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從忠

列寧是最早提出國共合作的人，他的原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是他的筆名。

為了促成國共合作列寧親自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列寧在莫斯科將共產黨的代表和國民黨的代表約到一起，當面要求國共兩黨盡快展開合作；第二件是親自委派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人來到中國，推動國共兩黨合作。當時，列寧的想法是：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剛剛遭遇重大挫折，如果不走合作的道路極很有可能全軍覆沒，這是列寧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列寧的朋友，氣質特異、喜怒無常的孫中山先生如今已是窮途末路。他剛剛丟掉了國民革命的根據地，還被軍閥陳炯明趕出了廣州。孫中山曾說：洪秀全是反清英雄導師，自己是洪秀全第二。至于“孫大炮”這個當時政治對手揶揄孫文的外號，在辛亥革命前已有，大炮是粵語“不切實際之人”的意思，暗諷孫文言辭夸大不實。大概是孫中山向太多的組織和大人物許下的愿未能兌現，答應人家事情沒有辦成，因此西方國家從未支持過他，而國內的軍閥甚至掉轉槍口與他為敵。此時，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無疑能將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歸入到莫斯科的旗下。

其實，早在共產國際成立前，列寧就將目光盯在孫中山身上，希望有朝一日利用這個人達成中俄合作。因為列寧很喜歡孫中山做事的執行力和野心。例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孫中山宣布國民政府成立。這意味著中國革命早于俄國完成，這對列寧來說是個巨大的震動。1916年，流亡瑞士的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黨討論民族自決權的會議上提出：布爾什維克必須與孫中山和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系。1917年11月7日，也就是說，中國辛亥革命勝利五年后，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才取得成功。

在莫斯科眼中，孫中山從1890年到1920年，其革命歷史長達30余年，他屢敗屢戰，四處尋求救國的路徑和方式，在缺乏發動民眾意識的情況下，利用國外勢力是他摸索的重心之一。孫中山的這種求索精神和對目標的專注與猶太人列寧非常相象，所以列寧對他的猶太同胞說：“孫中山簡直就是上帝賜予的禮物。”

正是基于這一點，在孫中山辛亥革命失敗后，各帝國主義的態度變幻不定，唯有列寧領導的蘇俄一直支持著國民黨在中國的存在，表現出超常的穩定性，列寧本人也把中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孫中山身上，這讓長期處于困境中的孫中山看到了希望之光。孫中山下了一個定論——“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朋友是蘇俄”，這個定論是國共合作的基礎。由此也可以看出，孫中山聯共的最終目的是為聯俄。

孫中山聯共的另外一個目的是：先約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進而完全消化中國共產黨黨員，因為一山不容二虎。那么，如何才能利用共產黨、約束共產黨、消化共產黨呢？

孫中山不愧是談判的高手，他決定搶先下手，劃定一條國共合作談判的底線，這條底線是——堅決不同意和共產黨進行黨外合作，就是黨對黨的公開合作，目的是拿掉共產黨對外在的獨立地位。孫中山提出的合作框架是——“實行黨內合作”，二黨合作以后對外只有一面國民黨的旗幟。

列寧曾說：合作，在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眼里，它或許是件軟弱或可恥的事情，但在猶太人看來，合作永遠是聰明的選擇，前提是——只要對我有利。所以，列寧將自己革命成就歸功于三大力量的支持：第一支力量來自于按規則行事，它能讓組織得以永續經營；第二支力量來自于殘酷無情的競爭，它會讓每次的競爭更趨于完美；第三支力量則來自于合作，它可以讓自己的組織在合作中取得利益，撈到好處。人類社會的捷徑就是：“與人合作。”所以從踏上社會那一天起，列寧就知道，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存在競爭，誰都不可能孤軍奮戰，除非他想自尋死路。聰明的人會與他人包括競爭對手形成合作關系，假借他人之力使自己存在下去，或強大起來。

孫中山在戰略談判的事前規劃上與猶太人列寧也非常相似，其談判的價值觀是：先用共產黨的力量來改造腐敗的國民黨，再用國民黨人的紀律去約束共產黨。他希望隨著時間的流逝，能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逐漸消化在國民黨黨內部。所以他允許共產黨人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國民黨中央的部長，但卻不同意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的監察委員，他想通過中央監察委員執行對共產黨人的防范。孫中山對共產黨人的態度是：“既參加吾黨，自當于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這說明孫中山也計劃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時刻準備放棄共產黨，與之破裂。他對蔣介石說“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于國民黨之外”。其果斷和冷酷讓蔣介石和汪精衛大吃一驚。

按照列寧的指示，馬林來到廣州等地考察。國民黨留給馬林的印象頗有，馬林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對國民黨的狀況做了一番熱情洋溢的描述，不僅強調孫中山是同情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而且斷定孫中山同工人已經有了長期的聯系，國民黨的領導人也在廣州支持工會組織，在罷工中總是站在工人一邊，作為實證馬林提到了香港海員大罷工，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和帝國主義針鋒相對的大規模斗爭，也是我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起點。這說明國民黨與香港海員的關系由來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發動多次起義，所需槍支彈藥很多都靠海員幫助，得以從海外購運回國。1911年武昌起義后，香港工人響應同盟會的號召，組隊前往參戰，其中大部分是海員。1921年3月6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工會的名稱是孫中山給他們起的，工會的牌子也是孫中山親筆書寫的。大罷工開始的時候，孫中山并不知道。但是，當孫中山一得到消息，就大力支持。他從桂林電令馬超俊到香港慰問，并且通知廣州大本營財政部長廖仲愷籌款支援。孫中山為了支持海員罷工，明令取消了新刑律中的罷工治罪條文，這是對海員罷工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孫中山對罷工的贊助，增強了國民黨在海員中的影響。據統計，大罷工以后，香港工人中有2萬多人加入了國民黨，其中半數為海員。可見，在組織工運方面孫中山的力量要比陳獨秀的力量大多了。

另外，國民黨的軍官和士兵也都十分向往俄國。馬林特別提醒道，國民黨雖得到少數華僑資本家的支持，但國民黨在政治上從未資產階級結盟。

馬林的結論是：共產國際應當與孫中山國民黨建立密切的聯系，而不是全力去幫助中國共產黨。至于力量弱小，又與工人運動毫無關系的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出路也許就是加入國民黨，因為在那里他們才可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在他看來，國民黨的綱領“為各種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

馬林從廣州一回到上海就向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建議“放棄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并在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但共產主義小組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這一建議立即遭到陳獨秀的反對。陳獨秀反對國共合作的原因是：自己要對革命的前途負責。陳獨秀認為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于妥協、內部分子復雜、明爭暗斗”等等，與其合作將不利于自己工作的開展和進步。

1922年2月青年共產國際執委達林來到中國，準備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4月初，達林接到蘇俄外交使團的指示：同孫中山建立直接聯系，弄清孫中山的國內外政策、對蘇俄的態度以及國民黨在廣州政府中的作用。4月底，社會主義青年團大會在廣州召開，陳獨秀和張國燾等人出席會議。會上，達林提出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國民黨，但要保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爭論持續好幾天，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陳獨秀也動搖于各種意見之間，一時拿不定主意。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因軍事失利由廣東退回上海，十分需要外力支持。中共這才下決心支持國民黨，贊成國共合作。 國共兩黨終于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達成協議。9月初，經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黨員正式加入國民黨。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與蘇聯特使越飛達成了國共合作協議。中國共產黨將與國民黨攜手合作，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共產黨在合作以后可以繼續保持獨立存在。但是，“國民革命”的組織領導權屬于國民黨。

    那么，對于孫中山利用國共合作消化和吞并共產黨的圖謀難道列寧也沒有察覺？當然不是沒有察覺。在列寧看來，只要促成國共合作，蘇俄都是最大的贏家。因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是共產國際的孩子，二個兒子無論誰吞并了誰，蘇俄始終是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