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勞動力優勢最為顯著，參與全球化過程中的“兩高一正”（高投資率＋高工業比重＋貿易順差）特征必然最為顯著。計量分析表明，中國現階段投資率、工業比重和凈出口率基本符合一般國際規律和中國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是經濟結構形成的根本原因，經濟結構實際上存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自我調整機制。政策和體制等只是結構調整的放大器或加速器，政策性結構調整要適應資源稟賦變化因勢利導、順勢而為。一方面要著力消除因政策和體制扭曲所形成的結構扭曲，另一方面要在傳統比較優勢弱化時及早培育新的比較優勢。

　　■智庫觀點

　　投資率和二產比重過高、消費率過低、服務業比重過低以及對外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過大等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結構的突出問題。這一結論基本上是通過與主要發達國家比較得來的，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中國家，不能簡單與發達國家進行比較。雖然大致可以和相同類型與發展水平的國家進行比較，但科學準確的判斷則需要以反映各國共同趨勢和普遍規律的一般模型為“標準”來衡量。理論上，產業結構主要是對需求結構的適應和反映，區域城鄉經濟結構是需求和產業結構在空間上的反映，內外經濟結構又主要是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在更大空間上的反映，研究經濟結構問題可以主要對需求和產業結構進行分析。在外需一定的情況下，投資和消費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需求結構主要看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由于農產品消費的剛性需求，一產比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逐步穩定，產業結構主要是二、三次產業比例關系。因此，投資率、工業比重和凈出口率在一定意義上是判斷經濟結構是否合理的主要指標。

　　“兩高一正”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東亞發展中經濟現象

　　對世界銀行數據庫1960—2015年國別數據的比較研究發現，中國投資率、工業比重和凈出口率與東亞主要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與除去高收入國家的亞太國家組極其相似。可以說，高投資率、較高工業比重、正凈出口率的“兩高一正”是東亞發展中的經濟現象，而不是中國經濟的特殊問題。

　　（一）中國投資率變化趨勢與東亞主要國家基本一致，水平創世界主要國家新高

　　1．中國投資率水平及變化趨勢與東亞主要國家基本一致、后期趨勢仍然一致但水平落差加大。1997年之前，中國投資率趨勢與韓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東亞主要國家接近，但水平較高；與亞太國家組趨勢基本一致、水平比較接近。1962—1997年，中國投資率從15．5％上升到了37．7％，亞太國家組從15．3％上升到了36．4％，二者保持1—3個百分點落差。1997年后，中國投資率加速上升，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等急劇下降。中國與亞太主要國家趨勢明顯分化，與亞太國家組雖然也有分化，但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呈平行線變化、波浪式上升。1998—2014年，中國從36．9％上升到46．2％，亞太國家組從33．4％上升到42．4％，保持3—5個百分點落差。

　　2．中國投資率變化趨勢與同等收入國家組基本一致但水平落差逐步加大。中國投資率變化趨勢與中下等收入國家組大致呈平行線，投資率水平高于后者15個百分點左右；與中等及中高等收入國家組呈現剪刀差變化，落差逐漸擴大。1962—2014年，中低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從14．1％上升到了27．9％，中高等收入國家從17．3％上升到了32．8％，中等收入國家從16．7％上升到了31．7％。中國與各國家組的落差從1—2個百分點分別擴大到了18．3、13．4和14．5個百分點。

　　3．中國投資率峰值明顯高于絕大多數國家、創世界新高。2009年中國投資率達到峰值47．6％，高于主要國家峰值區間20％—35％上限10多個百分點，為世界最高水平，比第二、第三高的馬來西亞（43．6％，1995）、泰國（42．9％，1995）高4—5個百分點。

　　（二）中國工業比重接近正常區間上限、變化趨勢與亞太國家組基本一致

　　1．中國工業比重變化與亞太主要國家趨勢大體一致、水平比較接近。1961年以來大部分國家工業比重呈現上升趨勢，中國從32．6％提高到了42．7％，分為兩個階段性變化：1980年之前逐步上升，1980年之后呈波浪式變化。1990年以來，中國工業比重較快上升，2006年出現第二峰值后開始下降，趨勢與亞太主要國家基本一致，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比較接近。馬來西亞于2004年出現峰值48．5％，峰值前上升6．4個百分點，峰值后下降8．6個百分點。中國于2006年出現第二峰值47．4％，峰值前上升6個百分點，峰值后下降4．7個百分點。印度尼西亞于2008年出現峰值48．1％，峰值前上升7．7個百分點，峰值后下降6．2個百分點。

　　2．中國工業比重曾與同等收入國家組趨勢大體一致、水平比較接近。中國工業比重與中低等收入國家趨勢大致相同，水平保持大約15個百分點的相對穩定落差。1990年之前，中國工業比重變化趨勢與中高等收入國家組趨勢基本相同、水平相差不大。1990年以后，與后者出現較大落差，但趨勢仍基本相同，呈現平行線變化，在波浪型變化中略趨下降。1993—2014年，中高等收入國家組的工業比重從42％下降到了36％，下降6個百分點，降幅比中國高3個多百分點。

　　3．中國工業比重峰值相對較高，但未超過主要國家峰值區間上限及東亞主要國家峰值水平。中國工業比重在1980年和2006年兩次出現峰值47．9％和47．4％，屬于世界較高水平，但并未超過主要國家峰值上限水平，仍處于主要國家工業比例峰值經驗區間。中國工業比重峰值接近但略低于馬來西亞（49．7％，2005）、印尼（48．1％，2008）以及德國 （48．1％，1970）、智利 （49．3％，1974）、阿根廷（50．9％，1976）、波蘭（50．1％，1990）等國，與屬于奇異值的沙特（83．9％，1974）、阿聯酋（63％，1982）和匈牙利（62％，1962）具有明顯區別。

　　（三）中國凈出口率趨勢接近亞太及中高等收入國家組，水平明顯低于東亞主要國家

　　1．中國凈出口率及趨勢與亞太國家組基本一致，略高于中高等收入國家組。中國凈出口率水平及變化趨勢與亞太國家組基本一致，表現出比較明顯的東亞發展中國家特征。1970—2014年，中國凈出口率從－0．09％上升到了4．07％，亞太國家組從－0．43％上升到了3．78％。中國凈出口率變化趨勢與中國當前所處的中高等收入國家組比較接近，但中國波動幅度大于后者，并且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部分時期凈出口率水平也略高于后者。

　　2．中國凈出口率長期明顯低于東亞主要國家，即便峰值期也更接近基本均衡而非嚴重失衡。中國凈出口率長期以來明顯低于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新世紀以來也低于泰國。即使在全球化高峰時期，中國凈出口率也相對居中，更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嚴重失衡國家水平。2007年中國凈出口率創紀錄地達到最高水平7．6％，之后即明顯回落。中國凈出口率峰值與德國（6．6％，2007；7．8％，2015）相當，明顯低于韓國（11．8％，1998）、印尼 （14％，1980；10．5％，2000）、馬來西亞 （25．1％，1999；22．3％，2008）、泰國（15．6％，1998；9．4％，2009）等東亞國家以及智利 （13％，2006）、挪威（17％，2008）、荷蘭（11．4％，2014）、愛爾蘭（20．9％，2015）等，在貿易順差國中屬中等偏下水平。

　　“兩高一正”是勞動力過剩經濟體參與全球化的內在關聯性共生或組合特征

　　（一）“兩高一正”是具有共同影響因素的內在關聯現象

　　1．投資率與儲蓄率、城鎮化率、工業比重、勞動年齡人口及經濟增長率、人均GDP等多因素相關。計量分析表明，儲蓄率與投資率正相關。中上等收入國家的城鎮化率與投資率負相關，適齡勞動人口比例、非農就業人口比例與投資率正相關。高增長和轉軌經濟體的工業比例與投資率正相關。轉軌、發達和低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率、人均GDP與投資率明顯正相關。

　　2．工業比重與凈出口率、人均GDP、經濟增長率、人口增長率以及投資率和勞動報酬比例等多因素相關。凈出口率與工業比重呈現正相關關系，在中下等收入、高增長及轉軌國家尤其明顯。人均GDP與工業比重存在“先正后負”的倒“U”型或“拋物線”型復雜關系。經濟增長率與工業比重呈現“有正有負”的復雜關系：在中下等收入、轉軌和高增長國家呈正相關關系，在高收入國家呈負相關關系。中等收入國家人口增長率與工業比重正相關。中等收入及高收入國家的勞動報酬比例與工業比重負相關。

　　3．凈出口率與工業比重、適齡勞動人口、出口率以及貿易依存度、外商投資比重、經濟增長率等多因素相關。工業比例與凈出口率存在較顯著正相關關系，尤其是在中下等收入、轉軌以及高增長國家。凈出口率與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也存在較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轉軌、高增長和東亞等國家尤其明顯。出口率、石油出口占GDP比重也與凈出口率正相關。高收入和東亞國家外貿依存度與凈出口率正相關。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的外商投資比重與凈出口率同樣正相關。高增長經濟體增長率與凈出口率也正相關。

　　4．“兩高一正”是高增長和轉軌經濟體與勞動力優勢相關的共生現象與系列特征。高增長和轉軌經濟體的投資率與工業比重正相關，所有國家的工業比重與凈出口率正相關，表明“兩高一正”是高增長和轉軌經濟體具有內在關聯性的系列特征或共生現象，高工業比重和正凈出口率是普遍性的關聯現象。同時，“兩高一正”現象在中等收入、高增長和轉軌等國家與人口相關因素密切相關：投資率與適齡勞動人口比例、非農就業人口比例以及與人口結構等相關的儲蓄率正相關；工業比重與人均GDP正相關，在中等收入國家與人口增長率正相關、與勞動報酬比例負相關；凈出口率與適齡勞動人口比例正相關。表明“兩高一正”是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高增長和轉軌經濟體與勞動力優勢相關的共生或組合現象。

　　（二）“兩高一正”是以勞動力優勢參與全球化的必然特征

　　第三次全球化是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全面全球化。各個參與國將之前國內過剩的生產要素拿出來，在全球范圍內生產、流通并最終消費。由于資本是完全流動的，資源基本也是完全流動的，技術是不完全流動的，而勞動力則是完全不流動的，全球化生產必然在不能流動的生產要素所在國組織，過剩勞動力擁有國因此成為世界工廠。由于吸引外資來本國進行直接投資，其投資率必然被抬高。外資企業是為世界消費而生產，必然生產可貿易產品，“世界工廠”的工業比重比較高。產成品必然出口到世界各地，由于產成品相對于進口的零部件及原材料有所增值，其必然擁有正的凈出口，從而形成了高投資率、高工業比重及正凈出口率的“兩高一正”現象。以勞動力優勢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兩高一正”特征突出與否，取決于其勞動力資源的過剩程度。

　　（三）中國勞動力優勢最突出必然最具“兩高一正”特征

　　1．“兩高一正”特征符合中國資源稟賦比較優勢。投資率與儲蓄率、勞動年齡人口、非農就業比例等正相關，與城鎮化率負相關，中國儲蓄率居世界前列，適齡勞動人口比例較高，非農就業人口比例還有提升空間，人口城鎮化率比較低，因此投資率高具有一定必然性。工業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人均GDP及凈出口率正相關，與勞動報酬比例負相關，中國是高增長和轉軌國家，現階段人均收入不足1萬美元，人口增長較快，勞動報酬比例不高，必然呈現高工業比重特點。凈出口率與適齡勞動人口、出口率、貿易依存度等正相關，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比較高，出口率和外貿依存度居中，出現一定程度的凈出口率比較正常，中國出現“兩高一正”現象并非偶然。

　　2．接受國際產業轉移致使中國“兩高一正”特征明顯。從國際視角來看，中國投資率較高、位居世界主要國家前列，除了本國工業化、城鎮化相關的正常的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外，還源自兩個因素——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而來的“轉移性”產業投資和為此進行的“配套性”基礎設施投資，由此導致投資率高于主要國家正常區間上限水平。中國工業比重在改革開放之初已經觸頂回落，由于外資流入和國際產業轉入，在1990年代重新上升并于2006年再創新高，但仍然處于30％—50％的一般或正常水平區間內，只是接近區間上限而已。中國工業比重之所以在逐步降低之后又再創新高，主要源自國際產業轉移。外向型經濟的“轉移投資—可貿易產品生產—出口”鏈條關系，導致中國不是在貿易順差和逆差之間波動，而是持續保持凈出口。可以說，工業化、城鎮化的正常投資加轉移性產業投資和配套性基礎設施投資，工業化的正常工業發展加產業轉移以及由此導致的持續凈出口，形成了中國的“兩高一正”特征。作為導師口大國，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兩高一正”特征相對其他東亞新興經濟體就更為明顯。

　　“兩高一正”是因比較優勢而形成并變化的階段性特征

　　（一）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投資率趨勢分化或源自比較優勢變化

　　中國投資率走勢與東亞主要國家在1997年之后出現了分離，尤其與韓國、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形成了明顯反差。可能的解釋是，受東亞金融危機沖擊，一些產業從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轉移到了中國，導致中國投資率持續上升，而亞太國家組則明顯下降，東亞主要國家投資率大幅度回落并從此保持較低水平，與中國出現“此消彼長”更替關系并持續保持較大落差。同時，由此開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使中國在工業比重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投資率持續提高。由于投資率與消費率的蹺蹺板效應，且消費率變化相對滯后，中國消費率趨勢從2000年之后與亞太國家組發生背離。產業轉移的投資回報不一定在中國轉化為消費，或匯回母國形成母國消費，在抬高中國投資率的同時壓低中國消費率；或進行再投資，進一步加大了中國投資率，放大了中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

　　（二）“兩高一正”因勞動力優勢而形成、也將隨勞動供求關系變化而變化

　　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投資率趨勢反差，也意味著一國經濟結構可能伴隨資源稟賦比較優勢變化而發生變化。從更長時間來看，日本及東亞其他國家和中國投資率高峰期形成了波浪式接力狀態，峰值呈現4—5個百分點提高，反映了東亞產業轉移與國際投資的變化軌跡。伴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勞動力成本優勢弱化，中國的國際產業分工地位也將逐漸變化，由吸引投資“引進來”變為“走出去”投資，投資率將趨于下降，工業比重也將隨之下降，凈出口率將一并下降，“兩高一正”特征將逐漸弱化。根據我們的預測，“十三五”時期，伴隨比較優勢變化，中國投資率、工業比重和凈出口率均將逐步下降，“兩高一正”現象將不再顯著。伴隨中國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的逐步轉換，全球化將從發達國家推動的階段轉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的 “雙輪驅動”新階段，中國將從全球化的受益者轉變成為全球化的施益者，接受中國投資和產業轉移的國家有可能逐步出現高投資率、高工業比重和持續凈出口率等“兩高一正”及類似現象，“兩高一正”將伴隨國際產業轉移而在國際間轉移。

　　（三）調整優化經濟結構要因勢利導、順勢而為

　　經濟結構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比較優勢，特定經濟結構因為某一比較優勢而形成、也將隨之而變化，經濟結構實際上存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自我調整機制。政策和體制等因素只在邊際發揮作用，屬于結構變化的放大器或加速器。政策性的結構調整要適應資源稟賦變化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尤其要通過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來消除因為政策和體制扭曲而造成的結構不合理。在比較優勢仍然存在時，不必人為規定經濟結構比例關系，提前放棄市場份額；在比較優勢變化時，不能人為阻止結構演變，而要未雨綢繆，及早培育新的比較優勢。

　　根據基于各國現實數據的一般模型，現階段中國投資率、工業比重和凈出口率等主要結構性指標，基本上符合理論預期值。由于模型內在地去除了各國特殊性，比較好地反映了各國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共同規律，預期值可以視為理論最優值。據此判斷，中國雖然曾在短暫時間內出現一定程度的結構扭曲，但并不存在明顯或持續的經濟結構不合理，需要客觀看待現階段的經濟結構特征。現階段經濟結構調整不應過分拘泥于經濟結構存量問題，人為壓低投資率、凈出口率或工業比重，或為了壓低投資率、凈出口率和工業比重等而人為放棄應該進行的基礎設施或設備投資、放棄仍具競爭力或改造潛力的傳統產業，而應著眼于經濟結構增量，把重點放在培育新的增長點上。

　　雖然部分傳統行業的產能過剩和無效投資是客觀存在的，但并非所有的投資都是導致重復建設和鋪張浪費的無效投資。目前基礎設施、設備更新改造和節能減排等領域的投資短板仍然十分明顯，投資補短板十分必要和緊迫。新興產業是明天的支柱，傳統產業是今天的基礎，發展新興產業十分必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同樣十分必要。改造傳統產業既是需求也是供給，應該客觀看待并積極支持。要將產業結構調整重點從三次產業比例關系調整轉變到內部結構優化上來，加減法并舉，該發展的積極發展、該升級的及時升級、該改造的加快改造、該淘汰的堅決淘汰。一方面要在化解個別行業產能過剩的同時，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培育產能過剩背景下的競爭新優勢；另一方面在抑制個別生活性服務業畸形發展的同時，積極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和人本型生活服務業，形成具有動態競爭力的新優勢。我國雖然存在持續凈出口，但凈出口率并不太高，要實事求是地看待外需，鞏固提升傳統出口優勢，積極培育新興優勢，推動外貿優化升級，充分發揮出口對穩增長的支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