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哈佛案例看管理風格
錢錦國
哈佛商學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工商管理學院，被譽為培養公司總裁的工廠。它創立的MBA學位(工商管理碩士)，是各國工商界人士夢寐以求的一面金字招牌。 2005年8月，中國一批國有企業的高層主管來到這兒，接受為期三個月的培訓。上《管理與企業未來》這門課時，根據哈佛最著名的案例教學法，他們拿到的是一份具有測試性質的案例：
請根據下面三家公司的管理現狀，判斷它們的前途。
公司A：八點鐘上班，實行打卡制。遲到或早退一分鐘扣五十元；統一著裝，必須佩帶胸卡；每年有組織地搞一次旅游、兩次聚會、三次聯歡、四次體育比賽，每個員工每年要提4項合理化建議。
公司B：九點鐘上班，但不考勤。每人一個辦公室，每個辦公室可以根據個人的愛好進行布置；走廊的白墻上，信手涂鴉不會有人制止：飲料和水果免費敞開供應；上班時間可以去理發、游泳。
公司C：想什么時候來就什么時候來；沒有專門的制服，愛穿什么就穿什么，把自家的狗和孩子帶到辦公室也可以；上班時間去度假也不扣工資。
教授發完答題卡后說，請根據各自的管理經驗作出判斷。最后，96％的人認為第一家公司會有更好的前景。
測試完畢，教授宣布了三家公司的真實身份——
公司A：廣東金正電子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是一家集科研、制造為一體的多元化高科技企業。2005年7月，因管理不善，申請破產，生存期9年。
公司B：微軟公司。1975年創立，現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公司和美國最有價值的企業，股票市值2883億美元。
公司C：Google公司。1998年由斯坦福大學的兩名學生創立，目前每股股價402美元，上市一年翻了3倍，超越全球媒體巨人時代華納，直逼百年老牌可口可樂，也是惟一一家能從微軟帝國挖走人才的公司。教授宣布完結果之后，開始講課。
據回國后的主管們回憶說，那堂課什么也沒聽進去，因為心情被那個案例攪亂了。為什么正規化的管理卻讓金正公司倒閉了，而看上去幾乎是放任型的管理，怎么卻成就了兩個著名企業？為什么過去的100多年，西方國家同樣是靠正規化管理（科學管理思想）、以高度的控制發展了經濟、締造了大工業時代；而進入21世紀后，以IT行業為主的一批知識型企業又以高度的開放型管理同樣創造出了巨大的經濟成果、締造了知識經濟時代？
在思考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那些從哈佛回來的主管們在后來翻看了講義后才受到一些啟發：教授在講《管理與企業未來》的第一章自由是智慧之源時， 其中有這么一段：在知識經濟時代，財富不過是在自由價值觀普及的社會里無數個人自由活動的副產品。在個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會，民眾的智慧空前活躍，創新的東西也會被不斷推出，財富作為副產品就會像火山爆發般噴涌出來。管理則沒有這種功能。管理可以聚攏現有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創造一時的強盛，但會使智慧之源枯竭，為強盛土崩瓦解埋下伏筆，而且無一例外地都導向衰亡。 只矚目科技與財富的繁花，卻忽略了它們賴以生長的自由土壤，甚至鄙視、仇視自由，這是其他文化模仿西方文化時屢敗屢犯的通病。
教授的講義告訴我們，管控是智慧的殺手，自由是智慧的土壤。在一個需要不斷創新的組織里，如果管理過度而開放不足，勢必會重蹈金正的覆轍。同時，講義又提示我們，學習西方的管理不能忽視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問題，無論是哪種管理風格，都需要與其自身的文化相匹配，需要根植于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發揮效用。大家都知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一向尊崇個人的自由，但同時他們又是堅持有規定就一定要遵守的契約人，這使得：一方面各種以控制為主的管理程序可以在企業中暢通無阻地推行；另一方面又能夠充分尊重個人價值，為員工提供足夠的自由空間。而中國人一向善于變化，不愿循規蹈矩，奉行的是：“只有合理的，我才會遵守。”管理者如果忽略了東西方文化上的這種差異，在企業中原封不動地推行西方的管理方法，可能就會碰壁。其實，早在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就有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只是這種主張并沒有形成國人的共識并得以很好地執行。如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西學浪潮中，以全面質量管理、流程再造、ISO國際質量體系認證等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一度為國內企業追捧。而在推行這些理論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這樣的兩難：嚴格按程序實施，覺得太刻板，太教條，員工阻力很大；放寬政策實施，又覺得做不到位、上不了正軌。這種兩難處境最終沒有讓這些理論在國內企業全面開花結果，像ISO國際質量體系認證最后就成了造假運動。曾經有人講，中國是一個不適合搞工業化的國家，因為我們國家歷史上是一個農業國，民眾受農耕文化影響深遠，過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無法適應高度程序化、規范化工業生產的要求，缺乏按規程、按標準、按紀律作業的基本素養。海爾的張瑞敏曾經這樣解讀中國人：叫中國人每天擦六遍桌子，他第一天會按規定做，第二天也許就會少擦一遍，第三、第四天也許只會擦3到4遍，最后可能是領導要來檢查就擦一遍，領導如果不來也許一遍都不擦。倒是在歷史上一直在學習我們的日本，到了上個世紀50年代同樣也跑到美國去學習西方的管理技術，但是他們回來后并沒有生搬硬套地去運用，而是結合本民族的文化特點進行了變通，以至于在80年代初趕超老美，成為了超級經濟大國。后來美國的專家學者跑到日本來做研究，得出結論說日本的經濟是儒家資本主義經濟。
其實，從管理思想的起源來說，像微軟、Google公司那樣的管理風格并不是西方企業的獨創。早在2500多年前，我國的思想圣哲老子就已在《道德經》第十七章中提出：“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里的“貴言”，就是指不輕于發號施令，也就像杰克·韋爾奇所說的：“管理得越少越好。”當管理者給員工提供了充分自由的空間，員工在這種氛圍下完成了工作、創造了成果，就覺得是自然而為的事情，這就是管理的最高境界：無為而治。不過我們并不能就此片面理解為組織不需要制度、不需要管控，越自由越好。事實上，沒有哪一種管理風格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會因管理所面臨的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選擇。
在以物（資本、資源）為本的時代，人也被當物（工具），管理是以各種流程、標準、監控的面目出現，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在以智（知識、智慧）為本的時代，管理自然會以自由、開放、關愛的面目出現，企業文化管理、團隊管理等理論便隨之產生。就當下的企業來說，不同性質、不同行業的企業，所采取的管理風格應當有所不同。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其管理風格應當是控制多于開放，技術密集型、知識型企業，則是開放要多于控制。就同一個企業來說，會因組織結構層次和員工性質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風格。作為操作層面的員工，制度、監控就要強調得多一些；而對于決策層、研發部門的員工來說，就應當給以更多的自由空間。對于知識性員工來說，思維只有在沒有束縛、沒有限制的狀態下，才會有創造性。沒有哪個人在嚴格監控甚至是管理者的頤指氣使下還能開發出優秀的產品、創作出不朽的作品。但是，對于普通勞力型員工來說，在沒有任何制度約束、沒有任何監督控制的情況下，還想讓他們按部就班地開展工作，這也是不現實的。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只有適合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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