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會群體的學者歸納出能力結構和權力結構這兩種權力特征。能力結構即領導者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商、體能、人格、道德等等；權力結構是指來自組織結構中法定職位的權力。我們不妨先把能力的意義簡單梳理一下。麥克里蘭創立的勝任能力模型歸納出能力的六種構成：動機、特質、自我認知、社會角色、知識、技能。這種對能力的綜合界定又一次見證了人的社會屬性優先，自然屬性第二的真理。前四項能力是核心，但是這四項比較抽象也難度量，往往被有意無意的視而不見；后兩項雖是外圍，但是因為直觀量化反而受到重視，平時我們說到能力時也只能想到知識和技能。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中一般不會去在意自己在行使權力時，到底是能力結構重要還是權力結構起關鍵作用，因為管理者認為這其實很難說清而且也無關緊要，如同大多數人力資源管理者不太看重西方人總結的“勝任能力模型”一樣。這使得我們的管理者不能達到較高的境界。 小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西方人的工作生活特征，說西方人上班的時候嚴格遵守規章聽從指揮，下班后生活很自由放任，其他人不能干涉其私人生活。我聽了很是羨慕，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才知道這些說法不太客觀。西方人并不是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就為所欲為，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也要注意個人行為對社會風尚和道德的影響。 現在可以來討論能力結構和權力結構對管理者領導權威的影響權重問題，能力結構和權力結構究竟孰重孰輕要具體分析。總體上說，中國人更看重能力結構，西方人更看重權力結構，不論在哪種組織都是如此。這是基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而形成的基因性偏重，絕無中西方文化孰優孰劣的簡單的單項選擇問題。有些人忙于挖掘國人的劣根性，其實是一種誤解和徒勞。 古希臘的時候，蘇格拉底帶領人們討論的大多是權力的合法性、神圣性以及權力的制衡等話題。希臘人覺得一個城邦的首腦，如果不是從公眾中被推舉出來的，就是不可思議的，更沒有合法性。這種文化基因傳承到現在依然是西方主流文化的重要內涵。這使得西方人更看重具有合法性神圣感的法定權力，即權力結構。 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在教導（不是討論）人們如何做到仁義、忠恕、孝悌、中庸等行為規范。孔子的仁并非很多人認為的是以愛為核心的概念，而是人之所以能被稱為人、人還算是個人的標準，即人區別于動物的基本內涵。孔子用仁來總括做人的標準，從這個標準延伸出義、忠、恕、中、和、孝、悌等次一級的概念和內容。中國人的祖先一開始就把人的內涵、人的修養、人的人格、人的道德看得比制度安排重要。這就使得中國人更看重具有英雄、義士表征的楷模人物，即能力結構。 西方人認為權力就像能讓人著魔的魔杖，假如一個人手里握著一根權力的魔杖，西方人首先看到的是權杖，而不太在意是誰拿著這根權杖；中國人首先看到的是這個人，然后辨別這個人有沒有能力或資格拿這根權杖。為什么會有如此的差異呢？是人為的嗎？是中西方的祖先們一念之差留下的著作使然？顯然不是。二十多年前我閱讀一部中國文化史，記得書里有地緣環境派學者認為：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文化體系的形成，主要受地理環境和人種的特質的影響較大。我一直認為這個觀點是比較客觀的，雖然其論點的支持論據還有待于進一步整理。 西方企業的管理者只要有法定的權力，就可以正式的發揮領導作用；中國的企業管理者有法定的權力不一定好使，因為中國人首先看人對不對，先不管法定不法定。歸納成一句話：中國人認人不認權，西方人認權不認人。中西方對權力的觀照如此不同。 我們的企業管理者如果對這些本質的差別不了解，管理上只會事倍功半、無功而返，甚至錯都不知道錯在哪里。從正面來看，中國的企業管理者要想獲得成功，取得管理效率，首先必須修煉好自己的能力，包括人格、智商、情商、知識、道德、技能等；其次要特別注意潔身自好保持廉潔，遠離灰色動機和行為。這樣在獲得能力結構的前提下，就能很好的穩定權力結構，行使法定權力。 這篇文章對那些盲目套用西方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中國企業管理者也有一定的提醒作用 。 章炳煥2011-6-21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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