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兵家精神

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沖突，有利益沖突就會導致戰爭。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戰爭與和平不斷交織、交替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毀滅與重建的歷史。

戰爭給人類文明帶來的除了摧毀以外，還造就了中國古代無比輝煌的兵家軍事思想文化，不斷培養、升華了兵家的精神內核。

戰爭讓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軍事家脫穎而出，他們的思想經歷長期血與火的洗禮，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留下了灼灼光輝。

一、兵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從事軍事的智謀有識之士，總結軍事方面的經驗教訓，研究制勝的規律，這一類學者，古稱之為兵家。

凡論述軍事的兵家著作，稱為兵書。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司馬穰苴、孫武；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漢初有張良、韓信等，近代的兵家代表人物是毛澤東。

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將苑》、《百戰奇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及《論持久戰》等。

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

二、兵家的精神

仔細研究歷代兵家的著作，我發現兵家的精神內核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

1、“不好戰、不反戰”的精神內核

軍隊是國家的護衛力量，也是殺人與破壞的兇器。戰爭是違背人性的暴力行動，是違反人類道德的行為。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能使用軍隊發動戰爭。

“和為貴”作為和平思想見諸于兵家著作中。

“和為貴”的另外一個極端行為就是窮兵黷武。

反對窮兵黷武、慎重開啟戰端的慎戰思想貫穿于歷代兵家的著作、言論與軍事實踐中,并一直影響著后世兵家思想。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這句話深刻體現兵家不好戰，不反戰的精神。

窮兵黷武會給一個國家帶來災難，同樣，沒有軍隊保護的國家也一樣會滅亡。

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孫子也同樣提出了要謹慎對待戰爭的觀點。

慎戰思想已融入中華民族的靈魂中。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從來沒有侵略擴張和征服世界的狂想，而是一直主張和平友好,奉行“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因此,在戰爭觀問題上,其主體傾向是認為兵兇戰危,反對貪勝好戰。

不僅僅如此,古代兵家還認為,即使進行戰爭也要反對窮兵黷武。

2、敢戰、善戰的精神內核涵

毛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這是毛澤東“和為貴”軍事思想的另一種體現，和的前提是人不犯我。一旦別人犯我，那就不客氣了，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沒什么道理好講的，只能應戰。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盡管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盡管中國剛剛經歷了8年抗日戰爭和3年的解放戰爭，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但在民族大義面前，在國家利益面前，中國人沒有害怕退縮，以全民一心的精神投入到支持朝鮮抗戰中去，最終迫使美國簽訂了停戰協議。

毛主席表現出的大智、大勇、大無畏精神正是兵家敢戰、善戰的精神內核的最好注腳。

孫子的全勝思想即蘊含著兵家敢戰、善戰的精神核涵。

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他的看來，戰爭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通過伐謀、伐交、伐兵、攻城等手段，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戰略目標，實現利益最大化。

孫子的這個軍事思想體現了作為一個兵家的最強烈的自信，這種自信不是來自于的盲目的樂觀、自我感覺良好的自信，而是基于對敵我雙方實力的了解，也就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礎之上的自信。

自古以來，兵家以少勝多的戰例史不絕書。

牧野之戰，姜尚率不足10萬兵力對敵70萬（有說17萬），滅商建周； 

柏舉之戰，孫武率3萬兵力對敵20萬，千里破楚；

陰晉之戰，吳起率5萬兵力對敵50萬，大敗秦軍；

巨鹿之戰，項羽率2萬兵力對敵40萬，全殲秦軍；

彭城之戰，還是項羽，率3萬兵力對敵56萬，殲楚軍20萬；

井陘之戰，韓信率3萬兵力對敵20萬，滅趙；

昆陽之戰，劉秀率不足2萬兵力對敵42萬，大破王莽軍隊，僅數千人逃回洛陽； 

官渡之戰，曹操率2萬兵力對敵10余萬，滅袁紹；

赤壁之戰，周瑜率5萬兵力對敵20余萬，大破曹軍；

淝水之戰，謝玄率8萬兵力對敵97萬，大破前秦苻堅，僅剩10余萬逃回洛陽；

鄱陽湖戰，朱元璋率20萬兵力對敵60萬，消滅陳友諒；

臺州之戰，戚繼光率領戚家軍對抗倭寇，取得了9戰9捷的勝利……

古代兵家，就是敢戰、善戰的精神化身，是智慧之神的化身。

戰爭是暴力的最高形式，就是有計劃、有預謀的殺人行為，更是一種智力以及耐力的終極較量。

戰爭雙方在戰場上，在有限的空間、地域內，通過擺兵布陣，通過陽謀陰謀等各種手段，極可能地消滅對手，保存自身的實力。

《司馬法·仁本第一》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這句話代表了先秦時期兵家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態度。在戰與非戰面前,有作為的兵家采取的是以戰止戰的和平觀。康熙時期對臺灣的收復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也反映了作為軍事家康熙的用兵謀略與遠見卓識。據《中國軍事通史》記載,康熙帝曾經希望能和平統一臺灣，但在一系列的和談中,雙方分歧嚴重,和談失敗。這使得康熙帝認識到，以純粹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要實現統一，必須訴諸武力。

康熙二十年七月,康熙帝任命施瑯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實施其攻臺方略—— “因剿寓撫”,即以戰逼和，即以軍事手段促成臺灣問題的政治解決。康熙二十二年澎湖海戰后,清軍積極進行政治宣傳,臺灣本島和平統一。這一歷史史實說明,有時以戰止戰,和平來得更快。在清政府統一臺灣這一歷史事件中,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作了有機的配合。康熙、施瑯等軍事家充分利用武力行動和軍事威懾的作用,因剿寓撫，以戰逼和，最終和平統一了臺灣本島。

這一成功的歷史經驗，也值得今天的人們汲取。

兵家的精神也將繼續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每一個人的中國夢而不斷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