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一個甲子之前，在朝鮮戰場上，面對“聯合國軍”的空中優勢，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曾經開展過轟轟烈烈的“步槍打飛機”運動。雖說實戰效果有限，但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精神是令人贊嘆的，而且在為中朝軍隊取得對裝備優勢之敵的心理優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這么一句話，“歷史本身經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成為鬧劇了”。盡管志愿軍的“步槍打飛機”未必是悲劇——在“步槍打飛機”運動之前，志愿軍戰士關崇貴就曾用14發子彈擊落過敵機，并由此掀開了“步槍打飛機”的序幕，然而毫無疑問地，發生在2011年6月的一個周末的韓國海軍陸戰隊員“步槍打飛機”的“英勇”只能算是不折不扣的鬧劇。
    需要說明的是，關崇貴的武器是機槍，雖然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裝備，但比韓軍目前使用的K2步槍殺傷力還是要顯著得多的；另外，志愿軍副班長擊落的飛機被普遍認為是一架螺旋槳飛機，可能是P51，至多也不過是一架一代噴氣式戰斗機，如F80，而韓軍士兵槍擊的是一架空客321民航班機，正處于正常下降階段。雖然都是輕武器對航空器的射擊，但二者在技術上和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所折射出的軍人素質更加不能相提并論。
    對于韓軍士兵犯下的這起非常嚴重的威脅民用航空器安全的行為，韓國方面辯護說，“沒有造成實際的損害”，并稱“機組和乘客甚至沒有發覺”。這一辯解恰恰戳穿了韓方關于士兵是在進行“示警射擊”的謊言。作為常識，在地面上用步槍對空射擊，根本不可能被大型民用航空器發現，示警另有辦法，正常得多的方式是通過機場塔臺，何須浪費步槍子彈？
    既然談不上示警，那就意味著在射擊過程中，兩名哨兵的目的就是擊落或擊傷飛機，沒有造成傷害，只是一個既遂或未遂的問題，和韓國士兵在射擊過程中的主觀故意程度無關。而恰恰是這個主觀故意程度，暴露出了韓軍當下存在的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是士兵的心理素質問題，見到無法用肉眼判定國籍和性質的飛機，就立即推斷為來自北方的軍用飛機，馬上以手中的輕武器進行攻擊，反應速度之快固然咋舌，但反應之不適當恰好說明這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因為恐慌。平時已經風聲鶴唳到如此程度，如何能在戰時準確執行命令？
    二是軍事素養問題。士兵應該知道，對于大型的現代軍用飛機，步槍根本構不成什么損害。士兵更應該知道在發現敵情的時候，作為哨兵，第一責任是向上級報告。而韓軍士兵選卻選擇了開火射擊，五到十分鐘以后才想起來報告。還好這兩位手中有的只是步槍，如果他們是導彈操作手，OZ324航班會不會成為1983年被蘇聯擊落的KAL007航班的再版？想想都讓人一身冷汗。
    就此而言，所謂“沒有實質損害”，只是韓軍的自我安慰罷了。試問槍擊事件后，韓國還能為自己的兩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安全夸下海口嗎？“各位乘客，馬上就要抵達仁川機場了，為了表達對您的歡迎，韓國國軍將鳴槍致意”，聽到這段話，是該哭還是該笑？或者該去禱告？所謂“乘客沒有發覺”更不應該成為減輕韓國軍隊責任的遁詞，為了挽回韓國的民用航空信譽，韓軍和韓國政府必須給那架OZ324航班的所有乘客一個真誠的交代。
    這還只是事件的直接后果而已，而所引起的間接后果則可能更加嚴重。一次槍擊事件，徹底暴露出當下的大韓民國國軍“光說不練”的實質，而問題的暴露甚至比問題本身還要嚴重。K-9火炮，“世宗大王”，各種亮晶晶的武器裝備都遮掩不了這兩名士兵身上折射出的訓練和心理問題，而兵戰兇危，士氣的作用是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的。神經緊張到了這種地步的軍隊，朝鮮人民軍還有什么必要擔心呢?
    但是并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這兩名韓軍的士兵。造成士兵心理素質低下訓練水平瓠劣的根源既在于一段時間以來李明博政府在朝韓關系上咄咄逼人的政策，也在于韓軍的體制根本承擔不了韓國對朝政策可能導致的邏輯后果。
    在“天安艦事件”和延平島炮擊事件以后，韓國政府在國內大肆進行軍事動員，煽動反朝情緒。文攻武衛渲染緊張氣氛，或許對于李明博政府在國內凝聚人氣是有幫助的，但空前緊張的戰爭氣氛所產生的所有心理壓力都加在了韓軍士兵的身上。
    而韓軍士兵多數都不是經過長期訓練的職業軍人。在一個執行是普遍兵役制的國家，每一個男青年都需要服兵役，經過短期的軍事訓練之后，就要到包括出事的島嶼執行任務。如此少的軍事訓練和如此大的軍事壓力，最終演化出了韓軍士兵槍擊民航班機的“烏龍”事件。
    對于李明博政府來說，當務之急是要認識到一味強硬已經在國內引起了回火效應，民眾特別是普通士兵的緊張情緒迫切需要疏導。而這種疏導只能是對朝調整政策，否則任何人都無法保證槍擊鬧劇不會再走完一個歷史的循環后又變成真正的悲劇。試想一下，如果在將來的某一天韓軍士兵真的槍擊了朝鮮民用航空器，由此引發的后果及歷史責任，李明博能夠承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