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具有剛性、穩定性、抗干擾性等特點，三角形不僅僅運用在物理學、工程技術等方面，同樣在社會學科也被廣泛運用。比如當年的“三國鼎立”；當今公檢法的“三角結構”；人大、政府、政協的“三權結構”等都是三足鼎立原理的現實表現。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三步曲”、“一日三餐”、“三三制”等更是數不勝數，這些都說明“三結構”是自然界的一個常規定律。“三結構”定律可以促使三者之間相互牽引、相互配合、相互制約，以達到萬物和諧共處，均衡發展之目的。 20世紀中葉，偉大的中國人民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洗禮，多年抗爭和浴血奮戰，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從此過上幸福、民主的好日子。 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經濟得到快速提升，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衣食住行均得到了較大改善。2009年，我國的GDP總量排名高居全球第三，2010年有望躋身世界第二。 隨著經濟發展及國家富強的迅速飛躍，中國的“新三座大山”出現了。所謂“新三座大山”，即社會就業方面的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學畢業生的“三股大軍”；醫療、教育、住房的“三大提款機”；農民、農村、農業的“農字三部曲”，我們簡稱“三三三問題”。針對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國家和政府已廢除了以往那種“打雷不下雨”或“紙上談兵”的表面文章，加大了改革、管理、投入、發展力度，取得了顯著成效。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穩定、團結起到了積極推進作用。但就“三三三問題”目前現象而言，仍然是我國社會和諧、穩健、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一、不可小覷的“三股大軍” “三股大軍”是指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學畢業生所形成的就業群體。目前，這“三股大軍”是國家列入政府工作報告中重點研究和探索的民生問題之一，也是我們相關專家、學者研究和探索的重要課題。 1、下崗失業人員：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及發展，我國大部分企業面對“僧多粥少” 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等諸多客觀因素，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開始采取了“停薪留職”、 “廠內待業”、 “放長假兩不找”的富余人員分離措施，當時還不叫下崗。90年代中后期，下崗問題顯現無疑，大批職工下崗自謀職業，下崗職工失業率逐年攀升。 職工下崗是社會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必然反映。但近幾年，特別是2008年金融風暴以來，下崗失業與就業嚴重失調，成為當前嚴重的社會問題。 解決下崗失業問題應該建立在產業結構調整和擴大消費拉動內需以及進一步擴大出口貿易上，在目前的美國不斷采取各種手段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應進一步加大民族產業扶持力度，在原來的強調GDP考核基礎上逐步實行GNP考核或雙軌制考核，加大對西部、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力度，最大限度的擴大內需。 2、農村富余勞動力：隨著現代化農業技術的革新與發展，大大降低了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出現了很多農村富余勞動力。按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現有的耕地，有專家預算，目前，農村將存有2.7億左右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城市二三產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及鄉鎮企業可吸收1.2億人，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仍有1.5億人員的空缺。 按照我國的現行機制，城市失業人員及下崗職工不能得到就業時，可享受政府低保。而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旦閑置起來，最基本的生活都是問題，其艱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我國面臨的又一大難題，它直接關系到農村穩定、農村經濟發展及社會的和諧。 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出路是在于城鎮化，近幾年政府加大了城市建設力度及撤鄉并村屯的力度，已經逐步顯現出效果，應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政策、資金、管理力度，這樣不僅僅是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而且對解決土地存量、環保、資源合理利用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 3、大學畢業生：2003年，普通高校開始擴招，其畢業生逐漸推入就業市場。由于這些 “社會精英”、“天之驕子” 就業定位較高、高校專業設置陳舊及各種不利于大學生就業的因素，其就業率逐年下滑。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越來越大。2007年我國城鎮新增勞動力1200萬人，應屆和待業的大學畢業生就達500萬，占城鎮新增勞動力的40%。就每年的應屆大學生來講，2003年大學畢業生為212萬人，到了2008年就迅速激增到532萬人。 日前，很多大學畢業生找不到與其專業對口的合適工作或干脆就找不到工作，確實讓大學畢業生及其家長焦慮。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他關乎著我國高教事業正常、健康持續發展的大局，對我國建設和諧社會將發揮重要的作用。有專家預計，我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已接近12%。根據國際劃分標準7%~8%為失業問題突出型，超過9%則是失業問題嚴重型。看來，我國當前的失業問題已是相當嚴峻。二、 醫療、教育、住房全民關注的焦點 被網友戲稱為“三大提款機”的醫療、教育、住房新的“三座大山”在2010年的人大、政協兩會上成了各人大代表、各政協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近年來，在城鄉居民八大類消費支出中，用于教育、醫療、住房項目的支出增長迅速，大幅擠占了其他方面的消費支出，使用于衣著、家庭設備等項目的支出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不少老百姓對此產生的負面作用已產生強烈地不滿。因此，被人們形象地比喻成壓在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1、醫療：目前，居高不下的醫療消費仍日漸攀升，國家醫療體制改革提出降低藥價的各項措施需要一個完善過程，“一人看病，全家受窮”的現象已屢見不鮮。雖然農村、城鎮都實行了醫保，但醫保的局限性大大制約了醫保的服務質量，比如鄉鎮醫院50%左右報銷，縣市級醫院25%左右報銷，但一般適合報銷的部分都是低價位的藥品。農村居民、老人、低收入者以及失業人群更會陷入醫療消費的困境。因此，如何完善醫療保障制度，緩解弱勢群體經濟上和心理上的壓力，是醫改政策實施過程中應予關注的重中之重。2、教育：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面對目前的教育體制，高昂的家庭教育經費，嚴重地制約著居民的正常消費。 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在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要達到4%。”16年過去了，該目標仍未實現。目前，世界各國教育經費平均占GDP的4.9%，其中發達國家為5.1%，欠發達國家4.1%。然而，我國2007年僅占國內CDP總值的3.32%，為近年最高比例。 很明顯，國家教育投入不足，加之地方政府消減教育投入、甚至挪用中央教育撥款是導致我國教育高消費的主要原因。 3、住房：近年來，我國房價由原來一千元元左右到目前的幾萬、幾十萬一平尺的一路飆升，使很多“無房族”苦不堪言。特別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高昂的學費支出已使家庭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更多的家長無力再為子女購房結婚。因此，導致剛畢業的大學生困難重重，生活艱苦，心理壓力極大。還有諸多來自異鄉的打工者，一年爭的錢不夠房價暴漲的費用，其情緒也是極不穩定。2005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09年70個大中城市年上漲率分別是8.4%、6.4%、8.2%，6.5%、1.5%，從未突破過兩位數，一直與公眾感受不符。然而，中國社科院的藍皮書顯示，2009年商品房價格上漲幅度在5%-10%，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和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RECIO工作室公布的數據都超過了20%。 無論那個數據跟市場更接近，我們亦無從考證，亦無需考證。總而言之，房價的漲幅已達到“無房族”無法接受的地步，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的GDP政績觀和現任地方長官既得利益在作崇，其房地產業直接關聯經濟發展速度和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觀點長遠的看是無稽之談，觀調控是解決住房難的唯一途徑。三、關系重大的“三農”問題 農民、農村、農業簡稱三農。2000年3月，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37歲的經濟學碩士李昌平給當時時任總理的朱镕基同志寫信提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問題，消息傳出，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2003年國家正式將“三農”問題列入政府工作報告。 近年來，關于“三農”問題，國家和政府沒少在其上面搭臺唱戲，做文章。因此，被人們稱之為“農字三部曲”。雖然如此重視，其城鄉區別人均收入仍相差甚遠。 1、農民：農民是農業生產及農村發展的主力軍，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在農民增收、農民權益、城鄉差異方面均有待于提高和完善。1985年我國農村人均純收入397元，城鎮居民人均工資690元，二者差距為1：1.74；2008年農村達到人均4716元的純收入，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是15781元，兩者的比例大約為1：3.35，可見城鄉差異還是很大的。 除現行的政策分配不均外，據統計，我國農民受教育水平平均僅為7年，亦是阻礙其發展和增收的因素。 2、農村：目前農村的基本狀況是村容村貌相對滯后，房屋建設參差不齊，破舊無人居住的房子隨處可見，“村頭荒”土地一片又一片。農村經濟極不發達，多年就有“中國的城市像歐洲，中國的農村像非洲”的網絡說法。 近幾年，由于城鄉收入的差異，農村勞動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導致農村人丁稀少，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現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大約有4.4億多人口，有專家稱我國農村有2億農村勞動力基本就夠用了，照此計算，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可高達60%左右。在就業形式相當嚴峻的時刻，就業競爭必然加大，農民勞動力待遇必然降低，農民的人均收入自然與城鎮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 3、農業：農業生產不賺錢，建設性成本投資太高，是很多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或轉入城市淪為流動人口的主要原因，家無老人的年輕人甚至將自己承包的耕地轉租給其他人種植，長久租住在城市以尋找合適的工作。 據統計，我國農民平均擁有土地2003年1.87畝，相當于歐盟的1/40,美國的1/400，2009年大約在1.5畝左右。其經營規模小難以采取大規模生產，新的農業技術得不到合理的開發和利用，造成生產效率低，相對地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總之，無論“三股大軍”還是 “三大提款機”以及“農字三部曲”之間產生的我們稱之為“三三三問題”矛盾，都是管理上的失衡和政策強有力調控的缺失。從短期行為來看，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發展的高度來看，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其后所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 四、以非均衡發展戰略促進社會均衡發展 均衡是最基本的自然規律之一，一切事物都遵循著“均衡－失衡－均衡”的發展態勢。一個時期以來，為了民族的尊嚴、解決百姓基本生活、完善國家基礎建設、趕超發達國家經濟，我國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基本上走的是一條以非均衡發展拉動均衡發展的道路。如當年的戰爭、大煉鋼鐵、近年的大型基礎工程項目等。這一發展方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決策者的意圖，最終要達到的目標仍然是均衡發展，整個的發展過程也是一個尋求“均衡最佳解”的過程。均衡管理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管理者均衡地處理好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促進社會、企業或家庭均衡、穩健、和諧、持續發展”。 “發展”是“均衡”的物質前提，我國的梯度發展戰略是“短缺社會”的必然選擇。梯度發展戰略完成了物質資源、精神資源和制度資源的最初積累，這些積累從根本上改變了“短缺社會”匱乏的物質和精神狀態，使國家重新獲得了重新分配資源的能力。時至今日，我們有足夠的決心和實力改變過去的發展方式，踐行科學發展觀，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性、均衡性和可持續性。 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均衡、普惠、共贏”的國際合作理念，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了解我國科學發展觀后說：“中國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的引人注目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實現均衡發展”。 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致力于解決在發展中出現的民生問題，尤其是被我們稱之為的“三三三問題”。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9243億元，其中，保障性住房、農村民生工程、社會事業投資占44%；安排就業資金426億元，城鎮新增就業1102萬人；實現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安排教育資金1981億元；醫療衛生支出1277億元；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7253億元，擬安排農民種糧補貼資金1335億元，“三農”投入8183億元；擬投入433億元重點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就業和退伍轉業軍人就業安置工作等。無論是政策、資金投入等都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傾斜和提高。 這些足以證明，黨和國家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時期給于各個階層、各個領域的發展和建設都做了精密地籌劃和設計，充分說明針對我國實際國情，以非均衡發展戰略拉動均衡發展的決策是正確的。作為“三三三問題”，黨和政府已把此列入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相信通過這種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將逐步穩健解決“三三三”現象的失衡問題，壓在老百姓身上的各類“新三座大山”就會很快被徹底打到，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穩定、均衡發展的東方大國將屹立在世界的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