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圳新優勢企業文化咨詢機構   孫健耀、夏中華

【提要】

2014年，企業文化理論正式引入中國三十周年。在這三十年中，中國的企業文化建設經歷了理論引入、知識傳播、行政推動的三次熱潮，而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興起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發布，2014年，以“自發性、系統性、創新性、實效性”為主要特點的第四次浪潮正洶涌來臨……

一個被忽視的事實——2014，企業文化理論引入中國30周年

春雷滾滾，怒馬奔騰。2014年，對于企業文化建設來說，注定是一個熱鬧的年份：先是騰訊借微信紅包逆襲阿里，引發人們對騰訊十余年來創新模式與創新文化的全面追索；后是聯想從谷歌手中接手沒落的摩托羅拉，索尼放下VAIO轉賣給JIP，阿里入股360，騰訊投資京東，讓異質文化整合成為大眾關注話題；2月14日元宵節，中西方情人節的意外邂逅，使得由公共節日到企業文化儀式的聯系成為必然；而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終發布，讓人們看到了踐行“中國夢”的重要信仰支撐；還有海爾、萬科、聯想等，也正迎來他們的30周年華誕……

熱鬧的背后，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已經被人們忽視，那就是——2014年，也正是西方企業文化理論引入中國30周年！

眾所周知，企業文化的管理實踐源于日本，但是，真正作為一種鮮明的管理理論，卻是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企業文化四重奏”（即：理查德•帕斯卡爾、安東尼•阿索斯合著的《日本企業管理藝術》，1981年首版；威廉•大內的《Z理論——美國企業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戰》，1981年首版；托馬斯•J•彼得斯、小羅伯特•H•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1982年首版；特雷斯•E•迪爾與阿倫•A•肯尼迪合著的《企業文化——現代企業的精神支柱》，1982年首版）在美國的出版而誕生的。正是在1984年，“企業文化四重奏”中的《日本企業管理藝術》、《Z理論——美國企業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戰》、《追求卓越》（又名《成功之路——美國最佳管理企業的經驗》）先后由中國科學技術翻譯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廣西民族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后首印出版(《企業文化——現代企業的精神支柱》1989年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翻譯出版) 。十分巧合的是，這一年，因有海爾、聯想、萬科等首批民族企業領軍者的創立而被譽為“中國公司元年”。屈指算來，迄今為止，企業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及其在中國的實踐探索已走過整整30年的歷程。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曾指出，人類文明曾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化三次浪潮，并已迎來第四次浪潮——低碳化浪潮。同理，依據新優勢對企業文化理論引入中國30年來實踐探索的充分研究，欣喜地發現：中國企業文化建設在經歷理論引入、知識傳播、行政推動的三次浪潮之后，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興起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發布，也將迎來以“自發性、系統性、創新性、實效性”為主要特點的第四次浪潮。

中國企業文化建設前三次浪潮綜述

第一次浪潮：理論引入

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第一次浪潮是伴隨著企業文化理論的引入而興起的，以前述三本專著在中國的翻譯出版為標志，從時間上劃分是從1984年到1988年，這幾年可以說是中國企業文化的啟蒙教育階段。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中國社會經濟的重要轉型期：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1979年設立經濟特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出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整個社會掀起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探索與實踐熱潮。其間也涌現出一批“敢于吃螃蟹”的創業先驅，如時任青島電冰箱總廠（海爾前身）廠長的張瑞敏，創建聯想公司（聯想集團前身）的柳傳志，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萬科前身）總經理王石等。這一群人，有著強烈的改革創新意識，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市場經濟探索期，他們也熱切期盼通過科學的管理理論與方法，來推動企業的觀念創新與體制改革。在此背景下，建立在日美優秀企業實證研究基礎上的企業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可謂適逢其時，社會上很快展開了對企業文化的學習借鑒。由于當時所處的特殊社會環境，加之這幾本專著都只是提出了“企業文化”的概念，重在強調企業文化的價值，而對具體的策略與方法缺乏系統的闡述，導致這一階段的企業文化建設整體上還只是停留在混沌朦朧的概念認知、盲目模仿階段，一些企業不顧自身土壤的適應性只熱衷于移花接木地抄襲西方成功經驗。盡管如此，在此過程中，依然有少數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方面可圈可點，其中最突出的是海爾。1984年，在企業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的情況下，張瑞敏提出了基于質量文化與創新文化的“名牌戰略”。當整個家電行業片面追求規模產量、忽視產品質量之時，張瑞敏提出了“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第一”、“有缺陷的產品就是廢品”的理念，開始實施全面質量管理，并努力從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構建自己的創新模式，成為企業界競相效仿的典范。

到八十年代后期，隨著整個社會的急劇轉型和政治環境變化，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論辯迅速升溫，誕生并作用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企業文化理論作為一種舶來品，其價值與作用在當時受到了一定的質疑，甚至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中國的企業文化建設逐漸轉向低潮。

如果說企業文化建設第一次浪潮只是引入了“企業文化”這一概念，那接下來的第二次浪潮則讓這一概念得到了普及性傳播。

    第二次浪潮：知識傳播

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第二次浪潮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式確立而興起的，其標志性事件是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加強企業文化建設”，起止時間為1992年到1999年。

1992年開春，正值國際政治格局大變、國內改革面臨理論困境的重要時刻，鄧小平發表了重要的南巡講話，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明確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強調“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會議，正式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同時，十四大報告還明確提出“加強企業文化建設”，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正式發布企業文化的概念。隨后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六中全會對企業文化的作用進行了重申，強調“要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工作中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培育優良的職業道德，樹立愛廠敬業、遵法守信、開拓創新的精神”。受一系列政策指引，從1992年起，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輪企業文化建設浪潮，對于企業文化理論的相關學習和研究在企業界和學術界逐漸普及，尤其是在一些國有企事業單位，類似于“愛崗敬業”、“遵紀守法”、“創新發展”等通用型標語口號大行其道。但是，這一階段所強調的企業文化，主要還定位于企業的文化活動和思想政治工作，無論是內涵理解還是具體的建設方法都比較模糊、粗放、狹隘。因此，企業文化建設第二次浪潮的突出特點，更多表現為國家政策感召下的迎合式發展。不過此間依然不乏一些可圈可點的案例，如深圳的華為。1996年，華為從一開始的制度匯編，轉向“管理大綱”的起草，歷經多次研討、審議，十易其稿，最終于1998年3月，正式發布實施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部企業文化綱領性文件《華為基本法》。《華為基本法》總結、提升了華為成功的管理經驗，確定華為二次創業的觀念、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構筑公司未來發展的宏偉架構。從此，以《華為基本法》為里程碑，華為繼續吸收包括IBM等公司在內的各類先進管理技術和工具，完成了公司一次又一次的蛻變，現已成為具有全球行業領先地位的中國最優秀的國際化企業之一。《華為基本法》集中梳理了企業創始人任正非的經營思想，是中國企業第一次利用現代管理科學對企業的價值觀和經營哲學進行完整系統總結的范例，對中國的企業文化建設進程起到了非常深遠的推動作用。

盡管不乏華為這樣將企業文化融入公司經營管理的先行者，但是，總體看來，前兩次浪潮并沒有給中國的企業文化建設帶來實質性地發展，而更多停留在概念的引進與傳播階段。因此，進入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企業文化的價值不斷被質疑，“企業文化無用論”開始廣泛蔓延。

第三次浪潮：行政推動

2005年3月，國務院國資委頒布《關于加強中央企業企業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對中央企業企業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基本內容、組織實施和基本要求等做出了具體部署，明確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建立起適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遵循文化發展規律，符合企業發展戰略，反映企業特色的企業文化體系”。指導意見的頒布帶來了企業文化建設的第三次浪潮。這一次浪潮一直持續到2011年。

從第三次浪潮掀起的機緣來看，頗具行政命令式的特色。事實也證明，在國資委紅頭文件的推動下，從中央到省、市乃至縣，不分行業、區域，各級國有企業紛紛聘請專業咨詢機構，啟動了企業文化工程，形成了一系列建設成果。在此過程中，大唐集團、南方電網、華潤集團、中航集團、中國移動等企業都有比較突出的表現。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現代企業制度必須依托先進的企業文化才能得到高效的執行、產生良好的效益，于是在量身打造企業文化的同時，專門設置企業文化部門和崗位進行企業文化管理。這次浪潮還迅速蔓延到民營企業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齊頭并進，涌現出眾多極富個性和魅力的杰出代表，如阿里巴巴、華為、萬科、聯想、騰訊、TCL、溫氏集團等。1999年，馬云在創建阿里巴巴之時，就明確公司的使命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從最初創立B2B的網上交易平臺，到2004年投資成立支付寶公司，面向中國電子商務市場推出基于中介的安全交易服務，再到2013年拆分平臺事業群、籌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務集團、成立“菜鳥網”、推出余額寶理財產品、組建國內首家網絡險企——眾安在線財險等，阿里巴巴正是以使命為驅動，不斷推動戰略與平臺創新，真正讓生意變得“越來越簡單”。

與此同時，企業文化研究也持續升溫，更多大學教授、管理專家加入到企業文化研究的隊伍，關于企業文化的專業書籍也得到大量出版，如著名經濟學家歷以寧主編的“企業文化叢書”；張大中、孟凡弛、徐文中主編的《企業文化大辭典》；羅長海、黃關從、仇潤林主編的《企業文化探索》；魏民洲主編的《中國企業文化小辭庫》；劉光明著的《企業文化》；魏杰著的《企業文化塑造：企業生命常青藤》；陳春花著的《領先之道》、《高成長企業的組織與文化創新》等，一時蔚為大觀。此外，企業文化專業咨詢機構也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并漸呈南、北兩派對峙之勢。“北派”即通常所謂的“學院派”，立足于北京，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的學者及其學生為基礎的團隊，他們傾向于理論研究，在充當管理知識、管理觀念“傳教士”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南派”即通常所說的“實戰派”，立足于珠三角這片改革開放的沃土，他們大多有著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在實踐中對管理理論的運用深有體悟，崇尚“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并注重以企業最終的經營實效來驗證企業文化建設的成敗。

總體而言，第三次浪潮相對前兩次浪潮波及面更廣、影響力更深，真正使得企業界開始思考企業文化與現實經營的關系，探索企業文化的體系化發展；但是，行政命令式的推動形式，依然使得許多企業并沒有深刻認知企業文化的本質價值，同時由于缺乏科學的方法與工具，導致在實際過程中片面追求形式而難以取得實效。

如今，隨著互聯網經濟的逐漸興起，傳統產業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亟待以新的觀念與思維模式促進產業的變革；而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發布，更是拉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一切都在昭示，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顛覆”與“創新”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主題詞。基于對前三次浪潮的綜合研究，我們可以斷言，2014年，在互聯網全面驅動產業變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加速市場化進程的雙重引爆下，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第四次浪潮將會全面來襲！

互聯網時代孕育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第四次浪潮

2013年的最后一天，華為發布了一份名為《用數字贏未來，數字化重構新商業》的行業趨勢報告，指出：互聯網的核心是“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連接”，成為電力一樣的基礎設施……但是，互聯網的價值遠不止于此，更大的變革和深遠影響來自思維方式的改變和變革，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其核心是以“全連接和零距離”來重構我們的思維模式。因此，企業的思維模式、商業模式、營銷模式、研發模式、運營模式、服務模式等，都必須以互聯網的時代特征為出發點進行重構。該報告對互聯網和大數據對于傳統產業的顛覆性影響給予了充分支持。

技術和社會的進步，永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快很多，但互聯網的影響真的有那么大嗎？答案自然是肯定的。1994年4月20日，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中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刻下了進入互聯網時代的起始點。二十年時間過去了，互聯網早已不滿足于在自己的領域里戰斗了，并開始大舉正面進軍傳統行業：

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擊了傳統媒體業。互聯網媒體以其大數據、速時效與互動性等特點獲得快速發展，而報刊雜志等傳統媒體則一片哀鴻。 2013年，傳統的“廣告+發行”的商業模式瀕臨崩盤，傳統媒體的從業人員紛紛離職。

接下來是瞄準了通訊運營商。不到3年的時間，像電信、移動、聯通這些國有企業的強大壟斷優勢被騰訊用一個簡單的微信基本顛覆了。以至于中國移動總裁李躍感慨：“我們研究過，假如一個客戶發1000條短信，我們可以收100元，如果他用微信解決這1000條短信的需求的話，我們拿到的流量費用可能只有幾塊錢。這就是我們認為微信對傳統移動業務的影響和替代。微信是我們替代不了的，但它一定使我們的價值大幅度下滑。”

而后，互聯網電商也發起了對傳統零售業的攻擊。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2013年淘寶天貓“雙十一”單日網絡銷售額突破350億元大關。商場人少了，沃爾瑪也開始關店了，O2O模式悄然盛行。

再接著，互聯網集中地攻擊了金融業。馬云聯手基金公司推出余額寶產品，打響了第一槍，百度、騰訊隨即跟上，身后更是一群互聯網餓狼，余額寶、百信、微信支付無一不對銀行業務帶來了強烈的沖擊。

“貪婪”的互聯網也把觸角伸到了物流領域。馬云南下建立菜鳥網，是對中國物流的重構，傳統物流企業已感到了絲絲寒意……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傳統企業正在加速“互聯網化” ，開始革自己的命：

2013年2月，連鎖巨頭蘇寧更名，搖身一變成了“蘇寧云商”，以云技術為基礎，整合蘇寧前臺后臺、融合蘇寧線上線下，服務全產業、全客群，引領著中國零售行業轉型發展的新趨勢。

2013年6月，地產大亨萬科則拋出“城市配套服務商”的全新定位，并以騰訊作為新榜樣，著手對互聯網思維進行學習研究，而后參股徽商銀行，率先向客戶提供國內領先的社區金融服務。

2014年初，中國經營報宣布取消廣告部，取而代之的是像互聯網公司一樣的形形色色的項目團隊，通過營造生態化、“動成長”的新型組織形態，來驅動報社經營模式的大膽變革……

毫無疑問，互聯網時代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整個社會經濟、產業格局、商業模式一直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面對互聯網咄咄逼人的氣勢，傳統行業互聯網化將是必然趨勢，只有敞開胸懷擁抱互聯網，才會有未來。恰如華為的這份報告所說：“未來的企業，無論從事的什么行業，也無論企業的規模大小，首先是一個‘高科技企業’，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實現業務升華和改造的企業，在信息時代是沒有生存空間的。”而傳統行業與互聯網的融合不僅是技術的融合，首先應該是思想觀念的融合，或者說是企業文化的融合。

從另一個層面，也可以這么解讀：互聯網時代，所有人都是互聯網人，所有企業都是互聯網企業。因此，每個企業不僅應該運用互聯網技術，更應該在企業文化中融入互聯網精神。所謂互聯網精神，指的是在互聯網五十多年發展歷程中凝聚、傳承下來的精神財富，可以概括為八個字——“開放、平等、協作、分享”。互聯網精神不僅是互聯網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動力，它更是一種時代精神的體現。從本質上講，改變和沖擊傳統行業的并非是互聯網這樣一種工具形態，而正是互聯網精神。例如淘寶網的商業模式，對所有人公平開放，不論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收入水平，均在這個平臺上實現了創業的夢想；而余額寶，只要在支付寶實名注冊，就可以購買貨幣市場基金，哪怕你只有1元錢，這就避免了傳統基金購買中對資金規模的限制。

以互聯網為突出形態特征的新一輪經濟發展大潮，給傳統企業帶來了生死攸關的嚴峻考驗，已是不爭的事實。是順應還是固守，將直接決定著企業最終的命運。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會更加主動地尋求突破之道，前面所述的蘇寧、萬科、中國經營報是此中的引領者，后起者將會更加風起云涌。“有理論的企業叱咤風云”。對于傳統企業而言，這種突破首要在于與時勢同步的企業文化體系，從而切實統領企業經營全局，推動商業模式、組織流程、營銷模式、研發模式、運營模式、服務模式的系統變革。從這一點來講，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將成為以自發性、系統性、創新性、實效性為主要特征的企業文化建設第四次浪潮的孵化器。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引爆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第四次浪潮

互聯網時代孕育了企業文化建設第四次浪潮，而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是第四次浪潮的引爆器。

2013年11月9-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場被媒體譽為“20年來最被期待的盛會”，以“全面深化改革”為關鍵詞，勾勒出一幅詳盡的中國新一輪改革“路線圖”。

《決定》首先強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認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明確了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措施和路線圖、時間表。《決定》要求，按照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這對于正在高速發展的市場經濟來說，不啻于注入了一注強心針和催化劑。

《決定》表示要大力提升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支持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強調“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為廣大民營企業增添前行動力與發展信心的同時，無疑也讓他們深切意識到，在新一輪的市場競爭大潮中，改革創新已成大勢所趨，誰能夠對市場的變化做出敏銳的應變，誰才能夠真正贏得市場。而在此背后是整個企業組織的系統支撐，其中的原動力則在于組織信仰的感召與凝聚。因此，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自覺領悟到企業需要信仰，經營需要哲學，而企業文化就是道術并重、知行合一、基業長青的核心競爭力。基于這種政策影響下潮流趨勢的緊逼，將會有更多的民營企業自發性地投入到企業文化的構建與創新之中，并且他們會更加注重通過科學的策略與方法，加強企業文化與現實經營的融合，從而實現企業文化的實效價值。

《決定》還對國有企業的類別與功能進行了界定，將國有企業劃分為國家安全類、民生保障類和完全競爭類，強調“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同時，《決定》還明確了基于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系列機制要求，包括積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以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國資委職能、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深化企業內部管理人員的制度改革、增加市場選人比例，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國有企業經營投資責任追究等。這都意味著國企改革注定將成為中國未來20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議題。

通過對《決定》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即將形成，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有企業頭上的“保護傘”和“緊箍咒”將會同時被打破，將和民營企業處在同一個競爭環境中，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將有望形成。企業改革，文化先行。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更多的國有企業將會發現深化改革、融入市場的根本在于觀念的轉變，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需要建立不同的使命感、目標追求和經營觀，并徹底付諸行動，否則不可能真正擔負責任、贏得競爭。由此可見，《決定》對國有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將產生一系列的根本性影響，那就是今后國有企業的企業文化將會更加強調市場導向，強調創新與競爭，強調客戶與人才，強調社會責任；而國企改革帶來的“國、民融合”、股權改制、兼并收購等問題，還會涉及到異質文化的融合等專項課題。

基于上述研判，新優勢斷言，從2014年開始，中國將進入企業文化系統化建設的黃金十年！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發布，引爆了企業文化建設的第四次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