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百家講壇（三）五我們應該怎樣走上講壇 事情其實很簡單。 前面說過，所謂“修理”，所謂“魔鬼的床”，說白了，不過是幫助一部分愿意上講壇的學者，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這個彎，轉得可不小。前面也說過，有學問不等于會寫作，會寫作不等于會上課，會上課不等于會做電視。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不會做電視，不做就是。他還可以上課、寫作、做點別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點評之類。按照傳統觀念，這還是“主流”。我要問的是：一個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點傳播，而且被欄目組看好，認為可以上《百家講壇》的學者，為什么會“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盡人意？我認為，就因為大家的頭上，都懸著一柄隨時可能掉下來的利劍。這就是馬瑞芳問魏學來的那句話：“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學問，是學者上電視的最大障礙。 這是一個悖論，也是這個欄目及其主講人的困境所在。作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不能“不講學問”，又不能“只講學問”。“只講學問”，就不是電視節目；“不講學問”，就不是《百家講壇》。因此，它的主講人，就既不能“沒有學問”，又不能“太有學問”。或者說得透徹一點，就是你即便“滿腹經綸”，也不能表現出來。這就太難了。因為一個學者之所以成為學者，就在于他有學問。有學問而不表現出來，則等于沒有。沒有了學問，那他還是學者嗎？不是學者，上《百家講壇》干什么？到《歡樂世界》去吧！大家想想，這是不是一個悖論？ 所以，不少初上電視的學者，差不多都會有一種心理，就是“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當他們面對攝像機的時候，幾乎都會不由自主地大談學問。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莊音韻訓詁，海德格爾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張主義，誰都聽不懂的詞兒滿天飛。說的人眉飛色舞，聽的人一頭霧水，編導和制片人哭笑不得。這叫什么呢？沒有“電視意識”。這些可尊敬的先生們不知道，電視和課堂是不同的場所，上課和上電視則是兩個概念。當你在課堂上，面對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這樣講時，你贏得的是“尊敬”，因為你在“傳道授業”。但是搬到電視上，面對的是大眾，給人的感覺就是“夸夸其談”，就是“賣弄學問”了。大眾的心理很有趣。沒有學問，他看不起你。賣弄學問，他更看不起你。豈止是“看不起”，他還有更絕的一招，就是拿起遙控器調臺。 那么，我們又該如之何呢？ 簡單得很，暫時先把你那些寶貝學問扔到九霄云外去！請注意，我說的是“暫時”。暫時先扔了，回頭再說。也就是說，一個學者，如果愿意上電視，愿意上《百家講壇》的話（不愿意另當別論），就必須先完成一個觀念和心理的轉變，即由“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變成“不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其實一個人如果真有學問，是不怕別人說“沒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別人說自己沒錢嗎？擺闊擺譜的，十有八九是賺了些小錢的暴發戶。他們以前窮怕了，現在發了起來，就要嚷嚷得滿世界都知道。同樣，你如果真的“學富五車，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嗎？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話用在這里正合適。 從“生怕”到“不怕”，是關鍵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礙丟掉包袱。一旦丟掉這個包袱，你在攝像機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個舉重若輕，那個從容不迫，那個長袖善舞，那個游刃有余，實在讓人拍案叫絕。我就想，為什么會這樣？原因之一，恐怕就因為毛先生這回講的不是本行。講本行，怕同行挑剔，難免“生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不講本專業，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別人說三道四了。這就丟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靈就自由了，于是靈感突現，文思泉涌，妙語連珠。當然，有個前提，就是得不怕別人說自己“公雞下蛋”才行。其實“公雞下蛋”問題不少（比如不夠專業，難免硬傷），同時也好處多多。好處之一，就是沒有思想負擔。實際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短處往往也是長處。人們都說“隔行如隔山”，卻不知道這種“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誰不“隔”？和觀眾、讀者、大眾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礙又在哪里。這就比較容易設身處地，替觀眾著想；而替觀眾著想，恰恰是學術傳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講壇》最需要的。 能夠“不怕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就解除了負擔；站在觀眾的立場替他們著想，就爭取了主動。這時，你的學問就派得上用場了。因為你已經知道觀眾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個“度”。什么“度”？既不能“一點沒有”，又不能“全是學問”。全是學問，講成學術報告了，觀眾就會調臺；一點沒有，人家不如去聽評書，看《百家講壇》干什么？不過這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在你把握了這個“度”以后，還能夠做到天衣無縫，沒人看得出來。這就需要進入第三個階段：“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這是電視講壇“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個“電視學人”的最高境界。 問題當然也就來了：為什么呀？是不是因為“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只有“就怕說有”，才能“不怕說無”？有這個意思。前面說過，一個學者，最怕的就是別人說自己沒學問。因此說是“不怕”，其實還是“生怕”。這時，就只能由“怕有”來戰勝和克服“怕無”，算是“以毒攻毒”。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觀眾到底想要什么。 六觀眾想在《百家講壇》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回到本文的開頭：誰是《百家講壇》最受歡迎的主講人？或者說，一個主講人受到觀眾歡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其中，“有學問，有見解，會講課”好理解。因為《百家講壇》的任務，是傳播知識、思想和文化。但有此三條，也就夠了，為什么還要“有個性”呢？ 答案也很簡單：觀眾喜歡。 這就奇怪了！《百家講壇》的任務，不就是學術傳播嗎？觀眾從這個節目當中，獲得了知識、思想、文化，不就夠了嗎？為什么還要要求主講人有個性呢？換句話說，他們為什么不滿足于節目內容，還要喜歡主講人、要求主講人可愛呢？ 看來，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個欄目。實際上，僅僅把《百家講壇》定位為一檔“有一定學術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目”是不夠的。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主講人制”。什么是“主講人制”？我認為略似于電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個人或某幾個人來吸引觀眾，創造品牌，形成凝聚力。這個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講壇》也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其直接起因，則是閻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們知道，此前的《百家講壇》，一個主講人往往只講一集，結果是欄目面臨末位淘汰。但閻先生的系列節目一出，情況便大為改觀。《百家講壇》起死回生，閻老先生備受追捧，觀眾媒體紛紛關注。嘗到了甜頭的欄目組決定再接再厲，徹底改變制作方式。從此，不但一個主講人可以講多次、講多集，有的還一講就是一年，形成類似于電視連續劇的大型系列節目。《百家講壇》脫胎換骨。 與此同時，一個始料未及的現象出現了，那就是某些主講人開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經不斷有媒體問我：你們這些《百家講壇》最紅的主講人，究竟是“學術明星”還是“電視明星”？我一直沒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為怎么回答都不對。叫“學術明星”是不對的。學術不需要明星。學術界頂尖級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師”，叫“泰斗”。可惜我們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電視明星”也不通。我們并非電視從業人員，也沒有上崗證。我甚至連“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暫住證”都沒有。因此，如果“明星”這頭銜實在甩不掉，姑且叫“學術傳播明星”吧，多少靠譜。 廢除了一人一講的做法，也有了“學術傳播明星”，“主講人制”就逐步形成了。這有關系嗎？有。以前，一人一講的時候，觀眾的選擇標準是“講什么”。有了“主講人制”，他的選擇標準就有可能變成了“誰來講”。這個時候，主講人的個性就變得重要起來。如果你是沒有個性的，或者不鮮明，不可愛，那么，觀眾就很可能因為不喜歡你這個人，而不看你的節目。其結果，是一段時間收視率的連續下滑。這是第一點：觀眾的收視習慣變了。 第二，觀眾的收視需求也變了。一人一講的時候，因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觀眾對主講人是不會產生興趣的。現在，一個人在講壇上一講好幾天，觀眾就不免產生崇敬感，也不免產生好奇心，想知道這個人是怎么做學問的。再加上《百家講壇》所講，多為文學和歷史，與社會生活關系密切。于是觀眾又想知道，這些主講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書上講的一樣。也就是說，由于實行了“主講人制”，觀眾希望在《百家講壇》那里看到的，已不僅僅是知識、思想、文化，還有人格，尤其是主講人如何做人。難怪各路媒體要對我們“窮追猛打，深挖細找”了。觀眾有這個需求么！ 媒體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講壇》的主講人畢竟不是“娛樂明星”，打探他們的逸聞趣事、婚戀家庭干什么？沒品位嘛！觀眾想知道什么，看節目就行了。實際上，文如其人。看一個人怎么做講座，有時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觀眾在某個領域的學問或許沒有主講人多，但不等于他們不會看人，不等于他們沒有感覺，不等于他們沒有鑒賞力和鑒別力。他們的眼睛其實是雪亮的。比方說，賣弄學問的人，他們就不會喜歡。言之無物的講座，他們也不會喜歡。賣弄學問為什么討人嫌？因為他不是為了傳播，而是為了炫耀。言之無物為什么沒觀眾？因為他居然“以其昏昏”來“使人昭昭”。兩者都是不把觀眾放在心上，放在眼里。這其實與學問多少無關，說到底還是做人問題。 賣弄學問討人嫌，言之無物沒觀眾，“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怎么樣呢？會受到最大的歡迎和尊重，因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學問對于學者意味著什么？命根子。現在，為了更好地傳播學術，為了更好地滿足觀眾的需求，他連這個“命根子”都不要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胸襟和情懷？實際上，一個學者，一個以學問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學問忘到“就怕別人說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這個時候，他才能真正與觀眾同一，與傳媒同一，與學術傳播的事業同一。與此同時，他的另一面，即作為活生生的個體的人的一面，則會空前地、充分地、毫無羈絆地展示出來。要知道，學問這東西，也有兩面性。它能使人豐富，也能使人異化。僵硬的學術體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淺。它制造的是“死學問”，消磨的是“活靈魂”。許多學者的個性，其實就是被它們弄沒的。那才叫“破壞性修理”吶！因此只有徹底忘記，忘掉那個“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歸“本真”。這就叫“忘我，則與道同一”。 但如此一來，講座的學術含量是不是就會沒有了？不會。因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學問和他的生命是融為一體的。真正屬于他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怎么也丟不掉。丟掉的一定不屬于他自己，那又棄之何惜？因此，當他以一種“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的心態走上講壇，率性而作時，他講出來的將是真學問、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將是真學者，以及他的真性情。這才是觀眾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們最應該展現的。 說到這里，與馬瑞芳教授這本書似乎沒有什么關系了。其實關系也是有的。剛才不是說了嗎，現在的觀眾，對《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本身，是有興趣的。這種興趣，媒體往往滿足不了，或者失真。馬老師這本書，卻能解決這個問題。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學者”，與《百家講壇》這個欄目又有長期的合作，可謂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寫這個題目，沒有比她更合適的。她筆下的人物，也一個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展現著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讀完讓人捧腹大笑又回味無窮。不過這些捧場的話，我也不宜多說。好看不好看，讀者說了算。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