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壇下的祭牲

          

    1967年，洶涌的“文化大革命”將矛頭瞄準了黨內(nèi)二號人物劉少奇，他和夫人王光美遭揪斗。一次批判會上，堂堂的共和國主席，被紅衛(wèi)兵勒令坐“噴氣式”，鞋子都掉了?；氐睫k公室，他悲憤至極，從懷里抽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wèi)國家主席的尊嚴。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么不讓我講話？憲法保護每一個公民的權(quán)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第一公民”的話令人動容，不無辛酸。但當年的一位大學生私下質(zhì)疑道：“憲法？他劉少奇10年前堅請毛主席‘反右’時，想到過憲法嗎？章乃器頂著憲法游行，要求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權(quán)利，卻被關押了幾天，那時他劉少奇想到過憲法嗎？現(xiàn)在輪到自己頭上了，他才想到了憲法——太晚了！”（《我們那一代人的事》，徐友漁編）

    確實太晚了。他掏出的武器太柔弱、太不中用了。在紅衛(wèi)兵小將眼里，所謂的“憲法”“公民權(quán)利”“生命尊嚴”，儼然紙牛紙馬和癡人夢囈，沒人信以為真。他們從未被告知那些東西是神圣和權(quán)威的，其記憶庫里根本不存放它們，只有偉大的階級斗爭、偉大領袖的諄諄教導和紅寶書。

    一個國家主席突然急切地申請起了公民資格，突然在人群中苦苦尋喚起了公民意識，為什么？那一剎，他或許意識到這種億人之上的“非凡”害了自己，他那么急于將自己下放到和對方“平等”的位置上去——畢竟太遲了，即使打手們承認你是公民，但公民又能怎樣呢？憲法里那些鏡花水月般的“權(quán)利”又能怎樣呢？誰信奉和尊重它們的價值？誰切身履踐過它們？誰有過操作憲法的經(jīng)驗？當年在馬寅初、梁漱溟、張東蓀、儲安平、“胡風集團”、“章羅聯(lián)盟”、“右派分子”身上不頂用的東西——在今天的共和國主席身上同樣失靈。

    在別人那兒棄蔽的又如何在自己這邊找回來？他太天真太一廂情愿了。憲法理念、公民意識，偌大華夏竟找不到一個信徒、一具載體，怪誰呢？作為國家元首，他向百姓普及過“憲法高于一切”“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常識嗎？兩個世紀前，康德、伏爾泰們就聲稱：“若一個人只需服從法律，而無需服從別的什么，那他就是自由的?！边@樣的自由誰賦予過中國人？這樣的信息在哪本文件或語錄里出現(xiàn)過？少奇同志此前的表現(xiàn)證明了他對個體權(quán)益服務于階級路線、憲法價值讓位于政治方略的認同和默許——至少客觀上沒做有效的抵抗或校正（而他是黨內(nèi)唯一有條件做此事的人）。沒有儲蓄，何來利息？從未普及過公民意識，哪來的公民社會？現(xiàn)在，輪到群眾不吃這一套了，輪到人民不承認憲法了，因為他們從來只知道效忠黨和領袖，而對“憲法保護公民權(quán)利不受侵犯”等胡言亂語——簡直聞所未聞。人家聽不懂這個走資派在嘮叨啥，覺得他腦子有病。

    一條普普通通的憲政常識變得多么奢侈和可疑！一句震聾發(fā)聵的話在中國大地竟激不起一絲回聲！它撞擊的是何等冷漠和遲鈍的墻壁，怎樣麻木和失聰?shù)亩模?/p>

    堂堂國家主席連國情都不了解了嗎？

    劉少奇的控訴顯然過于主觀了、盲目了，猶如對牛彈琴。倒是同為難友的陳毅，邏輯上更本土化，危急時刻他搬用的不是“公民”“人權(quán)”這類舶來語，而是地地道道的國粹：“毛主席說，陳毅是個好同志！”結(jié)果紅衛(wèi)兵小將傻眼了。在腦筋急轉(zhuǎn)彎上，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元帥顯然比理論家更高明，更懂因地制宜、以人治人。

    劉少奇的悲憤隱含的無疑是整個民族的巨大內(nèi)傷。一個全能政治、神話人格、威權(quán)意志流觴的時代，必是個體價值、生命尊嚴、公民權(quán)益遭踐踏和放逐的時代。當憲法像手紙一樣被擦屁股時，“人”的顏面即保不住了。

    按說，在一個國家，知識分子應為人權(quán)意識最堅實的載體，也是維護憲法理念和自由精神的最后堡壘。像1898年左拉的《我控訴》，像1929年胡適與羅隆基們的《人權(quán)論集》，像1932年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組建的“民權(quán)保障同盟”，像1949年由雷震等人發(fā)起的“自由中國”運動……都是很好的例子。但要做到這點，須援一前提：即這些知識者乃不折不扣的自由知識分子，須有強大的不阿精神、獨立品格和自由夢想。而中國歷史留給我們的這種生命類別少之又少，要么閑云野鶴式的終南隱者，要么政治牧鞭下的犬儒部落，多是“幫忙”或“幫閑”……隨著自詡“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威權(quán)神話的上演，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生涯便壽終正寢了。

    從“反右”到“文革”，既是人治取代法治、威權(quán)壓倒民主的過程，又是中國知識分子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的屈辱史和放逐史。在這場接受“改造”和“再教育”運動中，自貶自損最厲害、領袖崇拜最動情、尊嚴流失最慘重的——無疑是那位級別最高的文人代表——郭沫若。

    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報》在《向工農(nóng)兵群眾學習，為工農(nóng)兵群眾服務》的大標題下，轉(zhuǎn)引了郭先生不久前在人大常委會上的一段沉痛表白：“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shù)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看，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我自己就是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我感到很難受?！?/p>

    若非白紙黑字，誰相信這竟然出自“中國歌德”之口呢？若連當年的《女神》都該燒掉的話，莫非只有“毛主席啊，你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祝愿您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這樣的句子才配留世嗎？

    1973年，毛澤東對《十批判書》（郭在40年代的歷史著述）剛露異議，這位81歲的老人立即賦詩：“《十批》大錯明如火……”有研究者打過這樣的比方：他像一只高昂著頭的雄雞，形成了條件反射，只要一見到“太陽”，馬上引吭高歌，一遍遍地頌唱。

                  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

                  機內(nèi)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在今天我們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xiàn)

                  一個在頭上，一個是在天安門前

                  ——《歌頌群英大會》

    這還是那個大喊“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日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的詩人嗎？是何原因讓一匹驍勇的天狗蛻變成了一只溫馴的地雞？

    我們沒有太多理由懷疑郭氏的人格，唯一的解釋是他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性和行為能力，這種精神跌幅已超出了左翼文學的價值觀邊界，屬于臣子立場了。他的生命世界里，已不存在獨立與自由，他完全被威權(quán)時代的“太陽神”給震懾住了，像被施了魔法一樣，他變成了一個不能自持、難以理喻的忘我者。或許，起初他對自身的異化也存有恐懼和本能的抵御，但很快就說服了自我，打消疑慮，狂熱地膜拜上了對方。

    在這種魔幻銷魂的“太陽能”下，“個人”熔化得無影無蹤，“憲法”“權(quán)利”“自由”“尊嚴”……一切理性的價值元素都被消解了，所有的個體精神都陷入癱瘓，都沉浸在政治祭壇的犧牲快感中。

    只有仰望，癲狂地仰望。在這種周身麻醉狀態(tài)下，人幾乎感覺不到處境的尷尬與可憐，覺不出生命的渺小和悲劇性，相反，會浮現(xiàn)一種被超渡的皈依的幻覺。

    愚忠先是讓人深深自卑，爾后嫌棄自我，進而追求忘我，最終以徹底的無我為光榮和幸福。所謂將有限的“小”融入無限的“大”即屬此邏輯。其實，這是“太陽教”的勝利，是神話而非“人”的勝利。

    郭沫若甚至在祭牲了親生骨肉后，仍未減弱對“太陽”的膜拜——

    1968年4月19日，愛子郭世英在農(nóng)業(yè)大學遭造反派綁架，命懸一線。夫人于立群一再央求他將此事轉(zhuǎn)告周恩來（當晚，郭剛好出席周舉辦的一個宴會），但他硬是咬緊牙關，只字未提。一周后，世英的尸體回到了家中，他被造反派從樓上拋下摔得肝腦涂地。面對妻子的指責，郭沫若只是沉默，最后擠出一聲嘆息：“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p>

    可這樣的祖國又能好哪兒去呢？“文革”剛開始，詩人最疼愛的兩個兒子即雙雙撒手人寰——在郭世英罹難前一年，即1967年春，其弟郭民英即因不適應形勢患精神分裂癥自殺。

    從世英遇害起，郭沫若常伏在案頭，顫抖著手，用毛筆工工齊齊抄寫兒子的日記，抄了8大本，直到去世。誰也無法想象老人抄字時內(nèi)心想什么，但有一點可確認，家庭慘變并未動搖他對領袖和“文革”的看法，那句“我也是為了祖國好”確乎肺腑之言，否則1976年5月他就不會寫下《水調(diào)歌頭·慶祝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也不會給妻兒留下那樣的遺囑：“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

    真正的悲劇就在這，就在這種至死不渝、無私無悔的祭牲精神中。既轟轟烈烈、慨歌高蹈，又鬼使神差、荒誕吊詭。

     從一個人，看一個民族；從一宗身世，看一部歷史……在很多時候，很多時代，我們不僅習慣了卑賤、習慣了割讓權(quán)利和尊嚴，而且還為此找出了許多借口和精神的逃路來。我們的生命理想就這樣被自身的弱點所誤導，為惡性政治所蒙蔽、所猥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