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死了。他的罪行沒有一筆勾銷，但至少不會再起訴了。一個人死了，就不再起訴；一支軍隊，是否在戰場上徹底敗了、散了，也就不再追究責任了？




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吹毛求疵，但仔細想想其實不無道理。因為按照徐才厚這樣的軍中高官肆意妄為下去，解放軍縱有再尖端的武器，在未來的戰場上打敗仗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想想：凡是用錢買來的將軍和各級軍官，有誰會提著腦袋上前線？






【“要上前線，何必買官？”】






徐才厚被揭露后，有朋友說：他到了這個位置，要這么多錢干嗎？也有朋友說：軍人保家衛國，居然買官賣官，也不害臊？




曾經有個副廳級干部包了13個情人。有人問他“累不累”，他的回答是：“不多包幾個情人，這副廳還有什么好干的？”照此邏輯推演，凡是軍中買官升遷的軍官，戰事臨近，他的第一反應必是：“要我提著腦袋上前線，我還花這么多錢買官干什么？”




在貪腐的籠罩下，這顯然是一支不能打勝仗的部隊，即便它有再多尖端的武器。




所有這一切，與清末的買官賣官何其相似？








【 
軍魂何時丟失？】






這支軍隊的創始人毛澤東曾經說過，人的因素第一。想當年，共產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800萬正規軍，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更準確地說，靠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裝備。




那個時候的共產黨，是一個有理想、追求民主的政黨，因此她才吸引了那么多知識精英和有為青年；那時候的解放軍，是一支有軍魂的部隊，因此她的士兵即便穿著草鞋，扛著步槍，卻依然勇猛無比。




但不知什么開始，軍魂丟失了。早就聽說部隊里買官盛行，早就聽說軍車橫行不法，但大家總會安慰自己；“這是少數現象。”直到今天，我依然善良地相信，這是少數現象。






但是有兩個現象卻提醒人們，不能再做“鴕鳥”：






       
一、買官的位階之高，讓人觸目驚心；須知，徐才厚當年是軍中的第二把手。






       
二、解放軍的法寶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但今天揭露出來的軍中貪官，絕大多數是政委級的軍中政工干部。軍魂本來該由他們塑造，但這些人卻最早丟了軍魂，而且把一支好端端的軍隊給糟蹋了。






很顯然，軍魂丟失的背后，有一些實實在在的“結構性問題”。那么，它們到底是什么？




有人說，自從商業大潮、市場經濟開啟，軍魂就開始丟失；也有人說，這些軍官受到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蝕。按照這樣的邏輯，下面該做的工作就是：繼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但是，問題又來了：既然那么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政委們都已出問題，那后面的政委講話，其可信度究竟還有多少？






















【 
榮譽和責任：軍人的靈魂】






其實，將軍魂丟失的責任推給市場經濟或西方，似是而非，實質完全不對。理由很簡單：在市場經濟最發達的西方，其軍隊并未發生這樣大規模的質變。相反，每一支軍隊，都有其獨特的軍魂。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空軍一名少尉飛行員，將心愛的手表摘下來交給同僚，叮囑道：“請把這塊表交給我的母親，告訴她我將不再回來。”然后，這名少尉便駕機沖向藍天，與日軍決戰，最后在藍天白云間爆炸身亡。




在那個絕望的日子里，先后有70多位美軍飛行員起飛迎戰日軍。面對有備而來的日軍，他們沒有統一的指揮，得不到任何增援。但擔任守衛珍珠港的美國陸軍航空隊的一名中尉說：“既然美利堅已經把珍珠港的天空交給了我們，那我們就保衛它，直到最后一人。”




美軍的這些軍官和士兵，都沒有“政委們”耳提面命式的政治思想教育，但他們不會在關鍵時刻退縮，相反會一往無前；他們從來不會想到用錢去買官，因為若用錢買，就不當軍人了，相反會感到深深的恥辱。




導致他們在關鍵時刻義無反顧的精神力量到底是什么？一句話：軍人的榮譽和責任。






從古代開始，榮譽和責任，在西方的詞典里就是兩個至高無上的詞匯。那不但是對一個英雄的要求，而且也是對一個普通男人、丈夫、父親和紳士的要求。我們常說的“英雄氣概”或“紳士風度”，大都可以在這里找到注解。




回憶一下，電影《鐵塔尼號》里的場景：當“鐵塔尼號”徐徐下沉，甲班上的樂隊依然在演奏中，似乎什么都沒有發生；多少男人站在浸水的甲班上向他們的妻兒揮別，其中不乏當時的百萬富翁。




   
......








      
【空洞的政治教育為什么不行？】








      


有人說，我們當年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當年的“雷鋒精神”，也曾教育出了一代勇猛的軍隊和善良的人民。






      


但問題是：為什么一遇到商業大潮，這些思想工作和“雷鋒精神”就如沙漠上的大廈，無風自倒？






      


多年前，我在解放軍一個高級軍官家里見到這樣一幕：午飯時分，負責接送家屬的司機戰士還沒吃飯，圍繞著是否留戰士在家吃飯，家中兒女與父親產生了爭執；作為高級軍官的父親這樣說：“我教育你們多少次了，要愛學習，愛勞動，要熱愛勞動人民，他們一點都不比我們笨！”






       


今天90后的年輕人聽了這話，一定會冒出一句：我靠！我暈！




但是，你從中嗅出了什么？嗅出了與時代的脫節？嗅出了空洞無力的政治說教？嗅出了缺乏人性的力量？除此之外，你是否還嗅出了一絲絲的高傲？




這就難怪，這樣的教育，從來就不會在人的心靈深處扎根、開花、結出人性的果實。




在這樣的教育下，再多的說教，留下的依然是一片荒蕪的心靈土地。這片長期荒蕪的心靈土地上，雜草叢生，久旱缺灌，害蟲肆虐，誰見了都躲避三分。






【執政黨轉型：中國一切問題的核心】








      


必須承認，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共歷史上，在解放軍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上，確實起過重要的作用。




但是，時代變了。無論是否承認，革命時代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已不再適合市場經濟已經實施20多年、產權結構已經相當多元的中國社會。






       


過去的執政黨，奪取政權前，其奮斗的目標是實現公有制，依賴的對象是無產者，實施的手段是暴力革命。但在市場經濟2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的產權結構結構已極度多元，無產者的群體正在消亡之中；社會發展的目標是讓絕大多數的國民都擁有私有財產（包括農民擁有土地），同時以法治的手段保障私有財產。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社會治理的思路，都須有根本的轉變，必須由暴力（包括思想暴力、語言暴力和治理手段暴力）向利益博弈和妥協的方向，必須以獨立的法治建立和保障利益博弈的平臺。




只有這樣，執政黨期待的的長治久安才能達到實現，而人民也才能對未來具有長遠的安全感。




這一切，要求執政黨勇敢開啟自我轉型的進程，或至少具有自我轉型的意識和勇氣，并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逐步鋪排自我轉型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所謂執政黨轉型，就是首先果斷放棄一些陳舊的價值觀，擁抱一些全新的核心價值觀。只有這樣，落實在策略層面，這個黨才會方向明確，目標清晰，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手段才更為人性，更符合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現實。




這種轉型，有點類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宣布，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上面這些話很抽象，也許看得大家一頭霧水。大家要問：這和解放軍的重塑軍魂有聯系嗎？




回答是：有。試想，當執政黨對自我轉型依然方向不明，仍在艱難摸索之中，怎么能要求這個黨領導下的軍隊具有既符合人性，又能說服人心，更能讓人勇往直前的軍魂？




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么按照現在的做法，就只能繼續撿回革命時代的傳統，用已經與現時代完全脫節的邏輯，來解釋和解決一個市場經濟已相對高度發達的社會里的問題。




如果這樣，那么多年前我在一個高級軍官家里見到的一幕，未來就可能繼續重復不斷地上演。




當然，誰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國，要開啟執政黨的自我轉型，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中國今天和未來的全部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執政黨的轉型能否開啟，以及這一轉型能否成功。




只要執政黨轉型不開啟，那么中國所有的問題就都是“頭痛治頭足痛治足”。






【召喚：職業精神的精髓】






但這樣說，也絕不意味著現階段的中國，就一切都無所事事。




記得五年前，中國國防大學的一位學者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為《沒有政委的美軍如何做政工：職業精神激勵軍官》。大家可以在網上搜搜，從中也許可收到一點啟發。




其實，說到職業精神，這是市場經濟的眾多精髓之一，也是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環境下，那片荒蕪的心靈土地上最缺乏的東西。






100多年前，德國社會學者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發現，表面上看，宗教的清心寡欲與資本主義的追求物質似乎格格不入，但當時美國的大多數成功企業家都是新教教徒。于是他繼而發現：新教倫理產生的敬業精神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商業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韋伯繼而寫道：“職業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們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




韋伯是德國人。德語中的“職業”一詞是“Beruf”,它來自另一個詞“Berufung”（召喚）；這在英語中常常用“calling”（職業、神召）來表述，形象地表達了一個宗教的概念，即：上帝安排的任務。






20多年前我在德國留學時，我的德國房東、一位當時60多歲的老太太經常對我說：“人不但要把工作看成Beruf（職業），更要看成Berufung（召喚）。”




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人不但要把工作看成職業，更要看成事業。但“事業”一詞與“召喚”相比，無論如何都少了一層神圣的色彩。








【 
缺乏神圣感：連職業道德都沒有】






由于缺乏神圣的色彩，所謂的職業精神，在中文的語義里，被簡化成“職業道德”。




但即便是這么簡化后的職業道德，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于是，我們知道，原來軍官是可以買賣的，教授是可以抄襲的，校長是可以開房的，食品是可以有毒的，官員是可以“亂作為”的，記者是可以拿“紅包”的，原來每一個行業或職業都是可以用來為自己謀利的。




而每一個行業的職業規范、職業道德、職業精神、職業榮譽和責任，在這么一個氛圍下是蕩然無存的。




講一個故事吧。冷戰時期，前東德諜報機關在西德政府內埋下了大量的“內線”，其中有許多是高級人物的女秘書。這全有賴于前東德諜報首腦馬庫斯·沃爾夫的足智多謀。




德國統一后，西方諜報機關試圖以重金相誘，要求沃爾夫及其多年下屬抖出埋在西德政府里的“內線”。有下屬問沃爾夫怎么辦，沃爾夫的回答是：“每個行業都有規范，我們也不例外。保守秘密到死，讓所有的秘密都跟著我們進入墳墓。”




須知，那個時候，沃爾夫曾為之奮斗的政權早已消亡，他當年埋下的這些“內線”已毫無用處；更重要的是，那個時候的沃爾夫，由于東德的消亡，沒有任何的退休金，生活拮據，極需要金錢……






2006年的一年，沃爾夫在睡夢中離世，真正把所有的秘密帶進了墳墓，也由此保護了當年為他工作和冒險的許多“內線”，讓她們至少能安度晚年。




我忽發奇想：如果是徐才厚遇到這一切，他會怎么做？……






                           




【讓每一個軍人從做男人開始】






如果說，從古到今，在西方的詞典里，榮譽和責任對一個男人（更遑論軍人）而言高于生命，那么榮譽和責任對我們這里的男人而言，似乎是天方夜譚。




這不是一個出英雄的氛圍，這是一個出流寇的氛圍。這不是一個出紳士或君子的氛圍，這是一個小人出沒、小人得勢的氛圍。




徐才厚在世的時候，他的心里肯定沒有“召喚”的概念，不然他怎么可能收得下那么多燙手的“禮金”？




向徐才厚“進貢”的大大小小的軍官們，一定也沒有“召喚”的概念，不然他們怎么可能對上拿得出那么多“禮金”，對下又能收下那么多的“禮金”？




榮譽和責任感對這樣的軍官而言，是奢侈的。但如果由這些大大小小軍官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都沒有榮譽和責任感，那么這支軍隊是讓人極度擔憂的，而這與武器準備沒有任何關系。




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對今天我們這個社會的很多人而言，是奢侈的。但如果由許許多多這樣的人組成的一個社會，都沒有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那么這個社會也是極度可怕的，而這與我們的經濟總量也沒有任何關系。






中國的軍隊能否重塑軍魂？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重塑軍魂，不要再喊空洞的政治口號，因為時代變了。




但有一樣東西卻是亙古不變的，那就是：讓所有的軍人都先成為一個男人，讓榮譽和責任永遠深植于他們的心靈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