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我學習研究經濟的時間也不短了，但是真正深入思考土地問題也只有三五年。而且，一開始，由于信息掌握有限，各方面考慮欠妥，以及受到其他誤導，還曾經說過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話。后來，通過進一步的學習研究，才逐漸樹立并堅定了土地私有化的經濟主張。客觀上講，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就是因為產權清晰，價格自由，要素流動，商品流通。那么，土地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理所當然產權歸農民所有，而且農民有自由買賣的自主權或決定權。只有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真真切切落到實處。試想，土地產權歸政府所有，土地買賣由政府壟斷，就與真正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格格不入，實在是砸碎了農民過好日子的中國夢，嚴重阻礙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與此同時，更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要求嚴重不符，還是推歷史倒車。土地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后，有一定程度解決，但是沒有徹底解決，一直遺留到現在。可以說，土地是農民的保障，這句話沒有錯。但是，理解僅止于此的話，又很不夠。更進一步講，土地還是一種資產，在自由買賣中體現著自己的價值。正因為這一點，政府削尖腦袋，使出渾身解數，與民爭利，長期把持土地買賣，進而農民利益被嚴重侵害，難以發家致富，甚至陷入貧困之中無法自拔。有人說，土地私有以后，農民不珍惜土地，變賣以吃喝玩樂，等等，并以此為由反對土地私有化。以我長期在農村生活觀察和學習研究的實際情況來看，最珍惜土地的人，恰恰是農民。而且，在1000個農民中，997個農民是理性人，而只有3個農民是非理性人。換句話說，現在社會開放了，信息大爆炸，農民不可能不置身其中，潛移默化，覺醒者自多，說農民傻而且農民真正傻的時代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家鄉眉縣是獼猴桃產業區，而在網上賣獼猴桃的農民已經不少。說實在話，如果黨中央確實為農民著想，迫切希望農民生活有所改善并一小部分有能力進城成為市民，那就推行土地私有化，讓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需要說明的是，農民現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早已經成長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自己完全有能力過好自己的光景，有極個別人對他們杞人憂天是沒有客觀基礎的。而且，無論從廣大農民的自身微觀需要出發，還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宏觀要求出發，土地私有化到時候了，不能再拖了。畢竟，農民過好日子的迫切希望再不能被落空，城市化進程的有序推進再不能被耽擱，中國現代化的前進步伐再不能被拖后腿。再說了，“土地私有化”這個漂亮仗如果還因循守舊不去打，中國經濟一定會繼續扭曲下去，貧富差距一定會越拉越大，社會穩定性一定會越來越差。下來，我把過去的一些不是很成熟的經濟觀點進行了系統梳理，供各位朋友們參考。

[01]《苗實：關于當前經濟的幾點認識》，發表于2010-4-21，考慮到地價助推房價不斷攀升的因素，有的人主張土地私有化和市場化。對于這個主張，我是堅決反對的。因為私有化和市場化以后，少數商人會擁有對土地的控制權，他們對土地的要價只會更高。而且，隨著農民擁有土地的減少，直接會威脅到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再加上失去土地的農民大量進城，而又沒有充足的工作崗位提供給他們，這樣就很容易出現貧民窟，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私有化和市場化順利推進需要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相匹配，如果超越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過早人為推進私有化和市場化，最終給民眾帶來的不是福祉和歡樂，而是災難和不幸。
[02]《苗實：天下為公私字為首》，發表于2010-7-15，私有制是主體，是主導，是主流；公有制是補充，是次要，是輔助。國進民退，是開倒車；民進國退，大勢所趨。私有制在一般經濟領域，公有制在特殊經濟領域，可以完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私有制有激勵，有效率；公有制講紀律，講統一。計劃經濟是結果均等，是以公有制為基礎來發展經濟，是由國家主持共栽一棵搖錢樹；市場經濟是機會均等，以私有制為基礎來發展經濟，是各人栽各人的搖錢樹。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在經濟發展的競賽中取得了絕對勝利。改革開放后，之所以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之所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之所以國家綜合實力得到極大增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在退，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在進。提所有制，有公有私；發展經濟，私字為首。當然，并不是說公有制一無是處，而是說公有制應該識時務為俊杰，以退為妙，在適合自己的領域擔當好自己的角色。公有制表面上最聽話，但是，最致命的缺陷是公有私用，損公肥私。私有制表面不太聽話，但是，最令人稱道的是激發人的創造性，富有活力，使社會財富極大增長。發展經濟的根基就是人的創造性，有利于人的創造性得以發揮的私有制應該大力提倡和扶持，不利于人的創造性得以發揮的公有制應該逐步退出。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濟模式有三個核心要素，那就是私有制.價格自由和宏觀調控。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幾乎無處不在的私有制。
[03]《苗實：窮人為什么這么窮？》，發表于2010-6-17，（制度不足）制度的制定者是富人，他們制定的制度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而窮人無法參與制度的制定，沒有多少制度是為窮人利益服務的。可以說，維護窮人利益的制度嚴重不足，而這恰恰是造成窮人利益受損或窮人窮的首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窮人被壓迫，被剝奪，被遺忘，他們的低工資.低消費.低保障在富人看來是命中注定的，而且，他們應該低人一等，想過優越的生活是白日做夢。富人制定的制度，使富人不得不走向天堂，使窮人不得不步入地獄。富人制定的制度是邪惡的，對窮人不斷造成傷害，使窮人永世不得翻身。所以，窮人必須團結起來，形成自己的組織，竭力參與制度的制定，想方設法修正甚至打破富人的制度，千方百計完善或建立窮人的制度，從不放棄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去斗爭的權利。（資本不足）逐利，是需要資本的。而且，發家致富，資本必須先行。如果資本不足，就像手無利刃的屠夫，萬萬難以達到目的。而卡住窮人咽喉的東西，恰恰是資本的不足。所以，窮人需要勒緊褲帶，省吃儉用，積累自己的資本。一旦克服了資本不足，窮人就如虎添翼，有了翻身的本錢，從而氣勢大增。

[04]《苗實：冷眼相送習李踏上新征程》，發表于2013-05-09，當然，說到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來小有成績的經驗，就不能不提到執政黨始終不渝的漸進戰略，不能不提到政府在放權讓利方面的正確決策，不能不提到有限但有效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如果從未來三十年的視角看，執政黨極有可能還會繼續目前這個大好局面，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基礎上，鑄就根植于全體人民心中的中國夢。更進一步說，國企的民營化.銀行的商業化.財政的民生化.土地的私有化.城鄉的一體化，等等，不論以哪一個為突破口，關鍵是決心和魄力，而不是細致入微或完備無缺的什么方案。也就是說，說比不說好，干比說還好。

[05]《苗實：痛感中國轉型》，發表于2013-06-13，試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五年。到目前為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計劃與市場并存的半拉子市場經濟。譬如，國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還依然存在產權模糊，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尚在中途，農民工市民化和社會保障均等全覆蓋仍在試圖突破，等等，而更不要說政治民主化和社會法治化被禁區之門阻擋無從向前了。

[06]《苗實：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幾點淺識》，發表于2013-11-12，我認為，在生產力水平很高的地區，或者說，種地成為部分農民負擔的地區，土地可以流轉給企業進行大規模經營。而在生產力水平不是那么高的地區，或者說，農民還需要土地解決就業生活問題的地區，那么就維持單家獨戶小規模經營和幾家幾戶聯合起來中等規模經營。

[07]《苗實：三中全會與轉型陷阱》，發表于2013-11-21，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具體指什么？我認為，就是在資源配置領域，市場發揮最大化作用，主導性作用，以及強覆蓋作用。或者說，過去政府在資源配置領域還有某種作用，而現在要逐漸退出來，讓市場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因為，我們已經形成共識，市場配置資源是一般規律，而且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那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又指什么？毫無疑問，加強市場監督，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

[08]《苗實：不是習近平經濟學》，發表于2013-11-26，其實，習近平經濟思想就是強市場+強政府。即在資源配置領域，市場發揮最大化作用，而在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和彌補市場失靈上政府必須到位。或者說，習近平的經濟思想就是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可以說，學習過經濟學的同學，對這個思想肯定不陌生。畢竟，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結合，在經濟學上是常識。特別是在中國頗為流行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大體上就是這個主導思想。

[09]《苗實：市場化改革之我見》，發表于2013-12-04，就我的體會而言，改革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譬如，農村土地農民化，國企產權民營化，銀行大眾化，都可以快刀斬亂麻，說做也就做了，只要有這個決心。試問，農村土地農民化以后，農民擁有了實實在在的土地，天會塌下來嗎？根本不會，因為土地本來就是農民的，就應該還給農民，難道說農民被剝奪了這么久，還要繼續？而且，這樣干，只會富裕農民，繁榮農村。再試問，國企產權民營化以后，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解放了生產力，有什么不好？而且，還可以避免國企被權貴操縱，用置換來的貨幣充實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最后試問，銀行大眾化以后，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到處遍布銀行，既便利各種企業，也便利各個階層，這樣整個經濟就活躍起來了，而不像過去，都是國有大銀行，大多時候只服務地方政府和國企，普通老百姓很難獲得貸款。說白了，無論是農村土地農民化，國企產權民營化，還是銀行大眾化，都是做實產權的富民之舉。畢竟，農村土地產權也好，國企產權（包括銀行）也好，目前都是空的，說是全體國民所有，實質上誰都沒有擁有。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存在產權虛置，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問題一直得不到切實解決。那么，現在把產權做實，使物有其主，而真正的市場經濟得以建立，政府也可以從諸多干預中解脫出來干好自己的分內之事，有什么不好呢？本來，市場經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經濟，就是普通老百姓在消費在生產在流通在分配，而不是政府在干這些事情。當然，市場經濟也不是小眾市場經濟，或者只是國企之間的活動，而是不同國民或各種企業自由自在自愿自主地在市場中摸爬滾打，艱苦奮斗，既經歷競爭的殘酷，又感受收獲的幸福。用經濟學的術語講，真正的市場經濟是產權清晰，而不是產權模糊；是價格自由，而不是價格管制；是大眾參與并擁有，而不是政府。
[10]《苗實：致XI總的一封公開信》，發表于2014-04-21，我作為一位中國經濟的研究者，有幾句心里話想說。開門見山講，就是希望下一步深化改革，能夠在“做實產權，做強市場，做小政府”方面出好文章。所謂做實產權，就是土地農民化，國企民營化，銀行大眾化；所謂做強市場，就是要素市場化，包括勞動市場化，土地市場化，資本市場化；所謂做小政府，就是政府除了在“國防安全.法治秩序.社會保障和宏觀管理”這四個方面發揮作用外，一定要厲行無為而治，堅決退出市場，規規矩矩做有限政府。其實，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減少政府干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資源自由流動，優化配置，提高效率，彰顯公平，共同富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斯坦利-費舍爾教授主張，一個典型地進行改革的經濟必須在六大領域作出重大變革，即宏觀經濟穩定化，價格自由化與市場改革，企業改革，貿易自由化與貨幣自由兌換，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創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近期，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撰文指出，中國問題在于市場太多而政府太少。我認為，他說對了一半，確實政府該做的沒有做。或者說，做得很不夠。但是，市場還遠遠沒有到位。更進一步講，中國深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就是擺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強調法治。請注意，是法治rule of law，而不是法制rule by law。法治的要義是保護私權，限制公權。而工具性的法制是加強公權，輕視私權，與市場精神相反。

[11]《苗實：深化改革首尊規律得人心》，發表于2014-11-08，中國太神奇了，直接用經濟理論，肯定不行。那咋辦？該咋辦，就咋辦。譬如，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民營經濟，建立商業銀行，推行分稅制，國企進行抓大放下，加入世貿組織，等等，都是學習借鑒經濟理論，然后實事求是，兼顧各方利益，一步一個腳印，撕開一個口子又一個口子，逐漸瓦解計劃經濟的地盤，不斷拓展市場經濟的范圍，解放生產力，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在這里，我是說不直接用經濟理論，而是學習借鑒經濟理論。注意，學習借鑒，不是生搬硬套，而是靈活使用。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并沒有直接用經濟理論，但是實質上是既審慎又大膽地學習借鑒了經濟理論，不再做違背經濟規律的愚蠢事。畢竟，改革開放前，中國政府做了不少違背經濟規律的愚蠢事，碰得頭破血流，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是有深刻教訓的。可以說，剛過去的三十五年，中國人是外示馬列內用西經，于變通中不斷激活或松綁中國經濟。之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成就卓著，方方面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因為正視老百姓的需求，尊重先進文化，順應規律，尤其是正視底層老百姓的需求，尊重經濟理論，順應經濟規律。更進一步講，中國要深化改革開放，持續發展，獲得繁榮，不僅不能離開了這一條基本經驗的總結，還要積極探索大膽實踐，不斷推進和完善這一條基本經驗的總結。以農村為例，改革開放前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農業合作社，土地和農民屬于集體，執行嚴格的政社合一。這個體制，大家合作起來共栽一顆搖錢樹，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缺乏激勵，效率低下，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改革開放初期，怎么辦？如果直接用經濟理論，就是政社徹底分開，土地產權私有。但是，這樣拐彎過急，容易翻車。畢竟，公有制（包括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根本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就變通了一下，政社既分又不分（即行政權力收縮，社會權利下放），把產權分解（即所有權還是集體，經營權收益權歸農民），這就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各人栽各人的搖錢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根據十幾年前我對魏杰老師《現代產權制度辨析》和劉偉老師《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產權制度解釋》的閱讀記憶，產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包括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的屬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產權具有經濟實體性.產權具有可分離性和產權流動具有獨立性。還有，產權的功能包括：激勵功能.約束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和協調功能。客觀講，這里面不僅僅是學習借鑒經濟理論，還有對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實踐的提煉。那么，現在有人就問了，在您過去的文章中，為什么主張當下土地私有化？我回答道，沒錯，我確實主張當下土地私有化。因為，目前的情況已經與改革開放初期大為不同，尤其是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以后，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大大增強了。而且，創業的環境也已經是今非昔比，大為改善。同時，土地財政對農民利益的侵害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強拆強遷，此起彼伏，屢見不鮮，農民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欲哭無淚，痛苦不堪。有人撰文說，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恃無恐，與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有很大關系。按現行法律法規，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必須通過國家征用轉為國有后才能進入土地交易市場，交易的主體是政府，而非農民個人。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管理者，同時又是土地經營者，通過對土地供應的壟斷地位，推高地價、房價，獲取高額土地出讓收益。在這場由地方政府主導、以廉價方式購買（補償）的土地國有化過程中，地方政府為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在實際操作中，容易在征地時刻意壓低補償標準，突破耕地保護政策紅線，擅自更改土地利用規劃，侵害農民利益事件時常發生。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原廳長王松林認為，土地明明是農民的，政府要征地，人家不給，就說人家是刁民，這怎么行？土地對農民來說就是命根子，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后的農民靠什么生活？楊小凱先生指出，有人說，土地公有是中國的傳統。我覺得不是的。相反，中國傳統是土地私有。這個私有反倒是一個傳統。而且，民國以來，土地私有就已經制度化了，不像清朝，皇帝還可以沒收土地。中國在二十年代就有《土地法》。可以說，我是支持楊先生的觀點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乃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是對國君說這番話的，他的意思是說：沒有穩定的資產作為生活保證，卻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質，恐怕只有賢達之人才能做到。一般的民眾，假如沒有穩定的資產收入，便會心神動搖。一旦心神動搖，便會放縱、驕奢、奸詐、欺騙，無所不為。等到這些人犯了罪，然后國家用刑罰懲罰他們，等于國家用羅網故意引導民眾而捕之。因此，賢明的君主為人民大眾創造穩定的產業，使他們上可以俸養父母，下可以養活妻子兒女。好年景終年豐衣足食，壞年景也能免于凍餒死亡。如果民眾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證，天天在死亡的邊緣掙扎，哪里會有功夫來奉行禮義呢？

        接著，秦暉先生在近期談了自己對土地問題的看法，節選內容如下。我尤其反感的是現在很多人把不讓農民擁有地權，說成是應農民的要求，說成關心農民，說成是害怕發生無地農民。這種說法可恥。你可以說不給農民地權有理由，比如國家要搞規劃，農民不能太囂張了，權利不能太大了，優待農民不能優待過火了，從這方面提問題，興許有點討論的余地，因為討論土地問題不能只考慮農民，也要考慮別的利益群體，農民受欺負那么多年，權利應該得到恢復，但是也不能只有這一個因素。我最反感的是這些人亂說，我們之所以不讓農民有土地，是為他們著想，因為土地一交給他們，他們就吃喝嫖賭，很快揮霍光了，只有控制在當官的手里，才能為他們守護住這個土地。這不是胡說嗎？最可惡的還有些人說，現在農民社會保障都沒有，所以就不應該給他們土地。這叫什么邏輯。我倒覺得如果現在的中國農民已經有了高福利，你要限制一下他們的地權倒是有理由的，一個交換，國家給了你們很多，你們在地權上讓讓步，有可能。國家什么都不給他們，什么保障都沒有，還把土地的處置權取消，怎么可能？理由是，他們沒有地怎么辦？那怎么不考慮他們沒有了命怎么辦？假如什么保障都沒有的農民，如果生了病怎么辦？假定什么保障都沒有，如果有地還可以賣地。現在說正是因為什么保障都沒有，所以我不許你賣地，那不是逼他死嗎？有充分的保障倒好，反過來可以說。有一位朋友說不反對土地私有制，但是現在農民沒有社會保障，所以他們不能有土地，他們有了社會保障以后，我們才考慮他們的地權問題。這個邏輯完全是相反的。既然沒有保障，就更應該給他地權，如果有高度的保障，要限制一下，倒是有這個可能的。所以盡管對農民的地權力或者更廣義地講土地私有權加以一些公共利益干預限制，我覺得這當然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中國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這個問題，真正的問題還是地權沒有得到應該有的把握，就是老百姓應該有的權利沒有得到保障。當然這里不光是農民，如果真的要講地權，恐怕城里更厲害，現在城市的地權受到侵犯的程度一點都不亞于農村，實際上地權問題涉及到的是公民權問題，不光是農民，城里人也有這樣的問題。

     最后，在《于建嶸對話陳志武：把土地還給農民》一文中，關于土地問題有更進一步的一個非常精彩的探討，現摘錄部分以饗讀者。

于建嶸：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限制各級政府特別具有利益驅動的基層政府在征用農村土地上的權力，讓農民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如果不改變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就不可能確保農民的土地權益在城市化進程中免受侵害。為此，要明確的就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要從法律上把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然后才考慮用市場手段來解決農地征用問題，探索建立農地直接入市交易等制度。只有農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成為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才有可能擁有在土地關系變更過程中的談判權，才能改變目前土地征用過程中價格偏低的狀況，才能保證農民在進入城市非農部門時能夠支付轉崗培訓和社會保障的成本。如果不限制國家和官員在農村土地上所擁有的無限權力，不能讓農民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土地權益，靠執政者的內省和自制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陳志武：對，農民應該擁有土地的所有權，把地權還給農民，這是所有解決農村、農地問題的起點，也是農村其它制度設計與演變的起點。只有把土地還給農民，讓官員、開發商向農民要地，而不是讓農民從官員手里要地，農民才是主人，隨后的農村制度演變才能以農民作為主人的地位為起點。目前農地用于非農開發本身不是問題，而哪些農地用于非農、多少農地用于非農、以什么價格投入非農、農地轉讓給非農的價格怎樣分配等等，這些決定權掌握在誰手里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這些談判權和決定權理所當然應該在農民手里，農村土地歷來就是農民私人的，世世代代本來如此。這里我要強調農村土地的價值前景主要來自非農用途，而不是來自農用。在今天和未來，不管是對農民的收入增長，還是對解決“三農”問題來講，土地的非農使用，是增加土地價值的最主要途徑。現在，許多人在談到農村土地私有化問題的時候，還是太多的從種糧食的角度來看土地的價值，比如，最近一些朋友主張要讓土地私有并可以流轉，但同時又要規定土地只能在農民之間流轉，并要求在農地產權發生轉讓時，只能賣給真正要種地的人，要求買方簽合約保證所買地只能作為農用。之所以會這樣，我想一來是因為過去教科書和一些觀念形態的影響，比如剛剛走出農業社會的中國社會，可能普遍以為土地的價值還是在農用上。其次，是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農業發展的極限，靠農業是不可能從本質上增加農民的收入的，土地的農用價值十分有限。道理很簡單，不管中國有多少人，未來的收入增加多少，到最后我們每個人每天只吃三頓飯，頂多是四頓，否則，如果是一天吃五、六頓飯，身體會越長越胖，你會要減肥，因為從生物學家和醫學家的研究來看，一個正常人每天大概需要3000卡路里的熱量，熱量來源可以是糧食，也可是蔬菜、肉、水果，但，不管你有錢還是沒錢，總熱量不能太高，否則要發胖，這就是人的生理極限。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生理極限決定了農村發展的極限，這種極限是不會因為經濟發展而改變的。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基本前提限定了土地的農用價值。其它國家的經歷也證明，只有城市化、工業化才能從根本上使土地增值。比如，在工業化加速發展的1870年至1915年的35年間，美國的真實土地價格翻了3倍，澳大利亞的地價翻了5倍，不只是城市附近的地價在漲，非城市郊區的土地也跟著水漲船高。中國今天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情況跟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有相當多的類似，中國的土地也在快速升值，只是這些土地權都不屬于中國農民的，除了通過土地使用權在地上種糧創收外，中國農民從土地增值中享受不到好處，是公有制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增值份額，使他們除了血汗錢外，享受不到任何土地資產升值的好處。這種土地制度從根本上使農民在經濟賽跑上越來越落后。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大家既然想要幫農民，讓農民生活更快改善，那么在贊成土地私有化的同時，千萬不要又給他們埋下一個陷阱，不要限定私有化后的土地只能投放在糧食和蔬菜生產上。如果這樣，最終又把農民收入增長的空間壓死了。在我看來，農民既然擁有土地所有權，他們就必須有轉讓和改變用途的自由，如果加上任何轉讓和使用上的限制，就等于讓農民重新受制于官權力。

于建嶸；但是，農地轉讓上特別是關于農地用途改變上是否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則是一個爭論非常大的問題。現在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如何不限制農民就會隨意處置自己的土地，或者買了或者抵押給銀行或他人，最終成為流民，而給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
陳志武：我知道很多人擔憂，如果土地可以做抵押，可以入股，或者是變賣的話，萬一這些農民把錢拿到手以后，或者借到貸款后，就亂買酒喝了，那怎么辦？這里，就需要像美國等國家那樣，政府在給城市人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的同時，也給農民提供一個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有這樣一個安全保障體系，就可以讓今天的中國農民更放心地將土地做資本化，或做抵押貸款，或干脆就把地賣掉進城，做各種創業和投資，去獲得或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我們研究資本化的人都知道一個基本原理，那就是任何一個東西，土地也好，礦藏資源也好，生產性資產也好，如果其產權不可以自由轉讓，不可以做抵押借貸的話，最終即使土地很值錢，也只能是財富，卻不可能變成資本。換句話說，只有土地財富的產權具體化到個人，而且這個產權可以自由抵押或流轉，這種財富才能變成“活”的、能以錢生錢的資本。現在《物權法》也好，還是其他有關土地使用的規定里，經常存在“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但不能用作抵押”的規定，使土地不能被資本化。這是一些荒唐的安排，因為這逼著人在兩條絕路間做選擇，必須選其中一個：要么自己務農，要么把這個使用權百分之百的賣掉。而不能有介于兩者之間的選擇。比如說，一個農民可以不務農、也不一定把土地賣掉，但為了進城生活、工作，如果他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權拿到銀行做抵押借貸，那不是更好嗎？因為在這樣的安排下，他不用務農，也不用把土地使用權賣掉，而且能得到進城謀生的資本，讓他進城不至于空著手，進城開個小店或者做其他的事都行。這樣一來，他即使進城謀生不成功，也還有土地在自己手里，因為他畢竟沒有完全把地賣掉。如果土地完全私有，給農民自由處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權利，這是真正給農民改善生活。關于這點，以前有很多的誤解。原來一些歷史教課書總說，某些農民在某個世紀把自己的土地拿去做抵押借貸，結果他們沒錢了,就被迫把自己的土地讓給地主或者富農，或者讓其他人收購兼并過去了，從此讓這些農民變成無地農民了，從此他們就受苦受難了。因此，為了讓今天新一代的中國農民不再重復過去多個世紀農民所吃過的苦，所以就不主張、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抵押。—— 這是典型的因噎廢食的制度。土地的兼并收購真的是過去農民貧困、國家改朝換代的根源嗎？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反倒是土地擁有越集中的沿海省份，農民的生活歷來越富有。關于這一點，秦暉以及其他經濟史學家做了很多研究。退一步講，城里人不是沒有土地，但照樣生活得比農民好許多嗎？給農民私有土地以及土地轉讓與使用的選擇自由，總比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受到限制要好！
于建嶸：農民更能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我們不用擔心他們會隨意把土地賣掉成為流民。而且，我們搞城市化，要讓農民進城，卻不讓農民把原來擁有的土地資產變成資本，使他離開農村時實際上是空手的。在這個意義上講，你要想讓農民進城，就必須把農民的土地歸還農民。他要進城的時候，他可以把地變成資產，不管價格多少，他也不該光身走到城市。他得有資產。把這個資產賣了，抵押了，進城就有了資本。這個我同意你的觀點。但，問題是這種選擇在中國目前最大的障礙是什么？剛才你也講了，哪怕農民有土地，但它是農用地，在沒有價格的地方，他照樣抵押不了錢，你照樣沒有足夠的錢到城市里面去生活。也就是說，農村土地如何成為金融資產也是一個問題，這在比較發達地區及城市周邊地區有可能，像比較偏僻的地區能否做到這一點就很難說了。
陳志武：這是一個價格問題、資產化問題。我不是說土地私有化了以后所有的農民都立即變成富翁了，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轉讓抵押之后，農民的處境總比現在好，有土地產權總比沒有更富有，有土地使用的選擇自由、抵押自由總比沒有的好，我更強調的是由農民自己判斷、選擇。農民的財富起點低，這是事實，但如果還繼續限制他們對土地使用的選擇空間，那么，他們的個人發展機會也被堵死了，農民就永遠貧窮了！我知道并不是所有農民都適合進城，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像孫大午那樣去創業，但至少要讓那些想這樣做、想離開山村進入城市的人以機會，而現在的土地制度安排卻把他們卡死。目前誰都不可以把土地做抵押，也不可把地賣掉，換成錢進城。七、八億農民不管你能力有多高，都不能做到這一點，這是目前的現狀。土地私有了以后，是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會選擇這樣抵押土地或賣地進城？任何做這方面研究的人都應該做很多調查。我相信，絕大多數農民都會有對自己最有利的正確判斷，一部分人會選擇進城，另一些會留在農村。在美國還有其它土地可以自由流轉的國家，也并不是所有的農民都選擇賣地進城。我們必須看到，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是在土地公有制之下富有起來的，也沒有哪個國家是在土地使用權受到嚴格限制下發展起來的。前面談到，如果以后只能在土地農用的條件下私有化，這對農民收入和農村發展是非常限制性、非常致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