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3日晚，原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
經濟學家，現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在廈門大學演講時稱，中國如果充分挖掘
經濟發展的潛力，還可保持20年平均8%的高速增長，7年后即2020年，中國人均收入有望達到1.25萬美元躋身高收入國家。林毅夫表示，所謂的后發優勢，是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的比較差距，收入差距越大后發優勢就越大。他提到從2008年的數據看，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7年的韓國與美國的收入水平差距。這些東亞
經濟體，當它們人均收入是美國的百分之二十一的時候，它利用跟美國代表最發達的國家的技術產業差距，利用這個后發優勢，它維持了二十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長，那我相信我們應該還有二十年，從二零零八年開始還有二十年，平均每年百分之八增長的潛力。林毅夫還強調，中國未來二十年實現年均8%增長的前提是，消除雙軌制改革遺留的問題，完成從計劃
經濟到
市場經濟的過渡。
我苗實認為，有利有弊，如果林老師的上述中國夢，無論是邏輯分析，還是事實分析，都無懈可擊的話?？梢哉f，其利有三，而其弊也有三。利一，強化中國
經濟向好預期，中國政府可以在國際國內爭取到主動發展的有利地位，從而推動現代化事業走得更快更順；利二，營造中國成為世界
經濟增長極乃至火車頭的
戰略機遇期，從而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融入世界大潮流，成為全世界人關注并參與的偉大事業；利三，給國際國內投資者吃一個定心丸，從而使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最有吸引力最有價值的投資沃土。弊一，弱化改革開放預期，又不利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大家都知道，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新興的中國。當然，沒有改革開放的深化，就不可能實現富民強國。所以說，改革開放，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進而繁榮中國。為什么會弱化改革開放預期？就是因為有不少同志會錯誤地理解為，中國
經濟既然有這么好的增長前景，那么就不用艱苦奮斗去大力搞什么改革或開放了。而且，深化改革開放，就要突破既得利益格局，實在是艱難。弊二，滋生決策層的傲慢之心，從而自以為是，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拒絕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封閉僵化，甚至斷送改革開放大好事業?？梢哉f，這種可能不是沒有，而是需要廣大有志之士時時警惕和防范。弊三，如果改革開放的深化被拖延，或者沒有任何實質舉措的話，那么在中國
經濟實際上出現大滑坡的情況下，國際國內的投資者肯定會大失所望，成為千千萬萬個李嘉誠，而到了那個時候，千萬的林老師也擋不住。說白了，
經濟增長預期也好，改革開放預期也好，都需要。但是，改革開放預期是本，
經濟增長預期是末。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不會持續增長這么多年，那么未來二三十年，中國要長期增長下去，必須繼續改革開放，深化改革開放，升級改革開放。
在文末，我提出一個歷來最為憂心的中國問題，那就是城鄉差距，希望大家共同關注，深入研究。中國農業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張正河教授在回答“我國目前的城鄉差距有多大？”這個問題時說，在我的學術活動和旅游中，接觸過很多來自國外的專家和游客，第一種情況是初次來中國，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他們的評價是，中國擁有現代化的城市、豪華的賓館、完善的基礎設施、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個發達國家，舊金山、洛杉磯、東京、倫敦、巴黎也不過如此。第二種情況是看了河南、山西、陜西、新疆及東北，吃住在縣城。在他們眼里，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第三種情況是在中國工作時間較長，對農村有較深認識，去過諸如甘肅、貴州、青海、內蒙古等地的農村，在鄉鎮、村莊體驗過一段時間。他們認識到，中國是一個還很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評價差異？是因為他們所體驗的地方不同。由此可見，中國城鄉間的差距還是很大的。云南大學學生王春秋撰文指出，城鄉差距問題在解放前就存在。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提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的奮斗目標。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以及西方國家的封鎖下，實現工業化的途徑和手段，似乎只能是從農業中取得資本的原始積累。于是，政府通過政策和制度手段，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據統計，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民那里占有了大約15000億元的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通過農村稅費制度提取農業剩余約12986億元，農民平均每年的總負擔高達811億元?！凹舻恫睢钡拈L期存在，是造成我國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最直接的原因。而始于1958年的以城鄉分割為特點的戶籍制度，不僅在身份上強化了城鄉的先天差別，更進一步成為加大城鄉差距的重要因素。2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鄉差別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但城鄉二元體制尚未從根本上發生改變。造成我國城鄉差距的許多因素，至今仍然在深深地刺痛著我們，并拖累著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全面進步的步伐?？梢哉f，這是一個幾乎困擾了中國人一個世紀的難題。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農村全面建成小康之路》報告中，有分析說，在農業剩余勞動力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出現后，經典理論認為，
經濟發展開始進入良性發展過程，城鄉發展差距消失，
市場在城鄉之間和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有效地配置資源，城鄉社會
經濟會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但是，在中國，劉易斯轉折點出現后，城鄉之間的
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處于很高水平。城鄉發展一體化進程中仍存在許多制度上的障礙。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工資報酬，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仍有諸多不平等，尤其是農村居民在發展機會上仍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由于城鄉二元分割，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雖然2013年略有回落至3.03:1，但這樣的城鄉收入比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超出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過大的收入差距是國際上許多發展中國家沒能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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