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資源稟賦到比較優勢，再結合后發優勢，伴之以基礎設施和各種制度，形成產業發展，進而經濟增長，演變到一定階段，資源稟賦變化到新的比較優勢，再結合后發優勢，伴之以基礎設施更新，以及各種制度變遷，實現產業升級，進而經濟增長。而且，這個聯動，可以循環反復。鑒于新結構經濟學的這個經濟結構的狀態變化過程，不由得想到三個啟示，不一定合適，但我樂意講出來。
第一個啟示，與馬克思有關。過去，上中學和大學，對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都學習過多次。林毅夫老師最近說過，馬克思主義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什么叫經濟基礎？馬克思說是生產方式，生產結構。但是，我苗實的觀念是這樣的，經濟基礎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而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而且，生產力與資源稟賦有關，生產關系與經濟制度有關，上層建筑與政治制度有關。第二個啟示，與易經有關。中國的易經博大精深，有“中國智慧在易經，易經智慧在和諧”的說法。可以說，易經有六十四卦，每個卦就是一個陰陽結構，從陰陽結構中可以揭示有價值的信息。而且，不同的卦之間有互動，關系錯綜復雜。正因為有互動，所以可以六十四卦不斷循環反復，在這個運動變化中，領悟萬事萬物的內在規律。大家都知道，易經研究上講理象數三大派。譬如，南懷瑾就偏好理，我也喜歡理。第三個啟示，與耗散結構理論有關。在我的《從耗散結構理論觀林毅夫學術》一文中，有這樣的論述，耗散結構理論指出，社會系統內存在著復雜的非線性相干的協同促進作用，譬如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后，大量農民工進城，支持繁榮了城市，接著城市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加，而且還多樣化，促進了農村的產業結構調整，提高了農民收入，與此同時，農民對城市產品的需求增加，又推動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正反饋，從而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壯大。我們再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引入發展，培養了大批市場經濟人才，進入企業政府效力，推動了經濟發展進步，接著對市場經濟人才的需求增加，與此同時，現代經濟學的教育又得到深入推廣，又是一個正反饋，同樣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壯大。試問，我們改革開放，搞得就是名副其實的市場經濟，怎么又能把總結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現代經濟學當作西方精神污染呢？如果真的當作西方精神污染，那這就會形成負反饋，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等等。說白了，現代經濟學與國家進步，民族復興，以及人民幸福密切相關，本來就屬于我們，與我們同在。更進一步講，把現代經濟學當作西方精神污染，就是挖改革開放新政策的墻腳，是自毀長城，萬萬要不得。
除了上述三個啟示，我還聽到林毅夫老師講，諾獎我覺得沿著新結構經濟學去研究，可能不是一個諾獎，可能是三個五個，甚至十個諾獎。我苗實覺得，林毅夫老師目光遠大，有這個信心，特別是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剛成立，還可以說得過去，旁觀者應該多一些鼓勵，不必冷嘲熱諷。今年（即2015年），我開辟并主持了三個話題，分別是真話實說，名人看社會，我為眉縣獼猴桃代言。從今天（即2015年12月30日）開始，我再開辟和主持一個話題，那就是”新結構經濟學”話題。可以說，我學習研究新結構經濟學已經有三年多了，自認為有一些收獲。畢竟，新結構經濟學的提出與探討，進一步滿足了我對理論的偏好。剛才試了一下，我認領話題主持人已經達到上限，不能主持新結構經濟學這一專業話題。那么，我就只能忍痛割愛，先退出“名人看社會”的話題，然后再去主持“新結構經濟學”的話題。當然，隨著研究繼續，我會不斷發表這方面的觀點，還包括搜集，盡量滿足各路新結構經濟學愛好者的需要。說白了，我主持新結構經濟學話題的目的就是，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學習研究，發展完善新結構經濟學，在繁榮經濟學學科的同時，造福世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更進一步講，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教授有開創之功，這是客觀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但是，林老師的某些觀點，我并不贊同。我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個有趣的領域，有進一步探索的理論價值。當然，新結構經濟學未來走向何處，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是一個很好的平臺，盡管不可能代表所有聲音。客觀上，現代經濟學體系龐大，而圍繞著現代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群體同樣龐大，相對現代經濟學這條大河，新結構經濟學頂多是條小溪，發展壯大可能需要好幾代人。在這里，我要大聲說，正因為自己看到了新結構經濟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希望更多比我年輕，特別是數理知識更扎實的經濟學研究工作者積極參與新結構經濟學的拓展，從而最大化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盡管我長期撰寫林毅夫學術批評，但是這并不妨礙我說這些公道話。
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網站，有個新結構經濟學學科簡介，我認為很好，現轉載在這里。新結構經濟學提倡以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國家的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其變遷的原因。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從每一個時點給定，但隨時間可以變化的要素稟賦（其實是這個國家在每一時點的總預算）和其結構（內生決定要素的相對價格）為切入點來動態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結構變遷。按現代經濟學的命名原則應該將此研究稱為結構經濟學，但為區別于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故稱為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NewStructuralEconomics)”一詞由林毅夫提出和倡導。2009年6月林毅夫于其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的一個內部研討會上，以他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和2007年的馬歇爾講座的理論框架為基礎，反思了二次大戰以后發展經濟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一門子學科以來的理論進展和發展中國家發展與轉型的成敗經驗，指出第一版的“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主張建設和發達國家相同的產業結構，重視政府的作用而忽視市場的作用，第二版的“新自由主義”發展經濟學主張采行和發達國家相同的市場制度安排，重視市場而忽視政府作用，提出以“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版，強調經濟發展是一個產業、技術、基礎設施、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2011年3月，林毅夫應邀到耶魯大學做著名的庫茨涅茨年度講座，以“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為題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觀點，演講全文發表于2011年出版的《世界銀行研究觀察》第26卷第2期，向經濟學界正式宣告了新結構經濟學的誕生，獲得了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邁克爾﹒斯賓塞等10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界的高度評價以及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知識界的重視。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第三波發展思潮，將以發展經濟學為突破口，推動跨學科視角下現代經濟學體系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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