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權的重新思索：海權的誤區與反思（一）
20世紀末，改革開放和
經濟全球他的進程使國人再度將目光投向海洋，對海權的重視被捉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本是好事。但過度的推崇卻將海權推向了一種“絕對”地位，說輕了，這會混淆認識，說重了，則可能對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為此，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對海權進行理性的反思，澄清其中的盲點，確有必要。
有觀點強調：海權決定歷史，其功能是獨一無二的，現在仍是如此。
毋庸置疑，海權在歷史上確實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書出版后，對海權的理性認識也得到迅速提高，獲取和保持海權成為一些主要大國軍事
戰略，乃至國家
戰略的重要支柱。可以說，在實踐和理論的相互印證中，海權的地位遠遠超過了陸權，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超過了后來的制空權。
然而，地位的顯赫并不代表海權能夠“決定”歷史。這種海權決定歷史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依據，一是歷史的實例，英國海上霸權和世界霸權的先后確立是這種觀點最主要的歷史根據。
二是海權本身的功能，因為據說和其他“權”相比，海權具有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特點。
先看一下歷史。1588年，英國海軍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開始邁向海洋霸主的寶座，在17和18世紀，英國依靠海軍力量打贏丁幾乎所有的商業戰爭和王朝戰爭，19世紀又成功挫敗了拿破侖法國的挑戰。這似乎說明是海權實現了“英國治下的和平”。但這只是表面。英國在20世紀以前的成功有賴于兩大支柱：海上霸權和均勢外交。然而海軍的費用遠比陸軍昂貴，外交則需要巨額的資金作支持（英國在17、18世紀頻繁為外國政府提供的“補助金”令人印象深刻）。沒有雄厚的綜合國力作基礎，這兩大支柱可以說一個都支撐不起來。
推崇海權的人士喜歡以拿破侖的失敗作為例子，但這也恰恰最能說明英國綜合國力優勢的決定性作用。拿破侖由于不擁有制海權而不能直接進攻英國，這是事實。但不能在英國登陸并不意味著不能打敗英國。拿破侖的
戰略是實施“大陸封鎖”，從
經濟上使英國“窒息”。本來，對英國這樣一個極度依賴海外貿易的國家來說，這種
戰略應該可以奏效。可英國堅持了下來，除了制海權使英國的出口
經濟還可以靠與那些未受“大陸封鎖”或美國“不來往”政策影響的地區的貿易來維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英國的綜合國力。當時，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從而打下了雄厚的
經濟基礎，使其有足夠的資金將這場戰爭打下去；另一方面，
生產力水平的優勢使英國商品的競爭能力遠遠強于法國，而且使英國在整個資本主義商品鏈中居于核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排斥了英國的歐洲
市場自然堅持不了多久，走私貿易很快在“大陸封鎖體系”上打開了越來越大的漏洞。如果說這里面有走私船的功勞，還與海權沾上一點邊的話，那么俄國的選擇可以說是純粹地反映了問題的實質。1807年俄國參加大陸封鎖后很快就遇到了困難，其國內需要大量價廉物美的工業品，也需要出口糧食、木材和大麻纖維，而在這一點上，
生產力水平遠低于英國的拿破侖法國是無法滿足的。三年后，俄國就斷然退出了這一給他們帶來極大損害的大陸體系，再加上西班牙的公開反抗，拿破侖的“大陸封鎖”就名存實亡了。
因此，就對歷史的“決定”程度而言，海權至少應該排在國家的
生產力水平和綜合國力之后。
再看一下海權的功能。從馬漢開始，很多人都列出了海權所謂“獨一無二”的功能，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在軍事上，擁有海權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選擇的時機和地點在沿海地區展開軍事行動，而不掌握海權的一窮則缺乏反擊手段，只能被動防御。因此海權實際上是通過建立軍事力量投送的單方面優勢，確保了軍事上的主動權。第二，在
經濟上，海運的成本比陸路低，特別是在大宗貨物的運輸上具有優勢，因而海權是組織遠距離貿易和跨地區
生產的必要基礎。第三，更重要的是，海洋是一片將世界各個地區聯結起來的廣闊“公地”，海權可以實現“全球到達”，從而成為邁向世界領導者地位的必由之路。
首先應指出，這些功能本身都是以歷史的一定發展階段為背景才形成的。在古代，海權與陸權相比并沒有多少優勢，海洋大國與陸地大國的爭奪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國的失敗而告終。當雅典敗于斯巴達，伽太基敗于羅馬的時候，這些功能幾乎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顯的。從13世紀開始，有兩個因素開始改變海權的命運。一是在航海設備、航海知識、造船和海軍裝備方面的技術進步，使得海上力量的機動范圍、火力打擊范圍和運載量有了飛速提高；二是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的發展，擴大了對原材料和國際
市場的需求，控制海洋的重要性開始突出。在這種情況下，上述三種功能才逐步顯露。
其次，即便這些功能已經形成，也不意味著它們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比如，第一點在歷史上就不是海權的專利。當亞歐大陸中部的游牧民族耐周圍農耕文明人侵時，馬匹資源和廣闊的地形也同樣形成了這種力量投送和機動的單方面優勢。比如匈奴人可以“自由”地侵擾漢帝國的邊境地區，漢朝的反擊則需養精蓄銳數十年，才能“深入大漠兩千余里”，即使如此，匈奴的力量依然得到保存，當漢帝國衰弱時就卷土重來，甚至一度入主中原。公元七世紀開始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是將沙漠作為他們的海洋：“他們可以隨意發動進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帶”。而20世紀出現的空權在這一點上更是超過了海權：“（海洋）的質地到處一樣，各處表面都同樣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線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實現……飛機在行動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時間（沿直線）沿任何方便的路線向任何地點往返飛行。”20世紀末，控制外層空間也逐漸起到同樣的作用，而且，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越是發展，制太空權的意義就越是重要，2002年的美國國’防報告明確指出信息優勢主要依賴空間能力，并計劃將更多的軍事信息系統向外層空間轉移。如果再在外層空間部署天基火力平臺的話，那么擁有制太空權的國家就可以對全球的任何地點實施“單向”打擊。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制太空權帶來的軍事主動權將遠遠超過誨權。如果忽視這些事實，可以追求制空權和制太空權的“性質還是服務于制海權”，就容易出現海權服務于陸權的對海權“用情專一”的誤區。
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種“特點”的生命力似乎更強一些。可陸地和空中運輸的發展、跨國直接投資的迅速增長和國際貿易在國際
經濟中地位的相對下降，也使海權對
經濟的“獨特”作用受到削弱。這在麥金德的時代就已經得到體現；在“全球到達”上，對外層空間這片比海洋更廣闊、更具
戰略意義的“公地”的爭奪也在動搖著海權的地位。總之，即使海權在歷史上一度具有獨一無二的作用，那也是以一定的技術水平和
生產力條件為背景的，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些作用的特殊性和絕對性應該說是有所下降。所以是歷史決定了海權的地位，而不是海權決定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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