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機管理——群體性事件的思考 2009年6月28日是貴州“甕安事件”一周年。恰在此時，湖北“石首事件”也告一段落。兩起事件均因一起“非正常死亡”而起，中間都經歷了驗尸爭議、冰棺儲尸、聚眾圍棺等情節，顯示出“歷史驚人的相似”。不過，在“甕安事件”中，政府處理及時、擔責主動，頗得人心；而此次“石首事件”不僅未能汲取已有經驗，反因地方政府麻木僵化、玩躲貓貓、搞俯臥撐，塞責彷徨，釀成近年來規模最大、影響最壞、出動警力最多的“群體性沖突”，使人抱憾之至。甚至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也分別在專題和“人民時評”上明示褒貶，足見人心向背與官方輿論在此并無分別。 其實，從甕安到石首一年來，各地群體性事件此伏彼起相當頻繁接踵而至，造成全國范圍影響的就有很多起，包括嘉禾強制拆遷事件、吉林市石化爆炸事件、陽澄湖大閘蟹致癌事件、海南毒香蕉事件、雪災、三亞、西寧及重慶等地的出租車罷運事件、上訪事件、云南上海警民沖突事件、警察打死大學生事件、海南東方市感城鎮村民打砸燒鎮政府和派出所事件、海南東方市感城鎮感鎮村和寶山村兩村村民斗毆致死傷的群體性事件、三亞系列公共危機事件、會寧警民沖突事件、巴中公交車司機停運事件、南康征稅事件、鄭州民辦教師集體上訪事件、飆車撞飛行人、火車相撞、公交車爆炸事件、上海樓房倒塌等。各地政府在處理方式及能力上，較前些年有明顯改進，但仍顯示態度、水準、方式各異，經驗和教訓都需要總結。以短期論，當前經濟危機陰影尚未驅散，又逢建國60周年之際；以長期言，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為建立法治國家與和諧社會，亟需緩釋社會積怨，減少群體性沖突。因此，我們認為，現在有必要直面現實，對群體性事件作出更深入的檢省與思考。 　　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雖各有原因，發展進程及規模也并不一樣，卻存有某些共性：事情往往起因于單一事件，有時僅是一起治安或者刑事案，卻因政府工作人員漠視當事人基本權利，處理粗暴，致使民怨沸騰，對抗升級；一旦事態急劇擴大，則民生問題與司法公正問題交織糾結；基層政府此時極易舉措失當，擅用警力，進而封鎖信息，其結果當然是抽刀斷水，公信力盡失……雖然每一起群體性事件總會平息，但不同的處置手段和持續時間意味著不同的社會政治代價，最終檢驗著領導者的能力和“執政為民”的誠意，并為政府的公信力留下長久的印記。 　　在不久前的廣東韶關工人斗毆及稍早的重慶等地出租車罷運事件中，當地省市政府能直面現實、順應民意，在事件前期單一矛盾凸顯之時，即通過對話與協商，及時妥善地平息了事端。在年前的“甕安事件”中，時至第五天，民眾與官方的對立幾近失控，已經出現局部暴力。貴州省委書記則洞察因果，嚴肅地指出此次事件“表面導火索是女中學生的死因爭議，但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一些干部工作不作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這起事件看似偶然，實屬必然，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以此認識，較為果斷地對當地相關主管領導作出處理，進而合理有效地平息了事件。 從中可以看出，舉凡對群體性事件處理較好的當政者，均能做到公開透明，輿論自由，特別尊重媒體監督的權利；而鉗制輿情不僅招致民眾反感，更因信息封鎖在互聯網時代的無效性引致流言叢生，真相難辨，幾乎必然地激發或擴大群體性沖突。還可以看出，迷信和濫用警力容易火上澆油，反而激起暴力對抗，縱強行平息事件也會留下巨大后患；而在法律的框架下展開對話協商，政府態度包容勇于擔責，則大大有助于緩解矛盾、維持秩序，在事件平息后進入良治。 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總會給人們比事件本身更長遠、更深刻的教訓，基于此，需要有針對性地革除事件顯現的深層次制度積弊，并推而廣之；更需要探索減少大規模群體性沖突、預防沖突升至對抗的機制，求和諧社會之實。 　　前者，意味著群體性事件的解決絕不能滿足于權宜之計。政治家愿妥協、善協商、能對話，但更是重承諾，必須于治標之后立足治本，通過履行承諾、觸及根本的制度改革和創新，解決關乎群眾長遠利益的重大問題，重建政府公信力。 　　后者，意味著執政方式的改進和民主對話機制的構建。中國現階段出現的各類群體性事件，不僅凸顯了社會轉軌時期的特征，而且或多或少與政府公權力使用不當、缺乏監督相關，改進執政方式、提升執政能力已經迫在眉睫。在此過程中，應當推進民主進程，發揮人大和政協應有的作用，建立更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并通過工會、婦聯等社會組織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拓展有效的民意渠道，確保民意表達與對話通道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