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將“家天下”時代的郡縣制帝國想象成公司，那么它顯然是一個巨型的家族企業，用明末大儒黃宗羲的話來說，帝王“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适沂沁@個家族產業的唯一股東，皇帝為董事長，宰相則是皇帝聘請的CEO，率領一個由官僚組成的職業經理人團隊替皇上打理天下。這樣的權力框架，在秦漢時已經成型。
略去二世而亡的秦朝不計，漢帝國是“家天下”時代第一個將家族產業維持了百年以上的長命王朝。我們的故事也從漢代說起。
漢代：外戚與宦官輪流專政
漢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帝國最具雄才大略的“董事長”劉徹去世，將龐大而危機暗伏的劉氏家業，留給八歲的幼子劉弗陵（即漢昭帝）。在快要走到人生盡頭的時候，劉徹做了兩件事：其一，殺了劉弗陵之母鉤弋夫人，因為這位鐵腕帝王不希望在他死后，由于“主少母壯”，出現母后臨朝、敗壞朝綱的局面；其二，任命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弼幼帝劉弗陵，這里顯示了劉徹對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的深度不信任，擔心日后若無親貴輔佐年幼的皇帝，將會發生皇權旁落的情況。
漢武帝是一個對獨裁權力具有特別嗜好的皇帝，他當然不打算跟其他人分享統治漢家天下的權力，更不打算當一名垂拱而治的“甩手掌柜”。本來漢朝在締造之初，尚談不上是一個絕對集權的帝國，高祖劉邦除了保留秦代的郡縣制，還局部實行分封制，封國與郡縣并存。封國有如母公司（帝國中央）旗下的子公司，具有法人資格，擁有自己的董事會以及獨立的財政、行政權力；郡縣則如同總公司派出的不具備獨立地位的分公司。而在帝國中央，另有分權，即皇室與政府分化，皇室下面有一個小型的辦事機構，叫做“六尚”，即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書。從其名字就可看出，“六尚”處理的只是皇帝的私人事務，只處理內廷事務；政府則由“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領銜，下設九卿、十三曹，處理全國政務。因此，我們不妨說，皇帝只是主權象征，擁有帝國的所有權，但國家政務卻由宰相（CEO）執掌。宰相的權力非常大，“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國”，都是宰相的職權。
皇室與政府的分化，是國家治理結構成熟化的標志。但這個分權的治理結構并不牢固，如果皇帝不甘心垂拱而治，則很容易出現所謂的君權與相權之爭，換句話說，就是產權所有人與經理層之間發生或明或暗的權力爭斗。這一權力爭斗幾乎貫穿了二千多年的“家天下”歷史，并觸發了帝國政制的一系列變動。本文想剖析的所謂 “身邊人控制”也是由此產生。
漢代的“身邊人控制”在武帝時代已露端倪。
雄才大略的劉徹在當上漢帝國總公司的“董事長”之后，決心收回被子公司與CEO分走的權力，加強公司總部與董事長本人的權勢。一方面，他以“推恩令”徹底瓦解了封國的實力，又派遣“部刺史”分巡天下，強化中央對群縣的管控。另一方面，他創設“內朝”，任用尚書、中書、侍中、中常侍等皇帝身邊的親信、近臣（即皇室“身邊人”），組成一個非正式的顧問與決策班子，架空外朝宰相之權。自此帝國中央便有了內朝、外朝之分。
法理上，外朝是帝國正式的管理隊團，行使的是法定權力；內朝只是皇帝的私人班子，并無治理國家的職權，但因為內朝諸人受到皇帝寵信，得以預聞政事，因而獲得了一種有實無名的、非正式的權力，稱之為“隱權力”。內朝的隱權力極大，可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于外朝之上，宰相徒具名分而已。這種現象，就是 “身邊人控制”。由于皇帝“身邊人”的隱權力缺乏名分上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關系網絡上，當然要對皇帝惟命是從。于是通過對內朝的駕馭，劉徹成功撇開外朝宰相，實現了君主獨裁。
漢武帝是個魅力型領袖，馭下有術，在他治下，“身邊人”尚不致帶來嚴重的問題。劉徹肯定也設想過“身邊人控制”的副作用，他去世前狠心殺了鉤弋夫人，就是要防止這名新皇帝最親近的“身邊人”擅權亂政。但是，劉徹似乎更不愿意看到CEO團隊借著新皇帝年少無知之機，侵占董事長之大權，所以他又命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統領內朝。
劉徹始料不及的是，時過境遷，原來完全依附于皇權的“身邊人”，也會變得位高權重，不但不受人主控制，甚至威脅到皇權的安全。如常由外戚充任的“大司馬”，在武帝時代只是內朝官，并無印綬、官屬，但大司馬挾外戚（皇室“身邊人”）的權勢，逐漸奪得統率政府的正式權力，到了西漢末期，大司馬已成為外朝“三公”之首，位極人臣，權傾朝野。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恰恰也是外戚。這便是“身邊人控制”的惡果。
王莽的新朝極其短命。光武帝劉秀繼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鑒于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劉秀設“尚書臺”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臺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臺閣”即尚書臺。劉秀重用尚書臺，不過是模仿劉徹故智，用的還是“身邊人控制”這一招。我們從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尚書”本是皇室秘書的意思，協助皇帝整理文書，身份卑微，很方便皇帝控制、指揮，現在劉秀將尚書擴充為尚書臺，作為皇帝的辦事機構，以此架空宰相的權力，尚書也就獲得了巨大的隱權力。在光武帝時代，“身邊人”尚不致亂政，但這只是人事好，而不是制度好。
很快，“身邊人控制”的惡果又爆發了。東漢后期，由于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免不了出現母后柄權的情況，于是太后的“身邊人”——外戚常常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臺，把持朝政。尚書也演變成為“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的權力中樞，而不再是皇帝的附庸。小皇帝成年之后，要奪回權柄，手法還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寵信的“身邊人”，只不過這時的“身邊人”換成了宦官。而宦官得勢之后，又復擅權亂政。東漢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兩批“身邊人”輪流專政。
后來東漢產業被門閥世族瓜分、顛覆，中國進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戰亂周期，直至李淵建立大唐政權，才迎來一個較長時段的承平之世。
唐代：內相擅權，宦官亂政
現在說到唐朝。在大唐“記李公司”內，董事長換成了李氏皇帝，CEO團隊的權力分配也發生了變化——宰相的權力一分為三，由中書省頒發政令；門下省主復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權“封駁”；尚書省則執行命令。中書、門下、尚書在漢代時都屬于皇室私臣，現在卻成了政府的正式首腦，即李記公司的CEO，當然也就不再是皇帝“身邊人”了。
漢代出現的產權所有人與經理層之間的權力爭斗，在唐代依然存在。為了避免CEO團隊坐大、擺脫控制，李唐王朝的“董事長”所想到的招數還是起用“身邊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睞的“身邊人”是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本來是由皇室供養的伎藝人員，以供皇帝隨時“召入禁中驅使”，就如企業的老板出錢養了一班閑人，有事時讓他們提提建議，無事時則叫來下下棋。在唐高宗時代，皇帝已經常常將幾個親密的翰林學士召入宮中，“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之權，時謂‘北門學士’”。唐玄宗即位后，于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置立學士院，專掌內廷命令，標志著唐代“身邊人控制”的制度化。此后，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詔書，都由翰林學士起草，用白麻紙書寫，直接從禁中發出，叫做“內制”；而中書省起草的文件，則用黃麻紙書寫，稱“外制”。翰林學士也因此有了“內相”之名。顯然，皇帝是要以近臣（身邊人）來削弱外臣（CEO團隊）的職權。
翰林學士畢竟是飽讀詩書的儒士，掌權后尚不致于胡來，但這依然是因為人事不壞，而不是因為制度好。另一類“身邊人”——宦官一旦竊取了隱權力或正式權力，情況就不一樣了。唐代宦官在李世民時代只是“門閣守御，廷內掃除，廩食而已”，但安史之亂后，皇帝因猜疑武將而寵信宦官，宦官不僅掌握內廷機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統，擔任政府要職?；实鄣谋疽馐且鲋惨粋€“身邊人”班底來牽制CEO團隊，防止權柄下移，但是“身邊人控制”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經啟動即無法制止，到后來，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以至于“迫肋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團隊的權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學士也成了宦官的鷹犬，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宦官手中。
唐代的皇帝是想以“身邊人”制CEO團隊、從而達到大權集于董事長一身的目的嗎？但是他們低估了“身邊人”領悟權術的智力。我們發現唐代的宦官還發展出一套竊取隱權力的理論——晚唐時，有一個叫做仇士良的大宦官總結說，不可讓皇帝有閑暇，皇帝一有閑暇就會讀書、接近儒臣，這樣一來，“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所以，要設法讓皇上沉溺于聲色犬馬，與外臣隔絕，不理朝政，如是，則“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仇士良的這套隱權力理論是從自己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很有實用性，他弄權期間，“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余年”，而“恩禮不衰”?；实垡詾?/span>“身邊人”更容易控制，但結果反被“身邊人”操控于股掌之中。
本來漢代、唐代均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公司治理”結構、制度化的權力運作機制，即董事長與CEO團隊各安其位，董事長作為公司所有人，把握重大決策權，公司的日常治理，則交給專業的CEO團隊，用宋代一位官員的話來說，“權歸人主（董事長），政出中書（CEO），天下未有不治”。但雄猜之主常常猜疑經理人集團，意欲萬事由自己一個人說了算，為了侵奪CEO之權，任用“身邊人”組成一個非正式的班底。但結果，“身邊人”總是在得勢之后坐大，掉過頭來反噬董事長之大權。
縱觀漢唐二代出現的“身邊人控制”及其惡果，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啟示：治理一個龐大的組織，制度重于人事。跟建立在成熟治理結構、制度化運作的CEO團隊相比，完全依賴于人事的“身邊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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