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一個統一的國家要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秦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是法家的學說，漢王朝武帝之前的國家形態是道家學說，漢武帝以后是儒家學說。　　 晁錯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你削他，他也是反；你不削他，他也反。如果你現在削，他反得快，馬上就反，但是危害小；將來削，他反得是要晚一點，但是危害大。為什么呢？他越做越大了嘛！他越來越強大了嘛！你要趁他羽翼還沒有豐滿的時候把他掐死。等他羽翼豐滿了，他還等著你打他？哪有這么好的事！晁錯這句話說出之后，漢景帝就下了削藩的決心，這就惹出了吳楚之亂，又叫七國之亂。 現在看起來，晁錯提出削藩策有一個前提，就是吳王劉濞必反，就是“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還不如去削。吳王真的會造反嗎？現在從史書上，我們查不到他存心造反的證據。后來七國之亂平定之后中央軍在吳楚兩國也沒有找到什么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沒有證據，只有那個鄧公說了句“吳王為反數十年矣”，那也就是說“想當然了”——當然有一些蛛絲馬跡，比方說吳王干了什么事呢？他干了這么兩件事。因為他不是自己會鑄錢嘛，他不是自己能產鹽嘛，他不是很有錢嘛，于是他就把這筆錢抵了老百姓的賦稅，就是他吳國的老百姓是不要上稅的，這個上繳給中央政府的稅收，我劉某人給你們繳了——這是叫收買人心。第二個證據是他專門收買亡命之徒，就是不管哪個地方犯了罪的人，你只管往吳國逃，逃去以后他都給收容下來。就像后來《水滸》里面的小旋風柴進似的，有一個大莊園，誰犯罪都可以躲我這兒來，官府不敢抓，那不就是要造反嗎？吳王就干了這些事。 　　但是，拿這些個事抓吳王謀反，實際上也是證據不足的。當然晁錯也抓了藩王們的一些其他碴子。 比方說楚王——這個我們在電視劇里面也看到了——他去抓楚王，說楚王你在太后喪期內亂搞男女關系，罪大惡極，就這么著把楚王給抓起來了。說實在的，一個王爺搞了兩個女人，恐怕只能算小節吧，也不能算是謀反的證據啊！另外還有膠西王，賣了官收了錢。賣官這個事是從秦始皇就開始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秦始皇可以賣官，我就不能賣官？這都不能算是太多的證據。 　　但是，反過來，如果我們站在后人的立場上，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應該說晁錯的這個想法是有道理的。吳王劉濞不反，不等于他兒子不反；吳王劉濞今天不反，不等于他明天、后天不反。你看曹操沒有反，曹操的兒子反了吧 ？還有明成祖朱棣，他也曾經是藩王，是燕王，封到北京了。朱元璋一死，朱元璋的孫子——因為他的皇太子已經先死了，由皇太孫朱允繼位——建文帝一上臺，朱棣就反了，打出的旗號剛好就是吳楚之亂的旗號——“清君側”，就這么反了嘛。所以這個藩國太強大了，對于中央政權是個危害，這一點肯定是對的。 　　當然，我們不能說因為曹丕反了、朱棣反了，就證明劉濞是會反的，我們不能這樣反推。但是應該說晁錯這個提防是有他的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深謀遠慮。從這個意義上說，長痛不如短痛，吃柿子也不能專揀軟的捏——既然要削藩，既然要真正推行削藩的政策，確實應該拿吳國這個最強大的藩國開刀。就是說對吳王劉濞，我們不管他是反，還是不反，都要拿他開刀——這個冤大頭他當定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何況吳王劉濞最后一聽說要削他，他就跳起來，也從某種程度上反證了他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謀反的條件的。那么，在那樣一個時代，你具備謀反的條件，是可以被視為謀反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應該說晁錯對于鞏固那樣一種國家制度，對鞏固漢代的中央政權，是做出了杰出貢獻的。 　　對于這個觀點，實際上很多人是有共識的。晁錯之前的賈誼是最先提出削藩的——賈誼向漢文帝提出削藩——沒有被漢文帝采納。漢文帝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條件，還不到這個時機，所以漢文帝接見賈誼的時候，就問一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不跟他談政治。后來有詩說“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漢文帝覺得這個事情他做不成。 　　另外，晁錯的死都是因為袁盎，可袁盎他也是主張削藩的。所以你要說整個漢朝廷中只有晁錯一個人明白時事，也不是事實，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問題在于晁錯提出削藩的時候幾乎遭到一片反對，挑頭反對的是竇嬰。竇嬰是公開反對的，其他人是私下反對的；而到了最后提出來要誅殺晁錯的時候，朝廷是一片喊殺，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這里面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在于漢王朝的治國理念。我們知道，一個統一的國家要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秦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是法家的學說，漢王朝武帝之前的國家形態是道家學說，漢武帝以后是儒家學說。漢文帝的皇后、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就是一個篤信黃老的人。竇太后有個規定，就是自己的兒子和竇家的人只準讀老子，只準讀老子的《道德經》，不準讀別的。所以，這一些人都是道家派，只不過漢景帝的態度比較溫和，竇太后的態度比較強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