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佛教徒“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是不恰當的。因為這個問題暗喻在某一個地方，也許在一個洞穴之中或者在一個山嶺之上，存在著一個究竟的目的。仿佛我們可以透過追隨圣者，閱讀書籍以及熟悉密教修行，來解開這個秘密。如果這問題是假設在億萬年以前，有某個人或神設計了一個人生目的圖表，那么這就是一個有神論的觀點。佛教徒不相信有個全能的創造者，而且他們不信生命的目的已經、或需被決定和定義。
對佛教徒比較適當的問題是“什么是生命？”。從我們對無常的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非常明顯：生命是一個巨大的和合現象，因此生命是無常的。它是隨時變化、短暫、無常經歷的集合。雖然有各式各樣的生命形式存在，但其共通點是沒有一個生命希望受苦。我們都想要快樂，無論是總統、億萬富豪，或辛勤工作的螞蟻、蜜蜂、蝦子和蝴蝶，大家都想要快樂。
當然，在這些生命形態中，痛苦和快樂的定義有極大的區別，即使在范圍相對較小的人道之中，也是如此。對某些人痛苦的定義，是其他人快樂的定義，反之亦然。對某些人而言，只要能生存下去便是快樂，對另外的人而言，擁有700只鞋子是快樂。有些人，在臂膀上有個貝克漢姆模樣的刺青就會快樂。當一個人的快樂取決于享有一片魚翅、一根雞腿或一根虎鞭時，快樂的代價是另一個生命。有些人覺得用羽毛輕搔是性感的，另一些人則偏愛乳酪碎磨器、皮鞭和鏈圈。英國愛德華八世寧愿娶一個離過婚的美國女子，也不要戴上大英帝國的王冠。
即使在個人身上，痛苦和快樂的定義也時有變動。一個輕佻的調情時刻，可能因為其中一個人想要更認真的關系而突然變調，期待轉為恐懼。當你是個小孩的時候，在沙灘上堆筑沙堡就是快樂。在青少年時期，看著穿比基尼的女孩、和赤裸上身的男孩沖浪是快樂。在中年，擁有金錢和事業是快樂。當你80多歲的時候，收集陶瓷鹽罐是快樂。對許多人而言，不斷調適于這些無盡而又經常變化的快樂定義，即是“人生的目的”。
我們許多人從所處的社會學會快樂和痛苦的定義，社會秩序規定我們衡量滿足的標準。這是一套共同的價值標準。來自世界兩端的人，能夠基于完全相反的快樂文化指標，卻體驗完全相同的情感——愉悅、厭惡或恐懼等。雞爪是中國人的佳肴，法國人則喜愛把吐司涂在肥鴨肝上。如果資本主義從不曾存于世界上，而每個國家和每個人都確切實踐毛澤東務實的共產哲學的話，想象一下世界會變得如何：我們會很快樂地活在沒有購物中心，沒有豪華的汽車，沒有星巴克，沒有競爭，沒有貧富差距，享有全民保健的社會。而腳踏車會比悍馬休旅車更有價值。然而，我們的欲求是學習而獲得的。十年前，在偏遠的喜馬拉雅王國不丹，卡式錄放影機是富裕的象征。逐漸地，豐田越野車俱樂部取代了錄放機俱樂部，成為不丹繁榮快樂的終極愿景。
這種把群體標準視為個人標準的習慣，在幼年時就開始形成。小學一年級時，你看到其他同學都有某種鉛筆盒。你發展出一個“需求”，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鉛筆盒。你告訴了母親，而她是否為你買那個鉛筆盒，就決定了你的快樂水平。這個習慣持續到成年。隔壁鄰居有一臺電視或一輛嶄新的豪華休旅車，因此你也要擁有同樣的——而且要更大、更新的。渴望并競相擁有他人所有的事物，也存在于文化層面中。我們常常對其他文化的風俗和傳統，比自己的評價還高。最近，臺灣有位教師決定蓄起長發，這在中國是個古老的習俗。他看起來高貴優雅，仿如一個古代的中國戰士，但是校長卻威脅他，如果他不遵從“規矩”——意即西式的短發，就要把他開除。現在他把頭發剪得短短的，看起來好像被電擊了一樣。
目睹中國人為自己的文化根源感到難為情，令人訝異。但是在亞洲，我們可以看到更多諸如此類的優越或自卑的情緒。一方面，亞洲人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但在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的文化有點令人反感或落后。幾乎在所有的生活層面，他們都用西方文化來替代——舉止、衣著、音樂、道德規范，甚至西方的政治體系，都是如此。
在個人和文化兩方面，我們采取外來的和外在的方法，來獲得快樂、克服痛苦，卻不了解這些方法常常帶來事與愿違的結果。我們的不適應帶來了新的痛苦。因為我們不僅仍在受苦，而且更覺得從自己的生活中疏離，無法融入體制之中。
有些快樂的文化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用的。一般來說，銀行帳號里有一點錢、舒適的住所、足夠的食物、好穿的鞋子及其它基本的生活條件，確實能夠讓我們感到快樂。但是，印度的苦行僧和西藏走方的隱士之所以感到快樂，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一個鎖匙圈——他們不必恐懼財產會被人偷走，因為根本沒有什么東西需要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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