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年我們從爭4保5到達到10，現在又從如日中天到面臨下行壓力，這其中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就是體制成本的變化：體制成本決定經濟發展，也決定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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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體制成本決定經濟發展，也決定未來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人文經濟講座上的演講內容摘編而成。

　　2008年中國的經濟年增長是8%，達到了1979年以來30年的平均增長率；2009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成為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中國又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這是進出口加到一起算的；2014年，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仔細分析，降低體制成本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秘訣，而體制成本的重升，則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我今天選了“體制成本看中國”這個角度，是用一個簡明的框架來理解中國經濟發生的變化，主要從法定成本、市場準入成本、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等5各方面探討體制成本的重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法定成本上升：企業負擔加重

　　企業經營的成本里有一塊是競爭形成的成本，還有一種是法律規定的成本。從1995年到2012年，我們GDP增加了8.6倍，工資總額增加了8.8倍。勞動成本跟名義GDP增長比沒有高的太離譜，但稅收增長了16.7倍，這是強制的，不納稅是違法的。而且，除了稅收以外還有其他的費用，加到一起同期增長是18.8倍。

　　法定成本跟市場競爭形成的成本不同。自由競爭形成的成本會隨著不好的經濟形勢下降，法定成本的調整還要開會，還要投票。2016年經濟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三去一降”降成本，法制成本是我們體制成本的組成部分，當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越來越大，進位到世界第二而且非常有望變成第一的過程中，我們的體制成本重新升上來了。

　　二、市場準入成本：要從體制上解決

　　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開始激烈，每當開放一個市場就急需尋找新的市場，但很多壁壘還沒有打開，要打開新市場不容易。不要只強調經濟下行，問題是有機會卻不讓人做出反應，本來好做的生意也沒法做了。這個問題是體制成本問題，像醫療改革，這個不是產能過剩的問題，問題卡在準入上，價格指引上。

　　準入和定價對動員資源非常重要，今天我們搞供給側，以前搞需求側，但是我們要清楚，做事不能靠喊口號，政府領導是制訂政策的，這個問題只能從體制上解決，任你發多少文件喊多少口號都沒用。

　　三、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價格機制不能靠規劃

　　企業對新的機會做反應，但是獲得關鍵要素很難，比如房地產。從全國來說是產能過剩了，要去庫存，但去庫存的政策還沒有好好貫徹，三四線城市還沒有明顯進展。這里面有一個關鍵的制度變量，不能在北京統籌全國的土地供應。現在人是流動，需要一個靈活的供應市場來應對靈活的需求。

　　現在的情況是只有城鎮國有土地可以依法流轉，集體土地不能依法流轉。如果允許分散的流轉，市場是有自我平抑的功能，而我們非要統一把土地劃成不同的類，價格機制的形成不是規劃能替代的。

　　四、移動、退出的成本：企業要研究的戰略問題

　　過去要搞市場分割，有些地方會不準別的產品進來，這個問題花了很多年才解決。現在出現的新的問題是，做大樂得公司要到別的地方去辦總部，地方政府不讓走。這也是我對地方競爭理論有保留的一個原因，地方競爭有很多積極影響，但是也有消極影響。這種體制在經濟決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等到在更大的空間配置資源的時候，它就變成障礙了，政績和GDP就會受損。在什么時機移到另外更合適的地方去，這是企業發展戰略當中的一個難題，不少商學院要研究這個問題。

　　五、修訂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條規定，拖累全局

　　現在修法的成本太高，有一年出了一條文件“城市居民不得到郊區和農村購買農民宅基地上的物業”，這句話一出來整個郊區的景觀投資、產業投資、民宿投資就遇到了一個障礙。現在城市居民汽車保有率這么高，鄉村旅游那么火，但是遇到了體制障礙。還有宅基地問題，這些已經變成了國民經濟難題。

　　這些年我們積累了新的辦法，比如搞自貿區，授權一些地方在指定時間內暫停一些法律。至于土地問題，現在已經分別做了實驗部署，但這些問題都變成了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困難。

　　現在全球局面發生了變化，我們原來的立國之本是比較成本優勢。現在我們生產成本上升中有一些硬性的制度成本上升得偏快，法定的制度成本、對新的市場機會做反應的成本、擺脫一些過時的經濟結構的退出成本、修訂法律的成本，這些成本都在增加。

　　我們考慮成本，不單單要考慮生產成本，不單單是狹義的完備市場體制下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我們這種轉型期國家伴隨的體制成本，運行的制度成本，這個成本對我們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當年我們從爭4保5到達到10，現在又從如日中天到面臨下行壓力，這其中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就是體制成本的變化：體制成本決定經濟發展，也決定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