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式的保險制度在當下的中國不合適。
3月21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周其仁先生在例舉制度成本過高時指出社保成本過高，是帶有強制性的政策，是制度成本。中國目前是否需要如此之高的強制性社保稅，提取之后怎么樣，是否未來能夠切實返還個人，都是未知數。此處將強制繳納的社保視為社保稅。
我國社保金確實高，2014年年末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舉行的聯組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馬凱表示，現在的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北京青年報》今年1月報道，在與125個國家的社保費率對比分析后，只有11個國家的社保費率超過40%，而且主要是發達的福利國家。
人社部1月作出解釋，我國5項社會保險費率中，主要是養老保險費率偏高。而其他4項社會保險費率之和在12%左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養老費率高三個原因：一是因為制度設計時保障當下，為未來積累部分資金;二是轉軌成本，已退休的老人和中人沒有積累或者積累較少需要現在繳納者彌補;三是為應對人口結構改變作準備。
通常工業化初期國家通常沒有社保，或者社保程度較低，不僅因為當時的
經濟競爭中勞動力成本是重要因素，也因為沒有與高保障相匹配的分配機制與稅收機制。工業化初期較為血腥，特權資本橫行，實行高社保稅的結果往往社保成為權貴盤中餐。因此社保制度是一個與稅收、法治完善密切相關聯的漸進的過程。
美國是因為大蕭條倒逼建立了基礎保障制度。上世紀30年代
經濟大蕭條， 1934年羅斯福成立
經濟保險委員會，次年公布社會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傷殘保險和老年配偶養老保險。在積累了一筆基金后，1942年開始支付退休金。上世紀50年代由于
經濟景氣社保大發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醫療保險，1972年又增加了殘廢者醫療保險，而后又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目前為止，醫改等仍然是美國的敏感社會問題，各方僵持不下。
歐洲也有發展過程，丁建定先生的文章指出，1883年頒布《疾病保險法》的德國是最早通過立法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西歐國家，1889年實施《養老保險法》，規定對75歲以上的工人及公務員提供養老金，費用由國家、雇主和雇工共同承擔。根據1907年的一份對14個歐洲國家的研究報告，有8 個國家建立了由國家管理的工傷事故保險，4個國家建立起強制性疾病保險，只有德國實施了強制性養老和殘疾保險。當時不僅保障程度低，并且疾病與工傷保險惹人關注，恐怕與當時
生產環境惡劣，疾病叢生、工傷多發有密切關系。
我國的社保保障程度與當時的歐美相比不低，農民工朋友等群體除外。為了支付目前高昂的社保費率，用工單位成本大幅上升。
會計專家馬靖昊拆解工資社保構成，某一雇員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險一金及其個稅之后可支配工資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為之加薪2000，該雇員稅前工資漲到了10000元，正式晉身萬元水平。不過，如上所述，在扣除了雜七雜八后，該雇員每月到手工資為7454.3元，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價是，為了這1400.4元，須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員到手工資增加額的2.06倍。其中單位繳納的三險3210元、個人繳納的三險1023元，上繳了社保機構；單位繳納、個人繳納的公積金各1200元，上繳公積金管理機構；個人所得稅322.70上繳稅務機構。這樣的做法算得上盤剝。
面對如此高昂的費率形成大家鉆漏洞的做法，北青報在京調查的結果是小型餐飲企業大多沒有社保，筆者詢問街邊洗車店等同樣如此。企業主與員工難得的達成共識，高昂的社保不能落到職工頭上不如不保。
我國目前的分配與稅收體制很難承諾做實繳納者的個人帳戶，而享受高替代率的人數卻居高不下，不透明的社保帳目很難保證分配的公平，也不可能讓繳納者心甘情愿。
與其畫一個社保烏托邦之餅，還不如忙提高統籌層級、公開帳本、讓民眾亟需的大病、基礎養老落到實處，把每個人的帳戶做得扎扎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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