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紐約哈德遜河畔，離美國18屆總統格蘭特陵墓不到100米處，有一座孩子的墳墓。在墓旁的一塊木牌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
1797年7月15日，一個年僅5歲的孩子不幸墜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絕，便在落崖處給孩子修建了一座墳墓。
后因家道衰落，這位父親不得不轉讓這片土地，他對新主人提出了一個特殊要求：把孩子墳墓作為土地的一部分永遠保留。
新主人同意了這個條件，并把它寫進了契約。100年過去后，這片土地輾轉賣了許多家，但孩子的墳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這塊土地被選為總統格蘭特將軍的陵園，而孩子的墳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來，成了格蘭特陵墓的鄰居。
又一個100年過去了，1997年7月，格蘭特將軍陵墓建成100周年時，當時的紐約市長來到這里，在緬懷格蘭特將軍的同時，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墳墓，并親自撰寫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讓它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那份延續了200年的契約揭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承諾了，就一定要做到。
正是這種契約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誠信觀念。他們認為，人與人之間與生俱來的天分和財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來取而代之，從而，讓在最初狀態不平等的個人，在社會規范和法律權利上擁有完全的平等。
可是，在中國，更崇尚的是“聰明”而非誠信。正是因為這種崇尚“聰明”的社會風氣，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破壞，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樓房里家家戶戶都有防盜門、防盜窗，遍地都是高高的圍墻，但我們生活得仍然不安全。
有這樣一個故事，1935年的冬天，是美國經濟最蕭條的一段日子。這天，在紐約市一個窮人居住區內的法庭上，正在開庭審理著一個案子。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舊，滿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盜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
法官審問道：“被告，你確實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嗎？”
老太太低著頭，囁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確實偷了。”
法官又問：“你偷面包的動機是什么，是因為饑餓嗎？”
“是的。”老太太抬起頭，兩眼看著法官，說道：“我是饑餓，但我更需要面包來喂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餓死。他們還是一些小孩子呀！”
聽了老太太的話，旁聽席上響起嘰嘰喳喳的低聲議論。
法官敲了一下木槌，嚴肅地說道：“肅靜。下面宣布判決？”說著，法官把臉轉向老太太，“被告，我必須秉公辦事，執行法律。你有兩種選擇：處以10美元的罰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一臉痛苦和悔過的表情，她面對法官，為難地說：“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處罰。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會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個小孫子誰來照顧呢？”
這時候，從旁聽席上站起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說道：“請你接受10美元的判決。”說著，他轉身面向旁聽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進去，說：“各位，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現在，請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驚訝了，都瞪大了眼睛望著市長拉瓜地亞。法庭上頓時靜得地上掉根針都聽得到。片刻，所有的旁聽者都默默起立，每個人都認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長的帽子里，連法官也不例外。
按理說，一個老婦人偷竊面包被罰款，與外人何干？拉瓜地亞說得明白——為我們的冷漠付費。
他告訴我們，人和人之間并非孤立無關的，人來到這世間，作為社會的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約。
善，并不僅僅是一種與冷漠、奸詐、殘忍、自私自利相對的一種品質，還是一種精神的契約。
一位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他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了一首短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正是背棄精神契約的最終結局。
人生在世，誰都有可能遭遇危難和困境，誰都有可能成為弱者，如果我們在別人危急的時候不援手，誰能擔保自己不會吞咽孤立無援的苦果？
人心只有向善，才能被陽光照耀，所以善的契約才在世界普遍存在。懂得珍惜這種契約的人是高貴的。懂得為冷漠付費的人是明智的。當今的社會太冷漠，我們會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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