”要完成這一步，還需企業家們做好準備。同時，中國承擔了很多強國的責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強國權利。面對此境況，孫教授指出，這些權利的獲得需要靠我們送到國際上的企業軍團。“美國到世界各地推銷自己的游戲規則，TPP游戲規則和美國產業的競爭規則一一對應，中國也應該推行自己的規則。”中國企業進入跨國企業的時代，需要靠戰斗力來取勝，而不是用體力勞動和成本優勢來浪費自己的資源。我們的企業軍團去海外賺錢，不單是賺勞動力的錢，而是賺知識的錢、智力的錢。我們需要把大學生、華僑調動起來，賺智慧的錢、國際的錢。

隨后，孫立堅教授圍繞上海自貿區的三大目標(成本標準、環保標準、知識產權標準)、三大意義以及金融開放所面臨的三大挑戰(要素價格超低效應與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擴大與利益沖突、監管漏洞與金融危機)進行透徹分析，表明上海自貿區肩負國家創新驅動的戰略重任，指出“負面清單管理”和“開放倒逼改革”的深刻意義以及八大金融模式和周邊城市轉型發展的契機。“中國不能再做產業金融，而是財富金融，高端金融。”

“大國戰略設定對自身有利的規則，我們可以設立一個中性規則。”

面對我國目前優、劣質企業捆綁擔保的現狀，孫教授認為國家應該給予政策解讀，指導下層執行，而不是各層找到利己的政策部分夸大執行，最后達不到預期效果，致使國家收回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上海自貿區應該把政策做實，讓年輕企業進入，把經濟做大、做實。負面清單管理機制給中國金融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它倒逼改革、催生創新，但同時也孕育著到現在為止我們未知的風險。借鑒別人的經驗，分析中國的國情，從而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的開放與發展道路，是今天參與上海自貿區實踐的所有企業、機構和監管部門都應該肩負的歷史使命。為了政策服務效應的改革，政府必須退出，讓企業進入，實行優勝劣汰，而不是集體失敗。國家對違約率提高的容忍度提升了，這恰好反映了優勝劣汰，對優質企業的發展大有裨益。“上海自貿區的大國發展道路，政府須退出市場主管，這是在經濟的舞臺上做政治改革。”“各個部門要配合上海自貿區的發展要求。” 接下來的主要戰場是監管，政府要判斷企業的好壞，通過優勝劣汰來清場企業。

其次，孫教授列舉了美國在要素價格超效應與產業空心化兩方面的問題。他指出，產業空心化不利于經濟發展，而上海邁步小正是基于這樣的經驗。“被寵壞的孩子沒有競爭力，只有經歷過痛苦，才會有經驗。” 危機來自于不知道漏洞在哪里，所以我們不能夠全部放開。銀行出現錢荒，實體經濟不景氣，只能是做金融。但我們也會因此付出相應的代價，譬如就業問題、環境問題等。

“做各自的特色產業，形成互補產業鏈，互相合作，促進發展。”

孫立堅教授對上海自貿區的發展提出三點建議，希望上海能集中優勢兵力做好自身經濟。同時，要求上海的企業走出去，上海要和全國包容，和地方搞好關系，和地方合作，形成互補結構。講座最后，孫教授對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形勢對上海自貿區發展現狀及未來走向影響的深刻剖析，引發了在座學員的深入思考及與孫教授的積極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