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政府的資源配置范圍要最小化，而市場的資源配置范圍要最大化。如果市場實在無能為力的時候，政府才可以發揮輔助作用。而且，企業無論是挖掘潛在比較優勢，技術創新，還是產業升級，皆是自發行為，而政府不會聰明到可以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尤其是類似中國這樣的頗具虎狼之性即吃肉不吐骨頭的頑固占據資源配置高地的政府。所以說，中國當下最要緊的事情就是政府轉型，接受民主法治的約束監督，進而實現現代文明政府的目標。眾所周知，現代文明政府有四大公認的領地：1.國防安全；2.法治秩序；3.社會保障；4.宏觀管理。也就是說，除此之外，政府應該堅守“無為而治”的原則。近幾年來，林毅夫教授濃重推出了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而這個理論實質上就是老生常談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模式，即便有林毅夫教授的非凡魅力足夠吸引國內外的關注。我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政府今日慷慨予之，明日必定強力取之。說白了，“只做好事，不求回報”的好人政府沒有現實的存在性，甚至有時候政府搭臺實際上既吃了老百姓又吃了企業，結果是尋租成風腐敗泛濫。所以，我始終認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就是說，政府和企業各自干好自己的分內之事，不要狗拉耗子多管閑事。再說了，政府掌握本應屬于企業的投資經營權，往往不計成本，效率低下，資源浪費，損公肥私。而且，政府官員畢竟都是行政機關按照公務員標準培養出來的，完全不同于在市場大潮中迎風破浪摸爬滾打的企業家。也就是說，搞投資經營以積累財富是企業家的比較優勢，而公務員的比較優勢是搞行政辦公差，即執掌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務，而讓公務員違背自己的比較優勢去冒充企業家，分明是亂點鴛鴦譜，必然會出現財政預算最大化以實現公務員個人利益，從而嚴重侵犯竊取人民群眾的勞動成果。所以說，上面提到的政府轉型，其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政府退出市場，把投資經營權還給企業家，讓企業家發揮好自己的比較優勢，開拓市場，積累財富，既解決老百姓就業，又為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提供合理的稅收資源。這樣一來，公務員和企業家各安其分，各司其職。而且，只要公務員廉潔自律勤于政務，企業家才能一心一意謀發展，既做強做大自己，又帶動富裕別人，何樂而不為？在這里，我想再三強調的是，在中國推行市場經濟已經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們要盡量不做“塞其源，禁其性”的事情，大力倡導“暢其源，盡其性”的事情，讓自由平等深深扎根，在全面促進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社會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同時，盡快實現中華民族“民富國強”之偉大理想。需要提醒的是，我主張政府的資源配置范圍要最小化和市場的資源配置范圍要最大化，并不否定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和心理各自的獨立作用。至于說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其實質是保留政府在資源配置領域的半邊天地位，而這分明是推歷史倒車的行為。甚至可以說，即便他表面上堅持了市場經濟，也掩蓋不了企圖固化雙軌制回避改革的反動面目。令人非常遺憾的是，無論是思想，還是方法，林毅夫教授目前的新結構經濟學似乎都沒有原創性的任何跡象。就是對于中國改革全面深化，非但沒有指導意義，反而還有誤導的嫌疑。所以說，新結構經濟學這個提法，無論是理論意義，還是現實意義，都乏善可陳，就更不要說林毅夫教授會藉此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下來，我們重點看看林毅夫教授自己以及其他各位對“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政府的作用如何看：
{ 1.林毅夫教授自己的觀點 }
[1]新結構經濟學的總體觀點是，在產業多樣化和升級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應該限制在為新產業提供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間的相關投資，為先驅企業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補償，以及通過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鼓勵產業集群培育新產業。國家同樣也需要改善軟、硬件基礎設施來降低個體企業的交易成本，加快經濟的產業發展進程。
[2]如今的經濟發展已不是向亞當斯密時代的產業結構不變、技術不變，而是工業和技術產業結構不斷變遷，而且在變遷過程當中，必須改善各種基礎設施，這是企業本身無法獨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協調和改善，以使產業升級順利進行，或由政府直接來做。總之，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
[3]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湯向陽))
問：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邊界在哪里？誰能監管政府，保證它們守住自己的邊界？
林毅夫：政府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好經還是要好和尚來念。實際操作上面怎樣避免失誤、發揮政府積極作用也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理論上來講，只能要求政府居安思危，不能大意，要不斷完善政策設置。但是理論無法告訴政府在這個階段怎么干預、怎么操作、怎么執行才好。這可能也不是國家發展研究院要做的事，也不是“新結構經濟學”所能解決得了的。
{ 2.其他各位的觀點 }
[1]張曙光：為什么要素稟賦結構能決定經濟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提升決定經濟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過程，這是使然，其邏輯是自上而下。但在討論政府作用時，很大程度上是應然。為什么這么說？你的邏輯有跳躍，也許這本書的最大問題就在這里。我選了兩個外國同行的說法：一個是說：“你的辦法如何實施還不清楚，對于實施，我們兩個人存在較大的分歧。”另一個說，“怎樣才能約束一個高度熱情的政府，讓他實施時不超過自己的能力和權力范圍？我們還不知道。”為什么會產生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你搞理論框架設計，可能缺少主體行為過程分析，容易造成理論不能實現。組織行為過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政府應該因勢利導進行協調。但為什么有的政府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甚至還在相反方向上用力，難道僅僅是認識問題？不是。新結構經濟學形成一套理論后，就更不是這個問題。所以，這個方案你恐怕沒有提供出來，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政府行為假定這個問題進一步推進，會發現盡管按新古典方式做，嚴格遵守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新結構經濟學仍是立足于一個好人政府。所謂好人政府就是政府一心一意謀發展，問題是政府真的會一心一意謀發展嗎？我看不見得。這里就有一個政府行為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的政府是抽象的政府，不是具體的人。而實際上政府決策很大程度是個人決策，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決策。既然是具體的人，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國家走對路子，不是理論學得好，而是碰到南墻以后，吸取血的教訓以后轉變過來。就像美國這次金融危機，也不全是市場的問題，實際上政府有很大的責任。
[2]白重恩：我的理解是，林毅夫不僅強調政府，更強調市場的作用，兩者有了比較好的結合。而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政府的作用應該不一樣。如果結構變化是內生的，能夠有比較好的理論解釋結構的變化，同時還能知道在結構變化的過程中有怎樣的市場失靈，為促成結構有效變化，怎么干預市場失靈問題和協調問題，這都是重要的理論創新，對經濟的長期發展有好處。張曙光老師的一個觀點我很同意，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很大程度上還是該怎么做的問題，尤其是告訴政府應該做什么，但是經濟學還有一個很大的分支，即“政治經濟學”。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到底會起什么樣的作用？這個學科有專門的分析。在新結構經濟學中，你假定一個好人政府，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是認識問題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認識到政府應該做什么，還要考慮怎么激勵政府做對的事情，怎么約束政府不做錯的事情。這是一個制度發展問題，尤其是跟政府相關的制度。
[3]袁東：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林毅夫預設了一個前提，這是凱恩斯經濟學所預設的，那就是政府自然而然地會在應有的時間就應有的問題與任務，予以應有的正確而及時的識別，做出應有而恰當的反應，采取應有的措施，并使之得到有效實施，取得了同預期一樣的效果。這一預設無論如何都是非常脆弱的，已被迄今為止的新古典經濟學所一再駁斥。這無疑影響到了林氏理論的說服力，卻也給出了一個世人仍未解決而一直在探討的問題：如何使政府能盡可能地公正而有效？經濟學難以對此給出完整的答案，這種探索超出了經濟學的能力。但可以確認的是，政府規模與其公正有效性并非正相關。那么，限制政府規模與權力擴張就是減少問題尤其是市場機制被扭曲的一個簡單明了的原則，而這正是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所一直堅持的。
[4]黃益平：新結構經濟學倡導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主要是幫助企業克服一些困難，改善軟硬件基礎設施，而不是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這些聽起來并不復雜的主張，對發展經濟學理論演變和政策選擇所帶來的沖擊，可能是革命性的。@@@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可能需要三個重要的假設：一是政府領導人有思想、有遠見；二是政府官員有高效的執行能力；三是存在有效機制，約束尋租甚至腐敗行為。
[5]劉海影：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權力對其心儀項目、企業、行業、潮流的介入與監管，往往不能加快發展，反而是經濟陷入停滯的主要原因。政府濫權與無能之罪，社會卻承擔貧困匱乏之罰，思之令人長太息。
最后，我提三個問題：
{1}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究竟是結構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決定結構變遷？或者說，這二者就如同蛋生雞雞生蛋一樣糾纏不清？
{2}從技術的角度，如何實現引進模仿型產業向自主創新型產業的升級？或者說，在引進模仿型產業向自主創新型產業的升級過程中出現陷阱，甚至掉下去，一時半會上不來，從而使前者可能無法成功應對被淘汰的危機，怎么辦？
{3}客觀上講，市場有市場的比較優勢，政府有政府的比較優勢，如果二者要結合，如何兼容？或者說，如何保證這二者結合以后，恰好能夠實現各自的比較優勢，從而把相互之間不可避免的摩擦和矛盾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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