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8年6月份到世界銀行工作的，9月份就爆發全球金融危機。2012年，結束在世界銀行的工作之后，我寫了一本書，《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界銀行四年對國際重要問題的思考和建議》，如今已經過去四年，我很高興的是，在那本書里面的分析與判斷，現在來看基本是正確的，其中的政策建議今天看來還是有效的。當時我的判斷是，歐美國家恐怕很難從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當中復蘇，發達國家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的長期疲軟態勢之中，全球經濟也會因此而長期疲軟。
我從2009年就開始表達這一看法，只是當時認同這一看法的人很少。我之所以得出這一看法的原因是，發達國家或者是任何國家如果出現金融危機，真正要得到復蘇，必須有結構性的改革。結構性改革從短期來看是收縮性的，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想要真正推動起來相當不易。
過去經濟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發生時，國際貨幣組織給發展中國家的建議是三把斧頭：
第一把斧頭是進行結構性改革，由于結構性改革是收縮性的，為了對沖收縮；
第二把斧頭就是讓發生危機的國家貨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創造國際市場需求，以此對沖結構性改革的收縮，為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
第三把斧頭就是給予發展中國家一些援助，以渡過短期難關。
但2008的金融危機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他們的產品在國際上相互競爭，哪個國家如果要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增加出口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必然造成競爭性貶值，結果大家都無法以貶值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過去八年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G20必須有心理準備，發達國家和國際經濟的疲軟可能會延續相當長時期。
在這種狀況下，我當時的想法是找到一個方式來替代貨幣貶值，以便給發生危機的發達國家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也就是說，創造一個足夠大的外部需求讓發生危機的國家來對沖結構性改革的需求收縮。我當時的政策建議是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因為發生危機后的發達國家必然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發達國家在經濟疲軟、產能過剩時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即使是零利率或者負利率，也不會將資金導向實體經濟的投資。低利率政策使得發達國家資產泡沫不斷積累，并且會短期資金大量流向發展中國家，造成短期資金大進大出，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很多宏觀管理上的挑戰。
如何將這些資金引導到實體經濟方面的投資？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已經相對完善，投資機會相對少，但是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有很多瓶頸，因此，G20可以考慮創造一個機制，把資金投到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根據研究發展中國家每增加10塊錢的投資，就會增加7塊錢的進口，其中一半來自發達國家。因此，只要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足夠大，其產生的對發達國家出口需求增加的作用就會像發達國家貨幣貶值創造的需求一樣。這個概念在2010年首爾峰會上的首爾發展共識中有所體現。首爾共識的第一項就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2010年，當時國際上普遍認為經濟已經開始復蘇，對于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性，大家有共識，但是沒有人給錢，變成了一個空頭承諾。
很高興的是，在本次G20的八個議題工作組中依然有投資與基礎設施。這不僅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很重要，而且能為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因此，基礎設施工作組能否把基礎設施投資做實？能否建立一個具有儲備貨幣地位的發達國家和外匯儲備多的國家出錢，并把主權基金和退休基金引向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機制？這是我的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沿著投資的思路來看，在經濟疲軟時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差異，發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已經在世界前沿，經濟疲軟時，現有的產業會出現產能過剩，因此無論利率再低，發達國家的資金也難于投向實體經濟。但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大多還處于中低端，即使中低端產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機會比發達國家更多。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在發達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的背景下，將流動性充足的資金引導到發展中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的投資，而不是短期的大進大出的投機性資本流動。我想這就要求有一個比較好的投資協議框架。目前世界上有3000多個雙邊的投資協定，但是還沒有一個多邊的投資協定。所以，我建議G20探討多邊的投資協定，以利于將發達國家的資金引導向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的產業投資。
第三個建議是探討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在《從西潮到東風》書中，我也談到重新構建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體系的問題。現在大家談論較多的是如何把SDR做實做大的問題。但是，我覺得SDR可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以國別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必然存在的，儲備貨幣國的利益和國際利益之間沖突的內部矛盾。雖然SDR允許人民幣入籃，但是還是以主權國的貨幣作為基礎組成的，它的內部矛盾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有一個超越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為此我在書中提出了紙黃金的概念。我認為G20很難迅速做出如此根本性的改革建議。但是，可以開始討論。我很高興看到在八個工作組中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工作組，這個改革工作組可以允許有不同方案的討論。
目前更多的討論是如何把SDR做大，但是，如果發達國家或者說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的經濟形勢不好，它的貨幣政策必然還是以自身的需要來制定，導致SDR的基礎非常薄弱，好像把一個大廈建立在沙灘上面。對此，我認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回到當年凱恩斯提出的班柯（bancor）貨幣方案，在班柯（bancor）的基礎上給予改良。目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拋棄現在的貨幣體系，做大做實SDR是中間步驟，但是最后應該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因此，在這次G20會議上，可以開始這一方面的討論。
文／林毅夫CF40學術顧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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