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謎”的一個全新解釋就是：專利制度是導致近代中國與歐洲在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模式上產生巨大分野，進而導致產業革命在歐洲而非中國發生的關鍵所在。理解專利制度在工業革命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對今天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也有一定的啟示。
倫敦奧運會如火如荼，億萬國人也將目光集中到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中國奧運健兒在賽場上摘金奪銀，甚是風光，英國自然不在話下。但撫今追昔，情形就大不相同。中英兩國硬碰硬交手，大抵可以從鴉片戰爭算起，結果以中國割地賠款而告終。這讓當時“天朝”上下大為疑惑：區區彈丸小國，何以能夠有如此之強的“硬實力”？正眼看世界，原來是英國當時已經借助工業革命進入了工業文明，而中國卻仍然還停留在以農耕文明、堅船利炮與大刀長矛對決，結果自然不言而喻。為了救亡，中國人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而英國人李約瑟博士卻反其道而行之，開始潛心研究中國的科技發展史，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之謎”：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中國？盡管那些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作是18世紀末英國工業革命產生的所有主要條件，在14世紀的中國幾乎都已存在了。
任何對“李約瑟之謎”的有效解讀，都必須包括如下三個要點：第一，近代以前，中國一直在技術水平方面領先于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第二，近代以來，歐洲發生了工業革命，其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步伐急速加快，并將中國遠遠拋在后面。第三，在所有歐洲國家中，英國具有特殊性。
中國人口優勢曾導致技術優勢
基于上述想法，本文試圖對“李約瑟之謎”給出一個全新的解釋。在我們看來，專利制度是導致近代中國與歐洲在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模式上產生巨大分野，進而導致產業革命在歐洲而非中國發生的關鍵所在。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的確，現代經濟學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但我們要強調的是，與私有知識相比，公開知識更容易傳承、擴散和使用，因而社會價值更大。
在英國乃至歐洲建立專利制度之前，中國和歐洲的技術進步都是由技術機密所驅動的。要保護技術訣竅，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原則就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技術機密大都采取了與創新者人身依附的使用和傳承方式。比如說，中國民間大量的秘方絕活都采取了“世代單傳”、“傳男不傳女”、“傳長不傳幼”的傳承方式。這種傳承方式能夠盡量降低技術訣竅泄露的風險，但卻阻礙了人們之間的知識共享，并會大大增加技術訣竅的滅失風險。
作為無形資產，技術產品所產生的市場利潤與市場范圍成正比，但在技術機密模式下，技術可占有性方面的擔憂卻對人們擴張市場的動力構成了強烈的制約。技術持有者在市場擴張時必然面臨一個兩難問題：不用“外人”，企業擴張必然因人才匱乏而陷入停滯；但重用“外人”，又會增加技術泄露的風險。家族企業乃是傳統社會中最為常見的企業組織形式，這種“內卷化”特征表明，上述第二種考慮明顯占優。由于不能充分利用家族以外的精英人才，家族企業難以做大做強，通常難逃“富不過三代”的厄運。
在傳統社會中，不管是中國還是歐洲，由于絕大多數技術知識都被行會、手工作坊等保留為私人知識，相互之間難以共享，不能取長補短，于是人們往往是簡單重復前人的工作（有時候還沒前人做得好），而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累積創新。給定各個種族的平均壽命、智力水平都基本相同，那么，各個社會的人均創新效率并不會有多大的差異，中國對西方的人口優勢將導致中國對西方的技術優勢，這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很長時間都在技術總量上遙遙領先于歐洲。
專利制度將歐洲送上“快車道”
然而，當現代專利制度首先在英國乃至歐洲確立之后，歐洲社會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于專利制度解決了商業機密保護下市場擴展與技術可占有性之間的內在矛盾，而作為一種無形資產，人們從專利權所獲利潤大小與市場容量成正比。正因如此，當歐洲確立專利制度之后，就極其有力地促進了創新技術和工業資本的結合，為歐洲企業向海外擴張注入了無窮趨近的動力。有些創新項目盡管社會價值很高，但卻難以采用機密保護。在機密驅動模式下，人們是不愿意進行這一類創新活動的。但在專利制度下，人們對創新成果的獨占性由法律所保障，上述項目就會變得有利可圖。或許，對產業革命具有關鍵性的一些技術進步，如蒸汽機，就具有這樣的性質。與此同時，為了申請專利，人們就必須將私有的創新知識披露為公共知識，由此形成的公共知識庫又會極大地提高人們的創新效率。最終，借助專利制度，公共知識庫存量與技術創新效率之間必然會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正反饋過程。
當技術進步過程在中國仍然依靠商業機密驅動而緩慢前進時，它在歐洲卻已踏上了專利制度驅動的“快車道”。那時，盡管歐洲仍然在人數上依然具有較大劣勢，但其人均創新效率卻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而歐洲的技術創新總量就很容易趕上中國，并在很短的時間內，遠遠地將中國拋在后面。由此看來，“李約瑟之謎”的本質，不是中國的技術進步變慢了，而是歐洲的技術進步變快了。
可能是促進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
下面再補充一些簡單的歷史資料，說明專利制度的確立與工業革命的發生可能的確有因果相關性。
早在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就建立了專利制度，以法律方式對專利提供排他性保護，“在10年期限內，未經發明人同意與許可，禁止其他任何人制造與該發明相同或者相似的裝置。若其他人貿然防止，將賠償專利人金幣百枚，仿制品也將立即銷毀”。借助專利制度，威尼斯曾經吸引了周邊國家的大量工匠，他們對威尼斯工商業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有意思的是，著名科學家伽利略還在1494年獲得了“揚水灌溉機”的專利權。與之一脈相承，在16-17世紀，許多歐洲國家的確在重商主義政策的影響下，普遍向發明者（工匠或實業家）授予特權、特許狀、專賣權和許可等。1623年，英國政府頒布了欽定的《壟斷法案》，現代專利制度正式確立，并逐漸擴散到其他歐美國家。
按照現在通行的觀點，工業革命的標志性發明包括飛梭（1733年）、“珍妮紡紗機”（1765年）和改良型瓦特蒸汽機（1785年）。由此看來，工業革命的發生與專利制度的建立相差一百多年，這種時間的先后順序表明，專利制度可能是促進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在此期間，公開披露的技術知識日積月累，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公共知識庫，為工業革命的發生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而專利保護的排他性特征，也為技術與市場的結果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證。以蒸汽機為例。瓦特并非蒸汽機的首次發明者，相反，他是在紐可門式蒸汽機的基礎上不斷試錯，并逐漸改進蒸汽機的運行效率的。進一步，由于具有蒸汽機的專利，瓦特得到了巴洛克、博爾頓等企業家的“風險投資”，這又促進了蒸汽機技術的市場化進程。作為比較，中國的專利制度最早只能追溯到1859年的《資政新篇》，是由洪仁玕\在總管太平天國的朝政之后提出來的。這不但在時間上比英國的《壟斷法案》晚了237年，而且，由于太平天國的失敗，洪仁玕\的專利主張實際上并未得到實施。
理解專利制度在工業革命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對今天中國也有一定的啟示。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整體上屬于技術的純進口國，很多人反對提高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認為這樣不但會增加發達國家企業在中國的壟斷力量，也會提高中國企業的技術模仿成本。乍一聽，這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想來，卻不一定正確。一方面，如果我們的知識產權保護很弱，外國企業就不愿意將他們的最好技術引入到中國來，這又限制了中國企業進行模仿的技術機會。另一方面，現在有不少中國企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創新能力，但面臨肆無忌憚的模仿威脅，他們對創新也只能望而卻步了。由于本國企業不能通過創新提高質量，也無法借助法律保護品牌，我們實際上是將高端市場拱手讓給外國企業了，由此造成的損失或許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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