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用一個詞來概括我們這個時代,這個詞就是科學。走在科學的道路上,我們對人類自身認識得更清楚了,對社會管理得更有效了,對自然改造得更成功了。科學的時代是偉大的時代,但科學無疑也不是萬能的。一旦把今天的“科學”一詞轉化為《論語》中的概念“智”,我們就會更加明白:科學的時代要真正成為一個偉大的時代,僅有科學還遠遠不夠。  

      最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論語》熱。先是《于丹〈論語〉心得》洛陽紙貴,后是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反戈一擊。以今天的眼光看,孔子未必就是“大圣人”,同樣也不是“喪家狗”,其實只是兩千多年前我們民族一位杰出的智者。智者就是善于自我修養的人,就是能夠居安思危的人,就是勇于社會擔當的人,智者是普通人中不普通的人。  

     一個普通人要變得不普通,道路是漫長而又坎坷的。讀《論語·為政》,我們會看到孔子說過:“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15歲的時候有志于學問,30歲的時候懂得了禮儀,說話做事有了一定的把握,40歲的時候掌握了各種知識,困惑越來越少,50歲的時候通達了天命,60歲的時候聽別人說話,立馬可以分辨真假、判明是非,70歲的時候隨心所欲,任何念頭都不越出規矩。  

      人們知道,孔子一生執著于“仁”的追求。“仁”之一字,左邊是“人”,右邊是“二”,揭示了“仁”深植于人際關系之中。這個字在郭店楚簡中還有另一種寫法,就是上面為“身”、下面為“心”,映現了“仁”追求身心的和諧一致。孔子的思想體系,一般稱為“仁學”,也有人叫做“人際關系學”。說法有所不同,實質上都需要以“仁的反思”來解讀《論語》。  

    “仁”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道德”。做一個仁人,或者說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在孔子看來,有兩個方法最重要。一個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自己想站得住,同時也要讓別人站得住,自己想事事行得通,同時也要讓別人事事行得通。另一個辦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連自己都不想要的東西,就千萬不要強加于別人。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規范,但也有一些道德規范適合于所有的民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其一,有人甚至以為孔子說的這句箴言好比普世倫理中的“道德金律”。這一金律相當于道德最底線的要求,最底線的要求恰恰又是最難做到的。僅僅只是記住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句話,未必就能夠真切地踐履“恕道”。這在今天是一個常識,在孔子的時代也是一個常識。  

     明白“仁”的重要性,還只是一個知識問題；在生活中落實“仁”的要求,則是一個實踐問題。任何時候,實踐都  是高于理論的。要化理論為行動,不能沒有一股敢作敢為的勇氣。孔子就反復告誡人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這種“勇”,不是魯莽的匹夫之勇,而是睿智的君子之勇。在西方,勇敢跟智慧、節制、正義一起,構成了美德的核心內容,被稱為“四主德”。在中國,孔子把“勇”跟“仁”、“智”相提并論,被稱為“三達德”。東西方哲人共同關注君子之勇,可見平凡的“勇”之一字有著深邃的哲學內涵。  

     今天,知識正在改善著生態,但道德是否起到了凈化心態的作用,勇氣是否發揮了捍衛世態的功能呢?所以,孔子說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以及相似表述的“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十分值得我們牢記。在復雜的“自然生態”面前,一個人之所以不會困惑,是因為他擁有著豐富的知識；在多變的“人類心態”面前,一個人之所以不會憂患,是因為他充盈著堅定的道德；在紛繁的“社會世態”面前,一個人之所以不會畏懼,是因為他具備著實踐的勇氣。我們這個時代難道不迫切需要“仁智勇”的聯合出擊嗎? （楊海文/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副編審、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