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從忠

    1899年2月《共產黨宣言》的片段文字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傳入中國。到1920年，在《宣言》問世后的72年，由陳望道從日文版《宣言》譯成了中文版《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閱讀就是這個版本。
    任何一種新的理論扎根于一個新的國家取決于這個這個國家對這種理論的需要程度，也依賴于在新的國家和地區有一群思維活躍、敢為人先的知識份子。馬克思主義要扎根中國也不例外，同樣需要一批勇于接受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市場。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教授，他并不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后立刻籌辦《青年雜志》，9月15日雜志正式出版。為了與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上海青年》雜志區別開來，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新文化運動是沿著兩條戰線展開的，一條是思想戰線，一條是文學戰線。作為思想革命，它倡導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作為文學革命，它倡導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從此，陳獨秀成了有志青年的精神領袖，全國出現許多效法《新青年》的社團。與此同時，陳獨秀身邊也聚集起了一批有著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撰稿人：如李大釗、胡適、吳稚暉、馬君武、蘇曼殊、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蔡元培、傅斯年，還有湖南省第一師范的學生毛澤東。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學術上實行“兼容并包、百家爭鳴”的方針。蔡元培到北大任職與猶太大亨哈同的資助有關，在獲得正式任命的當天上午，他趕往陳獨秀的住處，邀他做北大文科學長。陳以要在上海辦《新青年》推辭，蔡元培表示“可以把雜志帶到學校里來辦”。陳答應了，這樣《新青年》編輯部就從上海遷到了北京。為了追隨陳獨秀先生，一批新文化運動的戰將也被他帶進了北京大學，其中有李大釗、胡適、周作人、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通過改革，蔡元培校長使北大成了當時全國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培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1918年1月，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宣布“本刊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采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當時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胡適、沈尹默參加了編輯部。從7月開始，《新青年》采取輪流編輯辦法，陳獨秀負總責。
《新青年》雜志的馬克思主義文章主要出自李大釗之手。李大釗來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任職（兼任經濟學教授）以后，他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陣地，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文章，所以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文章影響了一大批有識之士，也深深打動了陳獨秀。張國燾在回憶錄寫到：“陳獨秀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1919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到1919年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大學以后，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應該是受到李大釗、戴季陶等人的影響。”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也以戰勝國身份參加了巴黎和會，并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五四運動”隨即爆發。一個月后，陳獨秀因在新世界商場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由于胡適、李大釗的全力營救，陳獨秀只在獄中關了83天后獲得保釋。按警方規定，保釋后的陳獨秀只能在北京活動。但1919年底至第二年初，陳獨秀未經警方許可即到武漢做學術講演，回到北京后警察找上門來。李大釗聞訊搶先將陳接到自己家里，再后來，李又把陳化裝成商人，坐著騾子逃出北京。多年以后胡適說：如果陳獨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幫信仰自由主義的老朋友身邊，思想就不會“左傾”，也不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后面的一切都不會發生。因為陳獨秀在1919年之前還沒有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
1919年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七卷一號上發表了《本志宣言》，“《宣言》明顯含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因素。”隨著這部作品的問世，陳獨秀由一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了馬克思主義者，《新青年》雜志也從此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
為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工人中生根，陳獨秀創造了一種“通俗易懂的馬克思主義”介紹模式。當時，工人們文化程度比較低等，純理論的灌輸他們又聽不懂。于是，陳獨秀發表了一篇文章《窮人和富人熱天生活的比較》，他采用“閑談”的形式，以觸目驚心的方式，讓工人階級明白勞動者與剝削者的生活，有天壤之別。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李漢俊也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工人農夫，不曉得錢是代表勞動力的東西，不曉得作了幾多工就要幾多錢，使做東家、有錢的人，把我們勞力做出來的錢拿走了，來壓制我們。”沈玄廬在《兄弟們，想想看》中說，我們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其它六七十滴都被那些老板們、老爺們、太太奶奶們、小姐少爺們吃去了。因此，勞動者要想不餓死、不凍死，“最大的根本解決方法，就是社會主義”。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陳獨秀的這種生動、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讓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抽象變為具體，大家一聽就懂。
就在陳獨秀思想轉變的幾個月后，他和李大釗在中國新文化領域的影響力，引起了俄共領導人列寧的關注，列寧決定派專人前來“訪問這二位領導五四運動的關鍵人物”。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抵達北京，那時陳獨秀剛從北京逃回上海。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接上了頭。經李介紹，維經斯基等人又到上海找到陳獨秀，第一次見面兩人竟然“相見恨晚”。在維經斯基的建議下，陳獨秀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維經斯基正式向陳獨秀提出“建立共產黨組織”，大意是：依照蘇聯經驗，組織中國共產黨，并且加入國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
當時各國支部加入共產國際的主要條件如下：
1、日常的宣傳和鼓動必須具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性質。黨掌握的各種機關報刊，都必須由確實忠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的共產黨人來主持。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只當作背得爛熟的流行公式來談論，而應該很好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使每一個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農民都能通過我們報刊上每天系統登載的活生生的事實，認識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在報紙上，在人民會議上，在工會、合作社中，在共產國際擁護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場合，不僅要不斷地、無情地斥責資產階級及其幫兇，還要斥責各色各樣的改良主義者。（這一條陳獨秀和其他共產黨人都做的非常出色，這就形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優勢。）
    2、必須始終不懈地在軍隊中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必須在每個部隊中成立共產黨支部。共產黨人多半要秘密地進行這項工作，如果放棄這項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職責，這同共產國際的盟員的稱號是不相容的。（這一條陳獨秀不太積極，主要是沒有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后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我黨才控制了葉挺獨立團。）
3、凡是愿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在工會、合作社以及其他群眾性的工人組織中堅持不懈地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必須在這些組織內部成立共產黨支部，這些支部應該進行長期的頑強的工作，爭取工會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這些共產黨支部應該完全服從整個黨的領導。（黨在安源煤礦開展的工人運動取得巨大成功，可是工人們的鮮血染紅了大地。）
4、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
5、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 （這一條導致毛澤東九上九下，另外瞎指揮和軍事盲動使我黨到了死亡邊緣。）
6、黨員如果原則上否認共產國際所提出的義務和提綱，應該開除出黨。（這一條使我黨許多同志，冤死在了自己人的槍下。）
從1920年9月起，《新青年》正式改組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陳獨秀和魯迅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權威陣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相繼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他們先后成為各地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的領導人，中國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群體。羅亦農因受《新青年》的影響，17歲時，他一個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陳獨秀，在陳的幫助下，他在一個小報館當校對，邊工邊讀。巴金早年深受《新青年》影響，給陳寫信——決心獻身于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但他沒有得到陳的回信，因而失之交臂，否則，以巴金火一樣的秉性，可能早就犧牲沙場了。周恩來在東渡日本留學時，曾稱“《新青年》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周在日記中寫道：“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太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我愿意自今以后，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
1922年夏天，朱德看了三卷《新青年》后，滿腔熱情地趕赴上海去找陳獨秀，并向他提出入黨請求。但陳獨秀卻拒絕了朱德的入黨請求，他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階級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臨別時，陳獨秀還送了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給朱德學習。由于受到了陳獨秀的冷淡和排斥，情緒也曾一度低落，朱德說：“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陳獨秀為什么對“像朱德這樣的人”提出特別的要求呢？是朱德出身于舊軍隊的身份，影響了陳獨秀對他的判斷。朱德是一名老國民黨員，當過軍閥部隊的少將旅長，云南省警察廳長、憲兵司令，還是哥老會的會員。朱德以這樣的身份跑到上海來要求入黨，對陳獨秀來說，顯然會感到意外。
拒絕朱德入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剛剛開過的中共二大制定了黨要實現的七大目標，第一條就是“打倒軍閥”。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凡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實為本黨服務者，均得為本黨黨員。”“黨員入黨時，須有黨員一人介紹于地方執行委員會，經地方執行委員會之許可，由地方執行委員會報告區執行委員會，由區執行委員會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經區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次第審查通過，始得為正式黨員；但工人只須地方執行委員會承認報告區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即為黨員。”“凡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承認者，或已經加入共產國際所承認之各國共產黨者，均得為本黨黨員。”從這個章程來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程序非常復雜，入黨門檻非常之高。而且朱德對中共的宣言及黨章還不太了解，他也沒有去找一位入黨的介紹人。當然，直接通過黨的最高負責人陳獨秀介紹入黨的也有，如陳公培和趙世炎，但他們都和陳熟悉，且得到賞識。這樣看來朱德入黨請求未獲陳獨秀批準，也在情理之中。
在上海要求入黨未成，朱德決定轉赴歐洲。1922年秋，他到柏林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把朱德的情況向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張申府作說明。張申府最后同意朱德入黨，因為朱德幾次找他談話并主動要求進步，而且態度十分誠懇。張申府在《憶舊》中這樣寫道：“朱德過去是軍人，但他拋棄了優裕生活，到歐洲尋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謙虛誠懇，熱情很高。朱德向我敘述了自己的曲折經歷并委婉地表示了入黨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強烈的，對黨十分忠誠，對同志也是一樣，特別是他事事走在前頭。許多時候，大家坐在一起說話，他卻悄悄地忙著做事或是忙著做飯了。不久我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按照當時的黨章，由于朱德不是工人，他要入黨，最后須上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換句話說，還得陳獨秀點頭才行。當陳獨秀收到張申府介紹朱德入黨的信時，離他在上海見到朱德還不到3個月。這一次，陳獨秀同意了朱德的入黨申請。
陳獨秀雖然同意朱德入黨，卻又決定朱德的黨籍對外保密。他這樣做，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其一，如某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事公開，就會遭到孫中山的質問，從而必須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其二，若某國民黨員公開加入共產黨，后來又公開退出共產黨，將會影響共產黨的聲譽。事后看來，陳獨秀的決定是正確的。后來朱德入川，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功勸說楊森改旗易幟，就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為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了追尋理想，朱德毅然決定離開舊軍隊，辭官別鄉，遠渡重洋，才得償夙愿。入黨過程的一波三折，給朱德一生留下了深深的記憶。此中的曲折，雖曾造成一時的精神苦悶，但也證明了他對革命理想追求的執著。在這個過程中，他對黨的認識和信仰一步步加深，黨對他的誠意和為黨工作的能力的認識也一步步加深。從此，他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念，實踐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莊重誓言。
　　1920年5月，陳獨秀秘密挑頭組織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關于黨的名稱，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復信說，共產國際的意思是“就叫共產黨”。關于黨的綱領。陳獨秀認為，“作為共產黨首先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其次是發動工人，組織工人，武裝工人，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滅剝削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關于黨的組織原則。陳獨秀指出，新建的中共必須貫徹實行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為俄國共產黨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認為“這種組織形式已由俄國共產黨證明其妥善”。
民主集中制是一種集權制。就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是無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根本的組織原則。它規定了領導和群眾、上級和下級、部分和整體、組織和個人的關系，是勝利推進革命事業的重要保證。民主集中制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通俗解釋就是：“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集體領導”是民主集中制在黨的領導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是黨的根本領導制度，各級黨委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也是集體領導的具體實踐過程和根本保證；“個別醞釀”是領導決策的重要環節；“會議決定”是集體領導的實現形式和必經途徑。
企業集權制是指：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權集中在少數高管手里，企業內部的全部事物都由高管統一指揮和協調，下層只管干事沒有決策權。其實，這種集權形式在一個小微企業中反倒是一種優勢，因為企業小、員工少，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員工工作規范和授權機制還處于空白。這時候一個看上去很專制的領導者，他身兼多職，人們在他的帶領和指揮下熱火朝天的工作，用不了多久這個小企業就會發展壯大，并形成適合自己的管理制度和經營文化。
比如：1950年李嘉誠創立了屬于自己的塑膠廠，由于資金緊張，李嘉誠“能夠自己干的，就決不花錢雇人去干；能夠不花錢的，就絕對不花小錢”。在創業階段，李嘉誠每天的時間是這樣安排的：每天大清早就外出推銷或采購，他從不乘出租車，距離遠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雙腳行走，一般等他趕到辦事的地方，別人正好上班。這樣既省下了出租車費，又提高了辦事效率。到了中午，李嘉誠大步流星趕回筲箕灣，他先檢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午飯，沒有餐桌，大家就蹲在地上吃。第一批招聘的工人，全是門外漢，過半還是洗腳上田的農民。惟一的塑膠師傅是老板李嘉誠，機器安裝、調試，直到出產品，都是李嘉誠帶領工人一道完成的。到了晚上，李嘉誠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賬；要記錄推銷的情況，規劃產品市場區域；還要設計新產品的模型圖，安排明天的生產。業余自學，是不可間斷的，塑膠業發展急速，日新月異，新原料、新設備、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斷被開發出來，他總覺得時間不夠用。李嘉誠住在廠里，一星期回家一次，規模稍大后，他在新蒲崗租了一幢破舊的小閣樓，既是長江廠的寫字間，又是成品倉庫，還是他的臥室。李嘉誠身為老板，同時又是操作工、技師、設計師、推銷員、采購員、會計師、出納員，草創階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腳踢，當然一切的決策權也都掌握在李嘉誠自己的手里。李嘉誠集權的目的是為了使企業“活下來”。
可見小企業集權，有利于企業領導人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進行統一指揮、集中領導、果斷決策；有利于節約成本，提高組織凝聚力，實現企業生存目標。集權制適當削弱了下級管理者權限，防止了局部利益的盲目膨脹，避免了管理人員因本部門局部利益，而做出與整體利益相違背的決定，實現了企業價值的最大化。經驗表明，一個小企業的老板，他在不需要制度的情況下，僅憑自己的影響力，他最多可以控制25人，也就是一支足球隊的人數規模，25人一下的企業只有一種組織形式：任務小組模式。所以，當企業人數超過25人，企業就必須形成以制度管人、依標準做事、依職責授權、按目標考核的局面。如果員工超過1000人，該企業組織架構中“任務小組”模式（如領導班子、銷售團隊等）、“職能制”模式以及“聯邦分權制”模式就會同時存在。 
關于黨的策略和手段。陳獨秀明確提出，要實現黨的奮斗目標，“我們只有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中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被選為書記。李達在自傳中回憶說：上海共產黨實際上是全國各地建黨的領導核心，在當時起了臨時中央的作用。有了組織平臺，陳獨秀“認為首先應在各重要地點組成若干中國共產黨的小組”。于是，他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將全國各地的風云人物和激進青年聯絡起來，為中共在全國范圍內發展組織作了切實的準備。當時全國50多名黨員中絕大多數都是陳獨秀的學生或追隨者。他在北大時的學生有：張國燾、劉仁靜、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張太雷、羅章龍、高君宇、鄧中夏、何孟雄等；他親自指導過的學生有：羅亦農、肖勁光、劉少奇、任弼時、汪壽華、柯慶施等；他親自介紹入黨的黨員有：施存統、周佛海、趙世炎、陳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劉伯垂、林伯渠等；他親屬有：陳延年、陳喬年；他的追隨者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瞿秋白、俞秀松、惲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鄭凱卿、王盡美、鄧恩銘等；他的摯友和同事有：李大釗、張申府、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鄧小平是1926年從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曾經在陳獨秀身邊工作過，后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921年共產國際二次代表大會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馬林來指導工作。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代表有：李達、李漢俊（代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張國燾、劉仁靜（代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何叔衡（代表長沙共產主義小組），董必武、陳潭秋（代表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王盡美、鄧恩銘（代表濟南共產主義小組），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陳獨秀的派遣參加了會議。另外，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出席了會議。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因當時有事無法脫身而沒有參加黨的一大。由于陳獨秀的威望和建黨過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選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在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僅陳獨秀的學生、追隨者和親自介紹入黨的就有8人。
從組織上看，絕大多數支部都是經他親手創建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象派出“一大”代表的湖南、武漢、山東、廣東、留日支部以及沒來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歐、香港支部都是他親手創建的。其他幾乎所有支部的負責人也都是他親自指定或在他建議下產生的。
從思想上看，他確立了中共的組織原則和指導思想。中共“一大”召開前，在黨的性質和組織原則等一系列根本的問題上，各地黨的支部意見并不一致。為此，陳獨秀曾提出過四點指導性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是紀律；四是慎重進行發動群眾。政權問題，因本黨尚未成立，應俟諸將來，而先盡力于政治上之工作”。這些意見經過 “一大”代表們的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寫入黨綱。
中國共產黨綱領（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
一、我們的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
    二、我黨綱領如下：
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2、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
3、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4、聯合共產國際。
三、我黨采取蘇維埃的形式，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宣傳共產主義，承認社會革命為我黨的首要政策；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聯系。
四、凡接受我黨的綱領和政策，愿意忠于黨，不分性別、國籍，經過一名黨員介紹，均可成為我們的同志；但在加入我黨之前，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綱領之任何黨派的關系。
五、介紹黨員的手續如下：被介紹人應由當地委員會審查；審查期限至多兩個月。審查后經多數黨員同意，方可承認申請人為黨員，如該地區已成立執行委員會，應由該委員會批準。
六、在公開時機未成熟前，黨的主張以至黨員身分都應保守秘密。
七、有五名黨員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員會。
八、一個地方的委員會成員，經當地書記介紹，可轉至另一個地方的委員會。
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員會，只設書記一人管理事務；超過十人者，應設財務委員一人，組織委員一人，宣傳委員一人；超過三十人者，應組織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章程另訂。
十、各地在黨員增加的情況下，應根據職業的不同，利用工人、農民、兵士和學生組織，在黨外進行活動。這些組織必須受黨的地方執行委員會指導。
十一、（陳獨秀的稿子上沒有第十一條，可能是他在打次頁時遺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條以后的號碼排錯了。）
十二、地方委員會的財政、出版和政策都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和指導。
十三、在黨員人數超過五百，或已成立五個以上地方執行委員會時，應選擇一適當地點成立由全國代表會議選出之十名委員組成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如果上述條件尚不具備，應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應需要。有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詳細規章另訂。
十四、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征得黨的同意外，任何黨員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但士兵、警察、文職雇員不受此限。（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
十五、本綱領需經全國代表大會三分之二的代表通過修正案時方可修改。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陳獨秀和馬林二人之間有些話不投機，每次開會言語上稍有接觸都會引起沖突。因為馬林為人驕傲，是共產國際東方問題權威，“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斗”。
　　這讓陳獨秀覺得，自己是拿著外國援助來搞中國革命，有“雇傭革命”、淪為他人“工具”的嫌疑。陳獨秀對大家說，“我們不能靠馬林，要靠中國人自己組織黨，中國革命靠中國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當陳獨秀想要在中共與國產國際之間劃上一條界線時，馬林告訴他說：中共從成立之初就編入了共產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這讓陳獨秀更反感了。
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漁陽里2號寓所被捕，這件事意外地改變了他與馬林的關系。馬林很著急，他花了很多錢、出了很大力，打通了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并請著名的法國大律師巴和出庭辯護。這次患難與共，讓感情豐富的陳獨秀頗為感動，兩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從此，中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陳獨秀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11月，陳獨秀以中央局書記的名義，向全黨簽發了第一個《中央通告》，以中共領袖身份駕馭中國革命的航船。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二大決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
猶太民族有一條古老的創業公式：先為有錢人打工——然后開創一個自己的事業——再與有錢人合作建立更大的事業——最后成為董事長的董事長。根據這條公式，猶太人早在100多年前就成了世界第一商人，而且還控制了美國，可見這條創業與發展的公式非常實用。由于馬克思是地地道道的猶太人，列寧也是地地道道的猶太人，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4人中就有16人是猶太人，所以十月革命如果離開猶太人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創業和發展也是從“為共產國際打工”開始的。對企業而言，為別人打工是一種借力發展的智慧，可以學到贏利模式，可以結識到商業人脈；另外，為別人打工還可以少走彎路，不花本錢，降低風險！

2013年3月21日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