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朔

　　5月19日，有一條在媒體圈被刷屏的新聞——“澎湃CEO邱兵確認離職，將率多名骨干‘出走’投身視頻創業，傳黎瑞剛注資5億占70%”——一陣有，一陣又不見了。

　　注資多少占比多少，我沒有核實。但我知道，離職是真的。繼《東方早報》和澎湃新聞之后，邱兵開始他的第三次創業，時年四十有八。他的團隊正在集結，先頭部隊已經投入研發，黎叔的借款也先行到位，如果天遂人愿，不久的將來，在新聞視頻領域，我們會看到與眾不同的一個新產品，就像澎湃在新聞客戶端所做的那樣。

　　在微信里，我給邱兵發了簡單的四個字：創業成功！今年是我們步入大學校園30周年，那就把你的創業啟航儀式辦成復旦8613入校30年的聚會吧。

　　但有一個同學，一個邱兵最惦記的人，Z同學，估計是不會來的。在邱兵筆下，那段歷史是這樣的：

　　“1986年冬天的時候我們最喜歡擠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叫‘大家沙龍’的酒吧里，抽著劣質香煙談論弗洛伊德和薩特，其實我壓根不知道薩特是法國人還是日本人。我在酒吧里的唯一目的是因為心儀的女孩在那里勤工儉學做服務生，我每天叫上一杯咖啡，忍受著周圍的煙霧繚繞、以及關于政治和人文精神的激烈爭論，等待她在忙碌之余偶爾的一瞥，甚至連一瞥都沒有。……幸運的是，這里每天晚上都循環播放一盤卡帶，叫《最好的Simon & Garfunkel》，有一回買單的時候我充滿哲理地對她講：‘人生就像一場拳賽。’她說：‘我覺得你應該再鍛煉一下你的手臂再上場。’ ”

　　在大家沙龍做服務生的Z同學是邱兵——那個時候他的外號叫丘八——心目中的林黛玉，一個秀氣纖細的上海姑娘。她畢業后不久去了美國，從此再無音訊，即使在互聯網時代，同學們也沒有能幫邱兵找到過她。

　　“1990年大學畢業后我留在上海做媒體。在這座后來被稱為魔都的城市里我繼續聽著《The boxer》開始了拳擊生涯，直拳、擺拳、鉤拳、上鉤拳，不一而足，遺憾的是輸多勝少。……我對面的拳手永遠都是同樣的一個，一個名叫‘現實’的壯漢。……2014年我們把The Paper-澎湃新聞推上線時，感覺裁判已經數到‘9’了，這群傳統媒體人又晃晃悠悠站了起來，說：‘我還行。還能打。還能發聲。’ ”

　　這段回憶，看得出澎湃新聞對邱兵的意義，也看得出他內心深處對新聞的堅持。邱兵是家中的老小，1986年的夏天，當他離開重慶巴縣的山路，在朝天門碼頭和他的母親告別時，他說：“我要當一個好記者。”這種氣質一直都存在，但它是在《東方早報》的某個時點上才被極大地觸發，從此綻放，而且再也放不下。以我的理解，這個時點是2008年9月11日，一個叫簡光洲的記者采寫的《甘肅14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在《東方早報》發表，這是國內第一篇明確點出“三鹿”名字的報道。當晚，“三鹿”發布召回聲明。

　　邱兵下決心刊登簡光洲的報道是不容易的。不僅是因為當時三鹿奶粉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差不多有18%，是“神七”航天員的指定專用奶，更是因為在以規范平穩著稱的上海媒體界，跨地區的輿論監督報道是不多的，能震動全國的監督報道更少。但正如《新聞記者》雜志副總編劉鵬的評價：“如果沒有這篇報道，三聚氰胺奶粉問題最終肯定也會被公之于眾，因為真相不可能永遠被掩藏。然而，遲到的曝光、遲來的正義，可能會讓更多嬰兒受到傷害，這也是《東方早報》‘三鹿報道’的意義所在。”

　　形勢比人強。市場從來都是最好的老師。在報道三聚氰胺奶粉問題之后，《東方早報》真正找到了“魂”，一種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的來源。澎湃新聞上線時所作的關于周永康案的深度報道，不過是這種氣質和邏輯的延伸而已。

　　我們這一代的媒體人，1980年代進大學的媒體人，拜時代的因緣際會之所賜，有不少進入到所謂“市場化媒體”——其實這是一個很含混的概念，大致是說，它們不在原有的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的序列里，而要靠訂閱、零售、廣告等等市場化方式生存與發展，其主要代表是都市報、晚報、財經報，最早的發端是1990年代中期的《華西都市報》、《成都商報》、《南方都市報》等等。在21世紀，這個系列里增添了兩個光榮的名字：北京的《新京報》和上海的《東方早報》。

　　我們這代媒體人也常常會被貼上“理想主義”的標簽，而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們身上可能有某些氣質確實打上了80年代的烙印，但作為年輕學子剛入媒體時，從校對、見習記者和助理編輯做起，更多也只是飯碗和工作，頂多是敬業而已。曾經一紙風行的《南方周末》1984年創刊時更像一張娛樂性報紙，也是在后來才慢慢轉型為社會性報紙，最后是在90年代末成為一張追求“真實、真情、真理”、“正義、愛心、良知”的新聞性報紙。

　　就像《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致辭”中寫到的，“當你面對蒙冤無助的弱者，當你面對專橫跋扈的惡人，當你面對足以影響人們一生的社會不公，你就明白正義需要多少代價，正義需要多少勇氣。”理想主義者不是天生的，也許只是在面對一些真實的報道境遇時，堅持了底線而已。那個底線，不只是媒體報道的底線，也是人的底線。只要經歷過哪怕一次，對如何辦市場化媒體，就通了。

　　《南方都市報》的創辦人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1985級，1993、1994年我給他寫稿時，他還是《南方日報》文藝部“海風”版的編輯，興趣全在文化和體育上。《南方都市報》剛創辦的時候也有很多風花雪月，代表性的報道是戴安娜王妃的車禍悲劇。但是，也有一個時刻，它開始從成功的報紙邁向偉大的報紙。那就是2003年4月25日發表了《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

　　孫志剛案的報道者之一陳鋒是我的老鄉，他那時剛去《南方都市報》不久，報社也剛剛成立深度報道組，他在“西祠胡同”的討論版和一些媒體人聊天時，正好有個孫志剛同學的同學在里面，把線索發在討論版里。“當時大家都覺得這個事情不太好做。我剛到深度報道組，也沒有什么特別好的線索，就把線索報上去。主任說沒有問題，可以去采訪，線索來源是這樣的。”

　　誰都知道涉及公檢法的案件很多，但能做出來很不容易，因為很難深入公檢法控制的場所調查、拿到確鑿證據。陳鋒最后的報道寫得特別克制，開頭是：

　　“孫志剛，男，今年27歲，剛從大學畢業兩年。

　　“2003年3月17日晚10點，他像往常一樣出門去上網。在其后的3天中，他經歷了此前不曾去過的3個地方：廣州黃村街派出所、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和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

　　“這3天，在這3個地方，孫志剛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現在已經不能告訴我們了。3月20日，孫志剛死于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廣州市腦科醫院的江村住院部）。”

　　這篇載入史冊的報道的結尾也特別真實和樸素：　　“孫志剛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同學老師都不勝悲傷，在他們眼中：孫志剛是一個很好的人，很有才華，有些偏激，有些固執。孫的弟弟說，‘他社會經驗不多，就是學習和干工作，比較喜歡講大道理。’

　　“孫志剛的同班同學李小玲說，搞藝術的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孫志剛很有自己的想法，不過遇事愛爭，曾經與她因為一點小事辯論過很久。

　　“孫志剛死亡后，他的父親和弟弟從湖北黃岡窮困的家鄉趕來，翻出了孫生前遺物讓記者看，里面有很多獲獎證書。‘他是我們家鄉出的第一個大學生。’不過，現在孫的家人有點后悔供孫志剛讀大學了，‘如果沒有讀過書，不認死理，也許他也就不會死……’ ”　　這些媒體人是在堅持理想主義嗎？也許他們自己真的沒有想過。他們更多想的是報道會不會有一絲不準確，而被干預，被拿掉。可是，如果面對這樣的題目，這種和人的命運相關的底線問題，也不去觸碰，那還叫市場化媒體嗎？

　　好像是2003年的5月，我到北京出差回廣州的航班上，剛好和《光明日報》報刊管理部的負責人戴自更鄰座，他以前是駐廣東的記者，所以熟識。他說：“天天管別人沒有什么意思，也沒什么好管的，我去找《南方都市報》談談合作，在北京聯合做個大東西。” 那正是孫志剛案的報道影響全國之時。

　　2003年11月11日，“責任感使我們出類拔萃”的發刊詞印在《新京報》的創刊號上：　　“北京這些日子風風雨雨，天空沒有想象中那么澄澈。但是，天安門依然巍峨聳立，長安街依然車水馬龍，香山的紅葉還是如期而至，潭柘寺的鐘聲還是照樣悠揚。時間偉大得無法遏止，該來的總歸要來。新京報一聲嘹亮的啼哭，劃破千年古都的沉靜。歷史開始了。

　　“知識分子的良心，從來就是奠定報業大廈的基石；知識分子的風骨，從來就是支撐報業大廈的脊梁。歷史上的京報如此，新京報也理應如此。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看護，對理性的呼喚，對權力的制衡，對本真的逼近，對美好的追求，對公義的捍衛，對丑惡的鞭撻——這是媒體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也是中國執政黨所倡導的價值，那就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這是全盛時期《南方都市報》的調性。通過合作，它植入了《新京報》的肌體。

　　而《東方早報》，因為在整個籌備期都是和《21世紀經濟報道》合作，所以也植入了“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的基因。那是從《南方周末》延續到《21世紀經濟報道》的基因，“為什么我們總是眼含著淚水，因為我們愛得深沉；為什么我們總是精神抖擻，因為我們愛得深沉；為什么我們總在不斷尋求，因為我們愛得深沉。愛這個國家，還有她的人民，他們善良，他們正直，他們懂得互相關懷。”若干年后，因為三聚氰胺問題的報道，靈魂附體，從此承托起《東方早報》精彩的下半場和澎湃新聞不凡的上半場。

　　邱兵是我們班最幽默的人之一，但是，如果你去看他寫的不多的文章，經常能發現一個關鍵詞，就是淚水。淚流不止。

　　邱兵，你曾經搞不懂他是法國人還是日本人的薩特說過，“報紙和太陽一樣，它們共同的使命就是給人帶來光明。”他還說過，“我們可以做許多白日夢，可以失敗，可以哭泣，光芒萬丈。”我把這話轉給你吧，也轉給我們這一代許許多多求索的靈魂吧。

　　5月20日清晨，我在離家不遠的一條小河邊跑步，一邊跑，一邊帶著耳機聽音樂，是韓紅唱的《那些花兒》。那片笑聲讓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兒，在我生命每個角落靜靜為我開著……他們都老了吧？他們在哪里呀？我們就這樣各自奔天涯……

　　我的眼前出現了許多媒體的身影和媒體人的身影，包括我家鄉的《大河報》。1997年8月25日，當時還叫《大河文化報》，在倒頭條的位置報道了前一天晚上，鄭州發生的一起惡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著被撞傷者狂逃，眾出租車司機懷著滿腔義憤猛追，而肇事者，曾任鄭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長、鄭州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公安分局政委。

　　20年了，有多少媒體和媒體人，在捍衛著我們社會中一些最最基本的底線價值。今天，他們在哪里呢？

　　太陽每天都在升起。太陽照在有夢想者的臉上，也照在每個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