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雄安新區百日。
雄安者，雄踞一方，以安天下，雄韜偉略，更長治久安。
宋朝孟元龍紹興十七年撰文的《東京夢華錄》述有：“生子百日置會，謂之百日晬。”雄安新區的百日，或會有慶祝，但定濃重而簡樸。
《東京夢華錄》所記述的系宋徽宗崇寧到宣和年間北宋都城東京開封，從都城的范圍到皇宮建筑，從飲食起居到歲時節令，稱得上是當時京城社會生活、經濟文化的一部歷史文獻。
這部距今千年的史書，開創了描述漢族風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體裁。而今“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若干年后又會以什么樣的濃墨重彩，來敘述她的發展脈經呢？
“新工業革命”邏輯下的“千年大計”
“G20漢堡峰會”昨日結束，國家主席在主旨演講中倡導我們要共同為世界經濟增長發掘新動力，在數字經濟和新工業革命領域加強合作，共同打造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產品。筆者注意到這是主席繼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又一次提及“新工業革命”。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的當天上午，筆者在人民網財經欄目的“絲路解讀”中，即發表了題為《“一帶一路”，孕育“新工業革命”》。筆者以為，18世紀中葉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即蒸汽時代），是以紡織業為起點，英國成為“世界工廠”。而后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美國為中心，第二次工業革命進入電氣時代，圍繞重化工業這一核心，至20世紀初，美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到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以信息技術開啟了第三次工業革命。
“G20漢堡峰會”上中國在“聯通”主題下提出深化“G20杭州峰會”精神，以及包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類，共76大項、270多項成果。中國所倡導的“共享經濟”和“人文經濟”的“中國方案”已成全球治理的“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或將開啟全球意義上的“新工業革命”。
“新工業革命”，筆者理解它不同于我們常說的“新一輪工業革命”，或是“工業4.0”，它是一場以共商、共建、共享“共享經濟”和人文、民心相通的“人文經濟”作為主旨的由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新商業模式等的產業變革的具有劃時代的“分流節點”。
筆者5月10日受邀考察雄安新區。雄安新區被稱之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如何理解的“千年大計”？筆者以為，中國曾是世界文明最發達的國家之一，5000年的歷史進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華夏文明。而近代以來中國走向衰退，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和過去世界經濟的“分流節點”選擇了歐美，這次或已開啟的“新工業革命”，雄安新區踐行著國家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正創造出千年復興的中國夢想。
袁清與兩家央企負責人考察雄安新區中石化新星公司項目現場
“新工業革命”，將是全新的經濟形態，帶來的是新產品、新服務、新商業模式。也必然會創造包括企業競爭的新業態。具體到企業的運營中，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到企業戰略和組織的核心，充分利用云計算、數據分析和客戶關系管理等技術，對企業的研發、設計、制造、運營、服務、供應鏈管理等各個環節進行轉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創新驅動發展。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千年大計”是“時空坐標”視角下的國家經濟動能的轉換，它乃是一種像以上《道德經》所說的“有”和“無”的哲學思考。哲學不是告訴你有形的東西，而是告訴你無形的東西，涵蓋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人文素質等。哲學無實用，實用非哲學。但是，哲學有大用，就是所謂的無用之用。當然有、無是相生的，有、無也是相對的，兩者互滲互融。
破“李約瑟之問”
英國學者李約瑟曾經說：“從公元1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中國人在應用自然知識滿足人的需要方面，曾勝過歐洲人，那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呢？”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之問”或道出了近代中國科技、社會的鏡像。“李約瑟之問”至少給了我們的工業發展一個啟示：工業的發展或面臨多次數、全方位的路徑選擇，及多維度、全要素的生產關系的協調。
前工業社會的國家經濟，大多以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為主，土地和勞動力這兩個基本生產要素是能否成為領先者的決定性條件。而開掘于春秋，完成于隋朝，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京杭大運河，使其中國土地要素優勢得天獨厚。而15世紀中國人口就擁有1.3億人左右。
世界經濟有過兩次分流，第一次分流，世界選擇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他們贏得了蒸汽機時代、電氣時代、信息經濟時代的“節點”，歐美國家有了標準權、話語權，甚至思想權，形成了今天看來的“傳統工業革命”；而第二次分流，這個“節點”或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后。
“李約瑟之問”的隱喻是科學革命的發展，應該有之匹配的新的發展要素。這是“G20漢堡峰會”上中國所提的“數字經濟”和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產品或正是“新工業革命”的新發展要素。所謂的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李嘉圖的“絕對比較優勢”或俄林的“資源稟賦優勢”，都會被新模式、新業態打破。或與“李約瑟之問”一脈相承。
雄安新區將或成為主席新理念新戰略新思想實踐的“樣板間”，在“新工業革命”的浪潮中，更多探索中國未來發展的新模式。通過創新和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做大做強數字經濟，真正意義上深化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人”、“三生”互為動因
“人類最偉大的成就終始于她所締造的城市。”美國著名學者喬爾·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寫道。
用區域經濟學視角來看，我們覺得未來雄安會在都市建設、產業發展、區域協同、政府治理、政策體系5個維度強化發展。一是新城建設、都市連綿帶與世界級城市群空間優化，二是零基礎新城的要素集聚與新產業成長，三是高落差地區的協同路徑與增長績效，四是后發地區的城市治理、精致服務與區域競爭力，五是雄安新區精準化區域政策設計、模擬與評價。
筆者曾在《“時空坐標”下的雄安崛起》文章中解讀了雄安提出“堅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和“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可謂一項“人類、人文、人倫”的“三人建設”。雄安新區的建設將重塑以人為本、強調自覺自律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優秀傳統文化”、“歷史文脈”，這在以往的城市規劃中鮮見這樣的表述，它意在醫治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為城市克服物質和科技異化提供藥方。“文化自信”，中國的文化不僅要“走出去”，而更重要的是通過城市建設“走回來”。
據報道，雄安新區的新區開發建設要以保護和修復白洋淀生態功能為前提，白洋淀生態修復也離不開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改善。重點要優化京津冀的水資源管理，提高水環境治理標準。新區規劃的總體原則是水城相融、藍綠互映的生態宜居之城，大的格局來講是以南北向的千年軸與東西向的人民軸交匯。
“水城相融、藍綠互映”,在筆者看來就是“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建設”。且“三生建設”之間互為動因，相互支撐。美籍意大利建筑師保羅·索勒瑞將生態學與建筑學兩領域合并為Arology（生態建筑學），這給當時建筑學賦予了建筑美學新的建筑思想。“生態美學”噴薄而出。雄安的“三生”建設，也可以說與中國發展帶來的生態形勢相關聯，將美學提升到一個雄安建設世界觀的哲學高度。
熟悉政治經濟學的人知道，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包括生產力，而生產力的內涵既包括技術層次，又包括社會層次。如果用此視角看雄安新區的“三生建設”，毫無疑問僅有的“生產”的生產力屬于“技術層次”，而統籌兼顧，全面協調，著力生活和生態，當屬“社會層次”。未來的雄安或是明代李漁《閑情偶寄》筆下的“過目之物，盡是圖畫；入耳之聲，無非詩料”（袁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環球財經》專欄作者、和訊網財經評論作者、全國總工會中工網特約評論員、時代新光管理咨詢創始人，服務央企等25家企業的戰略、品牌、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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