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日前在其新書《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讀書會上做上述表示。
賈康認為，對于經歷“黃金發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正在進入“速度下臺階”的“新常態”的中國，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這一問題，現實意義顯而易見。“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樣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和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的發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為前車之鑒。”賈康強調。
在賈康看來，可以將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兩類：一類是通過引領產業革命而主要靠技術硬實力和制度軟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國和美國，另一類則是通過后發“追趕—趕超”綜合升級而度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環境支撐下無論通過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擴散或模仿，最終都達成了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領先水平，這一方面使本國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不斷從供給側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
賈康同時提醒，我們需特別注意的一種現實情況，是經歷“追趕—趕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國。“這些又引發了我們對制度和技術兩大成功支撐基點的相互關系的思考。通過考察和描述經濟增長實踐模型的演變，我們能夠看出經濟增長研究中對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應有重視。‘制度’作為一項人們在不斷嘗試卻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與技術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就成功者的經驗看，在經濟的后發追趕階段，技術受到外溢性影響而水平不斷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發展，而在趕超實現的階段上，往往是制度紅利得到更大發揮并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從而刺激技術自主研發進而實現引領。”
賈康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除了全球和總量視角以外，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十分關鍵的時代元素與基本國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更加無可回避和必須高度重視。
時至今日，經濟增長已然步入“新常態”，上下行因素對沖中要追求中國經濟“升級版”增長平臺的打造，產業革命加速更迭，為中國經濟帶來“緊迫壓力”，技術戰略儲備亟待未雨綢繆；中國經濟已然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鉗制下坐上了炙熱的“第二把交椅”，增長中面臨著“胡煥庸線”格局下的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世界最大基數的人口規模與老齡化等結構性問題，使“矛盾凸顯”與制約仍在不斷加劇；制度變革正處于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的狀態；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問題，更加嚴峻和形成更強烈的緊迫感。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走到現代化過程的關鍵性歷史時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大問題，應當秉承從追趕到趕超的戰略發展大計，尋求在超常規發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徑與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國當然不能僅僅依靠“比較優勢”，而是必須頂住經濟發展先行者對后來者的壓力，力求通過經濟追趕真正達到趕超。在追趕過程中，中國基本已經逐步走過技術模仿的階段，趕超階段制度紅利的發揮及其對技術創新激發作用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而中國的制度變革必須完成攻堅克難取得決定性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制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鍵一招”和“后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制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制度與行為聯通機制的優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動力體系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潛力、活力釋放。在優化制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式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哲理與合作競爭框架下，通過攻堅克難制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的潛力釋放、實體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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