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的獨立性遭到廣泛質疑》一文的內容是這樣寫的，近日（即2011-01-25），約300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致信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組織——美國經濟學會，呼吁制定規(guī)章，凡要求兼任私營企業(yè)負責人、顧問或代理人的經濟學專家，在舉行公共演講、發(fā)表學術文章、在媒體發(fā)表言論、提供法庭證詞中，應說明其雙重身份可能帶來的利益沖突。信件的起草者——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的兩位教授在信中說，“由于經濟學家在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公眾對于經濟學家清廉的信心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處理潛在利益沖突的方式。”他們的研究發(fā)現，2009年很多參與重整美國金融監(jiān)管體系辯論的經濟學家，在國會作證或在媒體上時，沒有主動披露他們作為金融公司董事或顧問的身份。曾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羅伯特?魯賓，后來成為花旗銀行董事會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小布什政府的財長亨利?保爾森則曾在高盛集團身居要職。四次就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離任后成為德意志銀行、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以及對沖基金保爾森基金的顧問。然而，真正令美國民眾擔心的是，還有不少經濟學家在“悄悄地”坐鎮(zhèn)華爾街。在去年10月公映的美國紀錄片《監(jiān)守自盜》中，呼吁放松管制的經濟學家本人就是金融公司一員。這一現象很具諷刺意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觀影后表示，盡管花錢讓經濟學家發(fā)表特定觀點的情況不多，但紀錄片中所暗示的經濟學家“軟貪污”現象是真實存在的。“只要你不太添亂，你會通過金融業(yè)大賺一筆，或者被置于公司董事會中。”事實上，美國經濟學會以往也曾考慮過為經濟學家們設定道德規(guī)范，但因規(guī)范的不可執(zhí)行性而最終放棄。
       在中國，新望先生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感覺經濟學家有這么三代人。第一代人是王亞南、薛暮橋、孫冶方等這一批經濟學家。這些人是早年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這些老一輩經濟學家直接參與了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改革的政策制定；第二代就是高尚全、吳敬璉、劉國光這些人，他們既有經濟學的學養(yǎng)背景，同時又得到體制內的承認。政府經濟學家，奏折經濟學家，我覺得第三代就是周其仁、林毅夫、張維迎這一代。這一代，學養(yǎng)越來越深厚了，政府背景也越來越淡了，他們的獨立性會更強一些。樊綱老師說，政府的決策機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可能歸結為某個經濟學家的作用，至少不是直接結果。而且，經濟學家應該遠離決策，方能保持其獨立性。經濟學界的任務就是，通過自己獨特的工作方式，為實踐家提供獨特的產品，即“前期分析”。姚洋先生覺得，經濟學家的一個價值是體現在獨立上。就是說，經濟學家應該站在離社會遠一點的地方，這樣“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而如果只是參與者，甚至是作為公司的獨立董事，民眾自然有權質問你，你是站在哪邊，為誰說話？曹建海先生指出，作為經濟學家，如果你的研究不能揭示經濟規(guī)律，合理地解釋現實，即使有崇高的理想，也是不稱職的。科學研究有其獨特規(guī)律，不能受到太多權力和利益因素影響，這要求保持獨立精神以實現研究的科學性。對于商業(yè)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學術獨立性，馬蔚華先生特別強調了兩點，一是對銀行內部的各部門保持相對獨立，根據自身的價值判斷為銀行高層管理者的決策提供不偏不倚的參考意見，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問題和發(fā)揮參謀作用；二是對外保持相對獨立，不受制于銀行管理層的規(guī)定約束，實事求是地發(fā)表自身及其領導下的研究機構的學術觀點。
       過去，我為了追求經濟觀點的獨立性，始終在踐行“六個距離”：與權力保持距離，與資本保持距離，與媒體保持距離，與群眾保持距離，與權威保持距離，以及與我見保持距離。前幾天，遇到一個老朋友，他說，你純粹是個傻乎乎的書生，根本不諳世事啊。別的不說，想想你提出并踐行的那“六個距離”，就是一條自斷大富大貴的路。試問，當下社會，誰家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貴，現在你還這樣獨居一室，書生意氣，實際上就是大不孝。我一時無以應答，一臉漠然無辜狀。看來，那朋友的言下之意就是，你要想對得起父母，大富大貴，就必須放棄“六個距離”，果斷沖出書齋，與社會打成一片。可是，我又想，這樣的話，就徹底商品化了，可以交易的經濟觀點就無法保持獨立性，那還是學者嗎？沒有了學者的底線，就是倒弄假冒偽劣商品的小商小販，這樣哪行呀？事后仔細琢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經濟學家是有價商品，其觀點必然可以交易，具有服務性質。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失去了獨立性。相反，堅守經濟觀點的獨立性，經濟學家就被置于道德制高點，于是又不可交易。那么，經濟學家就失去了物質保障。這樣的話，只有富貴人家的子女可以成為經濟學家。或者說，經濟學家為了優(yōu)越的生活，必然是富貴人家的附庸。更進一步講，經濟學家本來就是服務于富貴人家，與窮人無緣。說來說去，對經濟學家而言，獨立的結果就是貧困，而富貴的結果就是失去獨立性。可以說，現實真是太殘酷了，純潔了餓死，齷齪了反而富貴，難道說這就是經邦濟世的真實含義嗎？再說了，經濟學本質上就是入世的學問，作為經濟學家，一味出世是不可能的。所以說，經濟學家既然是入世，要混得滋潤，進而大富大貴，除了“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別無他途。話是這么一說，道理是這個道理，但是，可憐的或許有潔癖的有深厚百姓緣的我，困惑了好多天，思想還是轉不過彎，大家說說，該怎辦？也許，我的困惑正在于自己相當“出格”，有成為優(yōu)秀經濟學家的強大“野心”。而且，還是在西部農村普通家庭再加上自己前半生只有讀書經歷的特殊背景下。畢竟，在我的個性化的理想世界里，無收入的經濟學家比有收入的經濟學家更有意義，更加優(yōu)秀，以及更為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