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彼得·德魯克一生，他一直致力于理解日趨復雜的商業和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影響，更重要的是，這些涵義指導我們應如何持續創造并傳播價值。

我受德魯克著作的影響由來已久。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之間，他就已預測到信息化大變革的某些影響正在浮現，比如，向信息經濟的轉型、知識工作的集中化，以及數字技術應用的轉型對于各類工作的影響。

大約就在那時，兩種彼此強化的顛覆性力量同步出現了。一股力量是數字技術。數字微處理器和分組交換網絡的部署應用，標志著數字基礎設施的崛起，計算機、存儲以及寬帶技術的更新換代呈現指數式發展，更強有力地推動著這一趨勢最終全球化。而數字技術能夠普及，得益于另一股數十年來形成的勢力：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自由化浪潮。這一浪潮正在系統性地促進國家及產業間商品、資金、民眾以及觀念的自由流動。

兩股勢力的合流既創造了不計其數的機遇，同時也產生巨大的挑戰，它們系統性并大規模地摧毀了全球市場的進入障礙，無情地使企業經營壓力持續攀升。自1965年以來，美國公眾持股公司的資產回報率變動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企業在這一時期內的整體業績都呈現出持續及夸張地大幅下滑，資產回報率下跌了75%。

到了上個世紀70-80年代，信息技術和全球化這兩股力量逐漸發揮作用。此時，德魯克廣泛撰寫了不少著作，論述了管理實踐迫切需要變革。他深知隨著工作性質的轉變及變革速度的增加，加上現有的管理實踐，更不用說工人的整套技能，都會迅速淪為明日黃花，再也無法滿足信息經濟的需求。普遍走弱的資產回報率使我們確信，面對綿綿不絕的經營壓力，必須對管理實踐、組織機構及制度作出調整。既然如此，為什么企業沒有更有效地應對挑戰呢?

這幾十年來經濟與社會的面貌遠比以往復雜得多，這至少為企業的應對不佳提供了部分解釋。思考復雜性這一問題可以有很多視角，但一個重要維度是社會經濟參與者之間的互動與聯系程度。幸好有了前文提到的兩種力量，才使得企業個體間的全球性聯系空前的緊密。不僅人際聯系更頻繁，互動速度也得到大幅度加快，所以即便是發生在偏遠地區的小事件也能快速傳播到世界各地，引出一連串出人意料的情況。比如，在世界范圍內，草根政治運動正日益撼動各種“穩定”政體。權力法則的曲線呈現出尖頭長尾的陡峭形態，鍥而不舍地“排擠走”我們所熟悉的正態分布曲線，并讓生活看似可被預測。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重新考量那些曾令企業獲得成功的基本假設。讓我們從最基本的問題說起：為什么我們要聚在諸如公司這樣的組織里?大約80年前，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寫了一篇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文章暗示企業組織的存在是因為其可以進一步提高效率。科斯認為，公司內協作比單兵作戰成本更低。談到全球巨型企業競相崛起的理論依據，當時這一觀點顯而易見是正確的。

然而時過境遷，隨著商業環境日趨復雜，我們需要回顧以往，并重新評估曾經的理論依據。縱覽全球，個體間協作的難度和成本都遠遠低于以往。變革的步伐日益加速，不確定性與日俱增。或許一個新的商業邏輯將應運而生，并引導企業走向未來的成功。或許我們需要調整理論基礎，從拓展效率轉變為“拓展性學習”。企業應據此設計組織原則以及組織間關系架構，以促使形成加入者越多、學習速度越快的局面。

德魯克并未對這些術語做出過多界定，但或許企業應該開拓視野，打破思維定勢，超越狹隘的技術產品創新范疇。若想成功適應愈加復雜的環境，企業必須在機構及制度創新上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德魯克在后來的著作中也開始探索這一理念的邊界，并采用了幾個與當前視角相關的主題來說明：

·終身學習在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中不可或缺;

·組織宜采取分權管理，并改變標準化及高度分工的流程。企業應把員工看作能自我增值的資產，而非被消耗的固定成本;

·企業要集中力量發展核心競爭力。這是德魯克很早就支持業務外包的原因之一。他將此看作是精簡運營流程、聚焦核心業務環節的方式。

·商業機構應著重關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程的脈動力，而非靜態均衡模型。

德魯克曾預言企業會面對無數挑戰和機遇，這是在全球日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必須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取決于我們能否繼續他的未竟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