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屬于中高收入國家”。近期國家發改委某官員的一句平常話竟出人意料地引發了廣大網民的熱議。特別是聯系到之前的“被中產”和“被幸福”，網民調侃自己這次又被“中高收入”了。
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2012年收入分組標準，人均國民收入在4086到12615美元之間即視為“上中等收入
經濟體”。2013年我國GDP總量超過56萬億元，人均GDP已經超過6700美元，所以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從數字上看，中國的確已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而且，準確來說是前幾年就已經進入了，可為什么時至今日大部分人還是覺得自己被“中高收入了”呢？
首先是由于存在概念上的認識問題。大部分人將“我國已屬于中高收入國家”等同于“自己進入中高收入行列”，這是不對的。因為世界銀行制定的這個國家收入劃分標準僅是技術性的，雖然可以大致反映各
經濟體的發展水平，但此標準主要是作為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貼息貸款等相關工作的判定依據，所以標準定的比較低。也就是說，“我國已屬于中高收入國家”僅意味著我們不再是貧窮國家，不再是世界銀行的救濟對象，并不代表我們每個人都富裕起來了。從世界排名來看，2012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以5740美元在世界19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12位，位于中下隊列，即使在99個中等收入國家里面，中國也只是個中等生，與美國、日本等61個高收入國家相比當然就有更長的距離。
更何況，人均GDP還不等于實際的人均收入。國內
生產總值(GDP)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財富總和。這些財富還要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進行分配。老百姓沒有感覺到“中高收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低于國際通常水平。也就是說，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居民拿的少了,政府和企業拿的多了。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在60%以上，如美國為79.80%，英國為78.10%，法國為61.02%，日本為81.54%，中國內地則為24.34%。當然，國家統計局認為世界銀行對中國內地的數據估計是偏低的。
以天津為例，2013年天津人均GDP為101689元，已經超過高收入
經濟體標準。然而，去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58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05元，分別占人均GDP的32%和15%。即使全國平均，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就43%左右。所以，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均GDP不如別人，實際人均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就更不如了。
其次，還得考慮收入差距，也就是大家所說的“被平均”問題。在國際上，基尼系數是用來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一個綜合指標。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3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超過聯合國設定的0.4的警戒線。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一項研究顯示，我國“城鎮中等收入勞動者群體”總人數在6000-7000萬左右，約占全國城鎮勞動就業人口3.2億的18%-20%左右，占城鎮總人口的9%-10%左右，而且主要分布在北、上、廣、深以及一些發展較快的大中城市。所以，在中國的當前，真正的中高收入者本來就很少，大部分人覺得自己并沒有“中高收入”就自然很正常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國已屬于中高收入國家”僅僅是從冷冰冰的數字上看的，而大家感覺自己“被中高收入”折射的更多的是一種財富心理感受。這種心理感受與兩個重要因素有關，一個是財富的積累，另一個是個人的消費能力。
財富心理感受取決于國民所擁有的累積財富，而不是GDP所代表的新增財富。舉個例子，我們去年蓋了一棟樓，價值1個億，今年又給推倒了，推倒花了1000萬，然后又在原地新蓋了一棟樓，價值也值1個億，這樣一來，我們總共就創造了2.1億的GDP，但是我們實際擁有的財富還是只有1個億，而且能供我們享受能給我們帶來幸福心理感受的財富實際也只有1個億。前面的“蓋了拆、拆了蓋”都是瞎折騰，是無用的GDP。在國外，幾百年前的建筑現在依舊在使用的比比皆是，而我們國家的建筑一般平均壽命也就30-50年。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擁有了比別人高的GDP，但不一定擁有比別人多的可供享受的實際財富。
另外，對于老百姓來說，最真實的財富感受來自于自身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只有消費上去了，才會有進入中高收入
經濟體的感覺。中國的公共服務本來就不夠完善，老百姓的支出不確定性很大。上學、就醫、買房、養老，每一樣都會把一個普通老百姓壓得透不過氣來。面對通貨膨脹和未來生活預期的高度不確定性，老百姓手中的錢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總在進退兩難中糾結，這樣的財富感受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
經濟快速增長，中國
經濟及未來發展的總量指標經常被提及。比如，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二大貿易國，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將于2014年某個時刻超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大
經濟體等等。這說明，我國確實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在這個“新常態”階段，我們迫切需要的是轉變。需要將目光從關注外在的數字轉變到關注老百姓的心理感受上來，在
經濟政策上表現為需要更多地關注
經濟結構性問題，特別是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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