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因為看[紙牌屋]硬是熬了好幾個夜，第一季的十三集已經看完，現在開始追第二季。據說，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曾向部屬們推薦這個美劇，這實在讓我聯想翩翩。偏偏也在這幾天，北京熱熱鬧鬧地開“兩會”，遠在杭州看美劇的我，突然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咱們的北京城里有沒有在上演“紙牌屋”？
[紙牌屋]的主角弗蘭克·安德伍德是眾議院多數黨的“黨鞭”，在他的辦公室內間有一塊白板，上面貼滿了本黨議員的名字，當一個法案需要通過時，他和他的幕僚們就日夜站在白板前推演，預測哪些議員會反對，哪些議員會贊同。政治家們在辦公室里的討論是功利的、尖刻的乃至骯臟的，不過，所有的態度和立場最終都將是公開的。那么，在北京有這樣的一間辦公室嗎？有這樣的一塊白板嗎？在“兩會”上端出來表決的議案，是否經過了如此激烈而公開的辯論？好像沒有。政治必須要有公開的反對派，這個道理在[紙牌屋]里是游戲的前提，其實毛澤東主席當年也曾經戲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考察時對毛澤東提問，“過去若干年里，每個朝代都會由盛而衰，從未沒有跳出這個周期律。中共諸君有無可能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先生當時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段話在今天仍散發著政治家的智慧，北京的“兩會”，就創辦的初衷而言，正是“人們起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只是我們的監督和負責模式不是“紙牌屋”式的。
在[紙牌屋]里，新聞記者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群，從佐伊、簡寧到盧卡斯，他們對政治的熱衷和參與構成為整部電視劇的中軸線。在他們所進行的報道中，我們沒有看到一篇“正面報道”，他們的工作似乎不是證明政府是多么的正確，而是發現他們的錯誤和荒謬，為此，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他們預先泄露了國會還在討論中的法案、他們尖銳批評總統副總統和議長州長、他們肆意猜測部長的任命名單。他們居住在華盛頓特區里最廉價的公寓間里，與蟑螂同眠，然而，他們的報道則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國策的走向。在第一季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嬌小固執的佐伊，為了獲取新聞，她獻出了肉體和生命，而盧卡斯在第二季里執著而瘋狂地追逐真相，簡直可以被視為美國社會對記者這個職業的本質印象。在上演[紙牌屋]的那個國度里，他們被認為是民主的“看門狗”。在看電視劇的時候，我便瞎想，這幾天的北京城里有沒有佐伊和盧卡斯？他們敢批評哪一個級別的官員? 如果他們泄露了全國人大的某一項法案內容，會遭到怎樣的下場？在上個月，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剛剛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新聞記者上崗證考試，一個需要被有關部門招去考試的“看門狗”會盯咬怎樣的對象呢？
在[紙牌屋]里，還出沒著一個特別的角色，一家從事能源業的大公司桑科，它的總部在亞特蘭大，而在首都華盛頓則有一位叫雷米的黑人說客。他天天在國會大廈里頭混，游走在政治家的身邊，人人都知道他在為誰說話，替誰干事，不過華盛頓的警察或“中紀委”并沒有把他抓起來。因為在美國政治中，“院外游說集團”的存在是合法的、公開的，甚至被認為是必須的。維基百科是這樣解釋“院外游說集團”的：“政治游說行為是美國議會政治中很有代表性的政治現象，很多為利益集團代言、也有不少游說集團也同時為公眾利益代言，對擁有立法權的參眾兩院的議員進行游說，并從受益集團獲取經濟利益，這在美國的政治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中，并沒有你死我活的階級或路線斗爭，有的只是對利益的不同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策安排，所以，商業集團當然需要有自己的聲音和代言者，這同樣是一個危險而必須的游戲。正在北京召開的“兩會”上，其實有很多政策的安排和討論，涉及到一千萬家私營企業，比如互聯網金融與國有銀行的對峙應如何在法律層面上界定，比如政府提出的“負面清單”是否合理合法，比如稅收制度的改革，比如國有企業的混合制改革應建立怎樣的法規依據，比如私人資本國際化投資的監管規則及改革，等等等等，這些立法問題關乎到無數私人企業的利益及前途，那么，他們在重要的全國“兩會”上，是否有自己的代言人？是否可以有自己的“院外游說集團”？企業家集團如何在全國“兩會”-------中國最大的政治秀場上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它可能是個人意見，也可能是一個集體共識，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嗎？
中美兩國，政治環境及人文歷史迥然不同，當然不可能上演同一版本的戲文，不過，作為經濟超級大國，其治理的復雜性則相同，因而，政策辯論及設計邏輯有很多暗通的地方。這幾天，一邊看華盛頓的[紙牌屋]，一邊關心北京的“兩會”，我的心情真可以用“咸吃蘿卜淡操心”來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