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國歷史上法家思想的治國思想亦極其豐富。我國法家思想的傳統早自春秋時代的管仲，子產已經發其端倪。"刑殺無赦"“尊君重法”的觀點已多有論及。到了戰國冕期的韓非子，以法治國的理論用于社稷的治理上，便臻成熟階段。
一、法家學說治國思想的核心觀點：重法制與實施方法，反對禮制。
（１） 法家管理思想特征：核心觀點。從制度角度探索管理，中國的法家思想與西方管理思想具有較大的交叉性。都注重比較注重企業、團體活組織的組織職能、制度安排、法制規范及其政策手段，主要體現為一個統治體內部的管理政策、方法與手段的制定與實施。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最早由韓非子提出，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２）反對禮制：法律絕對
法家主張重視法律、制度執行的成效，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人性必然是趨利而避險、趨安而避危的，所以，他強調法律制度的作用。
不過，法家思想和我們今天所談的集權制管理的治理形態亦是有根本的區別。這種集權制僅僅是管理的一種形式，它強調行政命令的金字塔的層級性。同時，基于民主-獨裁序列結構分析上，它以此序列為基礎做出的劃分，可能緣于企業性質的不同，比如，軍隊與高新技術開發機構的管理則處于序列的兩極。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則并不在這種管理系列，它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集權，同時將社稷、集權與法律與刑罰集于一身。
二、法家的律法治理與西方制度化治理異同比較：人性前提認識與治理共性與差異分析
１、西方古典管理的人本主義誤區評價：邊沁“享樂主義人性觀框定下的制度設定的前提
（１）邊沁“享樂主義人性觀框定的的人性需求。
“西方古典管理思維秉承了邊沁的“享樂主義思想。邊沁的“享樂主義”并不代表心理學人性分析的最高成就，隨著人文世界的發展，人的精神需求逐漸提高。而作為享樂主義是有局限性的，它僅適合于分析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條件下，體現了人們第一層次需求的特點”。
（２）制度化安排下契約化的合約組織及其職能安排。
西方古典管理把人看作純粹的“工具人”，過于強調外部控制手段的重要性，如權力等級結構、規章制度、物質刺激等，忽視了員工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未能有效地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管理活動是可以控制的，通過設計一個合理的組織結構，編制一套完善的規章制度，遵循一系列科學的管理原則，再輔之于嚴格的獎懲手段，組織本身是一種制度化的統治體，其功能是在行政命令與契約化職能，以及合約的制度化安排下進行的。
（３）組織功用限定的狹隘性及其非制度化群體的忽視。
所以，從嚴格意義上看，西方管理學界所限定的這種組織的能力是有限。事實上，西方企業經濟學者曾注意到這個問題，比如，德姆塞茨，阿爾頃等，他們談到了隊生產以及道德問題等，同時西方管理學家們亦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卻未能夠開啟發揮組織全部功用的研究機制與內容。最為明顯的問題是企業內部與外部的非制度化布局存在的價值觀群體，以及非正式組織等等的存在形式一直存在，其本質與功用亦繼續為西方管理學界所忽視。
２、中國法家諸多學派的治理主張：人性、律法與制度化安排前提及其治理
在韓非子之前，一般說來荀子的思想己經充滿了法治的精神，荀子可以說是儒與法的過渡性人物，唯其說仍保留對人性得以禮樂教化而于品德上有自我超升的可能性，并且推尊周孔，尚賢貴民，因之不能嚴格稱其為法家人物。
法家的制度是建立“理性人”的基礎上的。“如果邏輯學需要判斷一個“求真”的命題判斷是真是假，但是，如果人產生的任何觀念必然是真的，而不可能是假的，那么就不存在邏輯學了” 。同樣，對于管理學也是如此。事實上，人們受到真實的知識水平與信息的限制，事實上，人的選擇不可能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隨著社會的發展，工具人的假設的不合理成份越來越多地顯示出來。
（１）韓非子的法治哲學
《韓非子》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賞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在法家眼中，賞罰是法的實施的必要和有效的工具，這個觀點乃建基于法家的類似近代功利主義哲學的人性觀。
《韓非子》進一步指出，法不單是行為的標準，更是糾正不當行為的一種建設性的力量："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圣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韓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２）法家思想繁榮時期的應用特點
春秋戰國時期,管子將“法”提升到民之父母的高度來認識。商鞅視統一法令為“治之本”。韓非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務法不務德”的主張,建立了一個法、術、勢相結合的法制體系,秦國依據這一方略統一了中國。
法家強調用刑罰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么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
“先秦時代的法家論者自來雖受有意富國強兵的國君極端賞識，相對于儒、墨兩家而言，有更多施展理想抱負的機會，但是只要國君駕崩，這些法家人物即不免受害而慘死，實在是由于學說過份的刻薄寡恩，與當權貴族的利益嚴重沖突，因而有此不得不然的結果” 。
“正因為先秦時代的法家思想當中缺乏對人性的正面肯定與價值創造的重視，是以日后法家的理論為求生存故，不得不進行修正，在漢以后，便以其對于統治者的誘惑性以及對試圖對君權加以限制的相權設計，都在儒家尊君重民的口號，找到了新的發展空間” 。
（3）其他法家學者的法治思想
《荀子•王制》有言：“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者富筐篋”。孟子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以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
《慎子•逸文》中有言：“法非從天出，非從地出，收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制定了管理規范后就應該嚴格執行，賞罰分明。管理法規剛制定出來，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即使不完善，也有統一人心，指引領大家共同朝向組織，目標的功能，“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慎子•威德》）制定了管理規范后，應該根據執行情況，形勢的變化，不斷修訂。
荀子有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荀子•勸學》）“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禮法結合的傳統思想。
３、中國法家學派"法"和"刑"的結合：邏輯方法上與西方管理哲學認識論是一致的。
東西方法家法治思想的人性前提：趨利避害具有經濟人特征。中國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從西方管理思維的角度看，嚴酷的獎懲制度是建立在經濟人或工具人基礎上施行的。中國歷史人文管理思想有其獨立思維形式。對于法的強制性法家強調"法"和"刑"的結合。他們認識到，使法有別于道德或"禮"等行為規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其后其后盾的，違法的后果，便是國家施予刑罰。這一點中國法家學派的邏輯方法與西方管理哲學認識論是一致的。
三、評價與總結：法家治理戰略的絕對法制及其局限
中國法家思想具有法制絕對性與至高無上的思想。他們認為法律具有絕對性。法制在社會治理中作為人文社會關系的調節器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把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就會產生負面作用。比如涉及人們思想、認識、信仰等領域就不能用法律調節，因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惡評價標準，而這些東西用法律強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應用道德來約束，給人們一個自我約束的空間。這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1]。
其局限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法家極力主張絕對的君主集權。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2]
參考文獻：
蘇東水 著：《東方管理》，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王力 趙渤 編著：《管理學流派思想評注圖鑒：歷史、方法、趨勢》，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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