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因為交通不便、地域封閉，養出了一些人夜郎自大的毛病，凡事喜歡往大處說。幾十米高的山丘，也叫“天下第一山”；一米寬的小溪，也稱“天下第一水”；至于“天下導師”、“天下第一村”、“天下第一酒”更是比比皆是。原以為，這些“第一”的命名者不過是村野莽夫，因孤陋寡聞，才坐井觀天、自吹自擂的。沒想到，有些企業文化的咨詢師、培訓師，也天真幼稚地玩起這個把戲來。自吹是企業文化的“大師”、“理論導師”、“定位導師”、“理念導師”、“行為規范導師”、“落地導師”等等。真是應了古人的“唱戲的是瘋子”的說法！

雖然，企業文化的概念早已有之，但其概念如流動的沙丘，今日在東，明日在西，沒有完全固定。上世紀后半期，企業文化現象引發了人們的興趣，歷經學者研究探討，其內涵外延逐漸穩定，形成相對穩定的理論體系。即使今天，誰也不敢說已經十分成熟了。

當然，對企業文化研究過程，并不排除產生大師的可能性。幾位卓有成就的研究者，例如：約翰 科特、艾倫 肯尼迪等，也只是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其大師地位也是研究過程中奠定的。但是，這些企業文化大師的產生，需要一定的條件為基礎，特別是需要自由寬松的外部學術條件做基礎。

當今中國，不可能出現企業文化大師，因為出現大師的客觀環境還沒有出現。2009年7月11日任繼愈、季羨林兩位巨擘同日離去，隨后不久，一本《大師離去，再無大師》的書面世，我認為，真正談到了問題的實質——我們生活在一個浮躁的年代，一個不能產生大師的年代。

真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大師的年代，歷史上有，國外有，但是我們沒有，有的只是自吹自擂的大師。

企業文化大師的誕生，同其他大師一樣，需要寬松的學術環境。學術自由，首先是思想自由，前提條件就是不需要外在干預。企業文化的發展，有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應時而生，因時而長，外在的干預，不管是支持還是限制，都會破壞內在發展規律，影響發展質量。外在的限制固然束縛了手腳，使學術難以正常成長，自然出現不了文化大師；外在的支持同樣會異化了目的，讓學術急功近利、拔苗助長，使文化成果產生怪胎，大師也不可能誕生在這樣的環境中。

文化治國的口號，反映了國家對文化的重視，從一定程度上對振興文化是有益的。但其作用無異于對莊稼噴灑“催生素”。產生了一堆形式華麗、內容膚淺的“文化成果”，包括企業文化的成果，這是噴施“催生素”的結果。這些東西能向政府要錢，能向上級邀功。真正的文化研究和傳播的效果，又有幾人能夠問津？

從研究者自身來看，大師是需要腳踏實地的精神，需要堅忍不拔的意志，他們不務虛名、不圖名利，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因為科學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假，來不得半點做作，關注學術本身，關注企業文化的規律，才是大師唯一的興奮點。處處標榜自己，時時炫耀自己，無異于“天下第一”的自我夸耀，只有專注學術才能夠產生大師，關注窗外的繁華只能產生幾個賺錢的商人而已。

錢鐘書是一位真正的傳統文化的大師，為了從事研究，他謝絕一切外面的采訪，有人說他清高，有人說他驕傲，他都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研究。什么是大師，錢鐘書才是！

大師重在創造，技師重在應用，偽大師重在吹噓!

大師在走前人未走之路，他不重復別人的說法，不竊取他們的成果，只靠自己的努力來證明自己。他的成果幾十年可能只有一個，但它必須是實實在在的，是久經考驗的，是經得起推敲的。他可能吸取了別人的成果，但一定是對別人成果的一個超越，是學術研究的質的飛躍。而決不是改頭換面、偷梁換柱的小偷行為。

現在中國，只有企業文化的技師，沒有大師。技師是朝向大師前進的必經階段，但所有的努力不一定有成效，奮斗不一定有輝煌。咨詢師可能是一粒飽滿的種子，但缺乏陽光水分的滋潤，種子只是種子，肯定不會有收獲。一定成不了大師。

咨詢師、培訓師不是企業文化理論創造者，只是企業文化的應用者。其任務就是將企業文化理論應用到管理實踐中。他們或許也努力、也認真，也有成果，但這些成果都是小發明，小改造，難以實現超越同行水平。更重要的是，他們大多數缺乏大師的胸襟，大師的情懷，缺乏拒絕金錢誘惑的勇氣和信心。所以咨詢師就是咨詢師、培訓師還是培訓師，就如同普通的理發師、美容師等技師一樣，永遠成為不了大師。你可以將企業文化理念提煉得精準到位，可以將企業文化方案做得盡善盡美，但這也不能說你是一個大師，一個可以稱為“企業文化**導師”的人。

信息時代來臨，為偽企業文化大師提供了宣傳自己的平臺。借助網絡，可以將自己的名字一夜之間傳遍網絡。即使如此，假的還是假的，真正的企業文化大師不是吹出來的，而是靠自己努力和成果來證明的。自己喊千遍萬遍，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只有有人承認你的成果才行。只靠嗓子，沒有自己的學術見解，你以為能夠欺騙了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