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要成長，企業要發展，國家要崛起，或者還包括理論的確立和學派的發揚，都離不開反省。反省是什么？就是學習借鑒，就是批判揚棄，就是革故鼎新。馮小剛先生認為，中華民族不知恥，光臭美。他接著說：拍完《一九四二》，我不會再有盲目民族自豪感，知恥了！我臉在出來前要化化妝，我們這個民族也經常像我這張臉一樣，需照照鏡子，哪怕看著丑，也比糊里糊涂臭美強。俄羅斯也是受難很多民族，人家藝術主題是救贖，而我們喜洋洋、民族風，齊白石這樣大家，畫的也都是蝦米。這段話說明，馮小剛先生在心中批判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而李德庚先生也批判了，反思了，他這樣講：我們與日本的相處模式很奇怪，大家看，日本花巨大的心思來了解中國，戰前如此，戰后依然如此。而我們的國民花了大量的精力用來辱罵和丑化日本，卻很少有人愿意花精力踏踏實實地坐下來了解和研究日本。真的再有事發生，會發現辱罵與丑化屁用沒有，了解與研究是有大用場的。種瓜得瓜，未來是可以想見的。而我作為理論工作者，沿著這兩位先生的足跡，盡管沒有他們思考的那么精湛，也做了一點自己力所能及的批判。那就是近期，在人大經濟論壇接連發表《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放衛星”》.《致某位當紅學者幾句忠言》.《請不要熱衷為林教授“捧臭腳”》.《新結構經濟學恐怕無新意》和《張維迎.林毅夫和馬克思》等五批林毅夫先生的文章，結果觸動甚至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經，被以莫須有的罪名予以禁言，而這正是應了在微博流行的“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這句至理名言。更進一步講，他們何曾知道，我其實同大家一樣是在支持林毅夫教授，只不過方式不同罷了。我看，還是過去馮小剛先生說得好，表揚是陽光，批評是大糞。俗話說的好，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要想長得壯，就得澆大糞。所以，批判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應該熱烈歡迎才是。
那么，話又說回來了，我對林毅夫教授之新結構經濟學的批判和反思究竟合適不合適，下來再聽我嘮叨幾句：
林毅夫教授主張，無論企業挖掘潛在比較優勢，還是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政府都可以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對此，我認為，無論挖掘潛在比較優勢，還是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純粹是企業自發行為，而且只有企業自身明白自己在特定時空里的目標.責任.激勵和風險等實際情況。再說了，企業群體非常龐大，作為政府，不可能比某一個企業還了解自身包括內部外部的各種相關甚至不相關信息。所以，在上述方面，政府無法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如果政府非要發揮這樣或那樣的作用，這就不僅僅是狗拉耗子多管閑事，而且極有可能是添亂幫倒忙甚至危害企業。
下來，我給大家講一個非常悲劇的真實故事。記得是二十多年前我家老親戚的一個女孩出嫁時，叔父是這樣講述的：朋友家有一個男孩，處了一個對象。可以說，男孩相當精神，女孩非常漂亮，兩情相悅，情投意合。相識也已經好幾年了，眼看到了結婚的年齡。可是女孩的父母死活不同意這門親事，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男孩家里窮，害怕女兒將來受罪；一個是男孩學習成績好，以后大學畢業后成為城市人，擔心會甩了女兒。就這樣，在家里的極力反對下，女孩終于嫁給了有錢的人家。這樣一來，事情反而演變得更糟糕了。男孩和女孩雖然表面上分開了，可是二人心中的愛火并沒有熄滅，而且相思無以復加。現實又是什么呢？是無法逾越的鴻溝存在于兩人之間，即一個是別人的妻子，一個是非丈夫的情人，想親近而又由于清規戒律無法親近。結果，長期糾纏下來，男孩和女孩都精神崩潰了，被強制送進了醫院。在這個故事中，家長就是政府，孩子就是企業，而且，相比家長，孩子最了解自己。結果卻是家長在并不完全了解孩子的情況下進行干預，釀成了悲劇，而類似的事情肯定也會發生在政府和企業身上，如果政府非要顯示自己比企業聰明在挖掘潛在比較優勢和產業升級上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話。最后要說的是，盡管這個故事可能有夸張成分，但是其中的道理卻不乏學習借鑒之處。
早期的林毅夫教授融會比較優勢理論.資源稟賦理論和后發優勢理論于中國經濟分析，體現了理論的徹底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彰顯了學者應有的本色。而后期的林毅夫教授赤裸裸地退卻了，企圖以犧牲理論的徹底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在先前理論的基礎上與好人政府進行調和以構成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殊不知，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政府太強大，占據著資源配置的高地，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以致于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無法徹底釋放，政府自身也由于缺乏約束監督尋租成風腐敗泛濫，整個國家被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所折磨。
宋承先和劉偉兩位先生曾經先后提出，大凡一個學派都要有三個要素，其一是哲學基礎，其二是理論命題，其三是政策主張。如果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學派的話，那么它的哲學基礎是中庸思想，理論命題是政府和市場實現最佳結合，過猶不及，不及猶過，政策主張是在發揮市場的同時，輔之以政府。我在上面已經明確說了，這個政策主張至少與轉型中國的當下問題的有效解決嚴重背離。下來，再看它的哲學基礎，即中庸思想。大家都知道，現代理論本質上都是從現實這滿瓶醋中提煉出來的半瓶子醋，即現代理論只是一種基于事物的側面而進行的高度抽象。所以，從這個意義講，現代學者是不折不扣的偏激派，追求的是理論的徹底性和邏輯的一致性。也就是說，他們的認識往往相當極端和徹底，而且不留任何含有類似折中調和等貌似公允的余地。所以，現代學者本質上是反中庸的偏激知識分子。早期的林毅夫教授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屬于現代學者。而后期的林毅夫教授反其道而為之，在新近推出的所謂新結構經濟學中大肆宣揚市場和政府主輔論，欲以中國傳統中庸思想之余威來彰顯新結構經濟學的價值。實際上，他這樣既想貪市場之利又想圖政府之利的首鼠兩端的做法，最終連市場基礎性功能都要被抑制，以致于把兼具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淪為權貴市場經濟。這樣一來，既違背天時，也違背地利，更違背人和，豈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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