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次革命之后的政治體制建設，應該有效回應革命之前各種危機的挑戰。辛亥革命因首義倉促，未能回應晚清社會的政治危機，之后的國民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則直接借鑒了辛亥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依從中國的政治文化，接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找到了中國革命和政權建設中政黨建設、武裝力量與民主形式的制度連接。這種政治體制的關鍵要素，被概括為“三寶”。

　　【關鍵詞】辛亥遺訓；政權體制；權威正當性；三寶

　　辛亥革命在結果上最終歸于失敗，這對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精英而言，應是一個共識。孫中山先生在籌備和召開國民黨“一大”期間，曾反復解說辛亥革命以及之后國民革命屢敗屢戰的教訓[1]，則直接說：“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1}先賢們所說的“失敗”，都是指辛亥首義成功之后，建設近現代民主國家的目的卻遠還沒有實現，辛亥革命并沒有一蹴而就地在政權更替中，完成民主國家的建設。如果按照哈羅德·J．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中所闡述的“革命”的標準，成功的革命意味著創新的秩序與社會秩序整合{2}，那么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在辛亥首義之后，還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這個歷程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傳入[2]，而發生了重要轉折。中國的先進人群，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歸納中國傳統政制的文化精萃，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解答了在中國建設新型民主國家的問題，這一解答被歸納為“三寶”{3}。它既包括了辛亥革命之殷鑒的啟示，也回應了辛亥革命歸于失敗的教訓。它分別指政治體制結構中的三個要素：權威核心、武裝力量和民主形式。

　　一、核心權威的確立

　　中國古代政權的權威，通常被認為來自于“大道”。“大道”綜括了天、地、人類社會，周而復始，四季循環地運行。政權的正當性表現為統治者以德配天命，從而獲有天下。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所面臨的最嚴重的權力聚散危機，就是權威正當性證明的危機；而建立新型的政治體制，實現傳統領袖向現代化領袖的類型轉移，是國家現代化的普遍法則{4}。按照這個法則，在一個時期內，中國人片面地總結了日本國制憲強國的經驗，將“君權神授”轉變為“人民認同”的權力機制，簡單地理解為強力制憲，制憲成為各種政治勢力證明其權力正當性的救命神符。排滿制憲、黨人制憲、軍閥制憲，1911年至1928年，憲法憲草多達十余部，甚至有曹錕這樣的軍閥，通過賄買賄選，也要制定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以證明自身權威的正當性。但是這些政權都極為短祚，旋踵即寂滅，正當性及合法權威，始終未獲得民眾的認同。

　　在這些制憲實踐中，中國先后嘗試了參議院控權的內閣制，總統集權制，二元總統制等多種制度構建，但是這些體制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則成了統治者束手無策的困苦。與此相適應，科學技術的價值，從清末的物器層面而迅速上升到社會價值的本體層面，同時結合了中國固有的一元致思的思維模式，迅速地本土化、普遍化。原本作為工具理性的科學技術，演變為判斷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標準，使社會規范完全脫離開了序位評價，政治運行變化成為單一的軍閥角逐。

　　皇帝、軍閥首領、軍閥集團，都不能成為正當權威的主體，那么由誰來獲得核心權威的正當性呢？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5}，“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6}。當然，這個“結論”在指導之伊始，還只是選擇走向俄國革命道路，與政治權威獲得正當性的探索，關系還并不明晰。隨著中共三大做出參與國民黨改組的決議{7}，中共參與到孫中山“以俄為師”的制度建設之中，通過共產國際代表對國民黨改組工作的指導，中國也展開了布爾什維克的黨建工作，建立起革命組織中的先鋒力量。

　　建黨過程，首先在理論上，來自于列寧主義。列寧強調了要用先進的理論武裝“先進的工人政黨”，黨內實行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嚴格的紀律性，同時建設“工人民主制”。在政黨與政權的關系問題上，列寧強調了黨的領導地位，“我們就是堅持黨專政，而且我們決不離開這個營地”{8}（當時蘇維埃政權實際實行多黨聯合）。這些理論充分地體現了列寧主張構建先進的政黨組織，來作為權威核心的思想。其次，黨建工作的完善，在實踐上又是純粹的中國經驗。中國自清末開黨禁以來，各種政黨頻現奇觀：有以門牌號碼為黨名稱者，也有以黨員人數為黨之名稱者（例如北京白石橋五十七人黨）；所有的政黨政綱相同，且沒有組織原則和紀律，“黨員無行”成為當時輿論批評議員的一大罪狀{9}。這種情況，直至蘇俄代表指導國民黨改組之時，在國民黨組織內，仍然十分嚴重：蘇俄代表致信廖仲愷，直陳國民黨的諸多弊端，如沒有明確的黨綱，沒有完整的組織體系，從不展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黨員違反黨義的現象司空見慣等等{10}之后的蘇俄代表鮑羅廷，也指出了同樣的問題，并且建議：“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地方軍閥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全國性的政黨上。” {11}國民黨一大通過接受蘇俄顧問的指導，接受列寧的建黨理論，在員的大力協助下，終于建設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行動型政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推進了各項工作順利開展，顯示了其獲有正當性的廣泛的感召力量。

　　中國在接受列寧主義理論指導的同時，也接受蘇俄顧問的指導，于參與國民黨改組的工作中，汲取了完善一個先進政黨組織工作的有益經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理論上解決了民族革命的性質認識，立足國情制定黨綱；組織上從基層組織建設開始，完成體系內動員的組織構建等各項建黨問題。黨在完成民族獨立革命工作的同時，完成“徹底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任務。資產階級革命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以及黨的宗旨體現于黨的行動綱領，表達關心工農群眾利益的價值取向等各項黨建工作中，從建黨伊始，就充分表現出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用于指導革命行動的馬列主義理論，則顯示出對中國革命進程的強大解釋力，黨內建設從黨的三大到延安整風為止，則構建了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以“四個服從”為紀律的組織規則體系，使中共在政權建設的制度架構中，處于核心力量和領導者的地位。

　　在立憲主義的憲法原理中，權威核心的正當性獲得，是以制憲權為樞紐機制，以制憲程序為必要條件來完成的。但中國近代以來的現實證明，袁世凱制過憲，段祺瑞制過憲，晚清朝廷、國民黨政權，都發動過制憲活動，完成過制憲程序，然而這些政權和控制制憲過程的政黨，最終還是被人民摒棄了。這一歷史事實證明，建設一個先進的政黨（包括指導思想、階級屬性、價值取向、行動綱領和嚴密組織），領導工農民眾為獲取自身利益，而奪取和建設政權，才是政治集團獲得正當性權威和政權合法性的基本方法和唯一路徑。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規定：“以主席為領袖的中國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這一社會主義憲制模式中的特征，直接回應了辛亥革命中，權威如何獲得民眾認同的正當性問題，也最終獲得了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歷史的充分證明。

　　二、統帥武裝力量

　　軍事力量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具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東亞其他諸國。早在夏商之際，就有所謂“專伐伯有”的禮制{1“}，授有專伐權的伯國，后因軍事力量的壯大而伐有天下。商湯伐桀，周武伐紂，周公東征，莫不如此。此后，無論是募兵、府兵、世兵，還是八旗兵，武裝力量的支持，通常并不以民眾的政治認同為前提，軍閥以獨立的利益而支配國家{13}。在辛亥革命之際，武昌新軍在革命黨人的長期工作后，發動了武裝起義。但是隨后，國內戰爭的結果就是“武人干政”，北洋系控制北京政權歷十余年。孫中山聯絡會黨，聯系西南軍閥，屢遭拋棄，深受重創。在“孫逸仙博士訪問團”訪蘇之后，國民革命才找到了以黨來領導軍隊的工作原則，而因參與領導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故在建軍之初，就強調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由革命的政黨來統帥武裝力量，實際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問題：革命的形式是武裝斗爭還是非武裝斗爭的其他形式；武裝力量是隸屬于國家還是由政黨領導；政黨對武裝力量的領導采取何種組織制度。

　　中國近代以來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是從非武裝斗爭的形式開始的。最初追逐立憲救國的斗爭，采取了詔令變法的形式，即戊戌變法，隨即被控制軍權的保守勢力所鎮壓；之后發生的立憲運動，則采取了請愿示威，群體表達憲法訴愿的形式，立憲運動也因清廷的禁令和追緝而消亡。在民國建立之后，民元年間制《天壇憲草》期間，和制《民國憲草》期間，即在一個具體的革命階段之內創制憲法規范，通過合法斗爭從根本上改變政權權力的歸屬，改變權力結構的努力，都因軍警驅散、通令追緝等暴力強制的原因，而最終消弭。1905年，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從推動合法斗爭的立場，轉向武力排滿{14}，而中國人在建黨之初，則從列寧主義理論中，接受了武裝革命的結論，后又參與國民黨改組，推動武力北伐的進程。

　　決定了武裝斗爭的形式，并不等于解決了武裝斗爭力量的統帥問題。對此，國民革命中的經驗教訓，給了中國人深刻的啟迪。孫中山先生選擇武力排滿之后，為找不到革命的力量而痛苦。他歷經了依靠幫會、依靠軍閥和以主義領軍的三個階段，然而都失敗了。其中陳炯明叛變，又給了他最為沉重的打擊。

　　孫中山的多次失敗，使得他深深感受到掌握獨立武裝力量的必要性。幾經周折之后，他終于接受了廣東省長朱慶瀾離職時留下的20個營的親軍，交由陳炯明訓練和指揮，寄望其成為從事三民主義革命的武裝力量{15}。在這支軍隊的領導權掌控問題上，孫中山傾注了極大的精力。他發展粵軍軍士以上的軍官軍佐盟誓加入中國國民黨，并親自對粵軍軍佐演講《軍人精神教育》，力行“以主義領軍”。這就是當時所說的“文武合流”{16}。然而，由于孫中山沒有對舊軍隊進行根本的改造，粵軍仍然是軍閥體制，最終導致了1922年6月陳炯明的叛變。粵軍炮轟觀音山，突襲總統府，孫中山避難于中山艦，是孫中山一生中最為慘痛的失敗。

　　孫中山經歷了巨大挫痛之后，反思國民黨的失敗，歸結為三點，其中之一就是，“黨之基礎何在？在于軍隊”{17}。有鑒于此，他提出“以俄為師”，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建立起具有時代特征和中國特點的“黨軍”體制，從“主義治軍”走上了“以黨領軍”之路。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國民黨建立了軍隊政工制度，其主要內容是：以宣傳為重，用三民主義統一官兵的思想；建立黨代表制度，賦予各級黨代表決策命令的副署權；在軍隊設立各個層級的黨組織，有政治委員制度、黨代表制度和政治指導員制度；特別重要的是在軍隊內部設立政治部，建立各級黨部、支部和黨小組的組織體系，組織內實行民主集中制，發揮了政黨的組織動員效能。這種政工組織極大地激發了官兵的熱情和積極性，激勵了軍隊的作戰能力。

　　中國的一些早期領導人，曾參與過國民黨軍隊政工制度的建設，并擔任過重要的軍政職務；同時，蘇俄革命經驗的傳播，使人直接學習接受了以黨領軍的基本原則，并結合自身經驗，取得了深刻的體悟。但即便如此，由獨立建立和領導武裝力量，是黨的八七會議之后，才形成了黨內共識；而黨的政治領導權與軍事指揮權在要求極高效率的軍事斗爭中，如何確定領導地位和職責，則是在紅四軍古田會議之后，才形成了確定的經驗。對這個經驗的歸納，在《＜人＞發刊詞》中說，中國革命的性質“規定了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我們黨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斗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曾經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同文中，還提到了黨的建設與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游擊隊的領導{18}，文義表明，“武裝斗爭”這一法寶的核心和基礎，就是對武裝力量的領導。

　　就這一問題的政治決斷，即軍隊隸屬于國家，還是由政黨領導，在國民革命中曾有過沉痛的教訓。當然，如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分析，則需要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道路、任務和社會革命意義的研討，但僅就制憲特征的形成而言，制憲歷史的經驗歸納，已是一種政治體制中形成政治決斷的最為重要的基礎。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中，民元初年軍人干政，致使在憲法國家框架之內，軍閥政治直接左右了整個政治格局，爭紛起于伍人，解爭止于征伐，給國家留下重大創痛。因此在中國語境中，軍隊與國家政權，通常不在同一個結構中。政權需要軍隊支持，而軍隊則可以改變政權。政權組織的國家性與軍閥軍隊的私益性，自始至終存在著尖銳沖突。只有確立先進政黨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才能保障軍隊隸屬于國家，這是辛亥歷史的殷鑒所昭示的結論。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軍遣散而軍閥獨存，是辛亥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民主革命如何依賴武裝力量，是奪取政權的問題，也是建國之后常備軍制的建設問題。從思想來源而論，列寧主義中關于國家建立常備軍的思想，原本是鑒于巴黎公社廢除常備軍的教訓而對馬恩經典論述的發展。這個思想不僅包括了國家的武裝力量建設，也包括了激勵軍隊保持戰斗力的政工制度。這一理論的指導作用，穿越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兩個時期。我國建國之后的憲法對武裝力量統率權問題，先后做出了兩種不同的表述。“七五”和“七八”憲法，規定了人民解放軍是領導的人民子弟兵；“八二”憲法則在憲法序言中規定了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原則，并通過歷史敘述的方式概括了國家政權的產生；另一方面，又規定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糾正了憲法條文上“軍黨一元化”的不正常表述。但是在國家軍事委員會成立之后，中國對軍隊的領導并沒有改變。這一方面是因為憲法明確了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這當然包括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另一方面，軍隊內的政治工作制度，是軍隊戰斗力的必要保障，成為我國國家軍事制度的重要內容。

　　三、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設，在辛亥革命之初，原本是一個被忽視了的問題。辛亥革命中過分依賴督軍的起義，依賴政治精英的說詞，而忽視了民眾的政治訴求。之后的國民革命，也主要是“上層動員”型，與中國民眾的民主意愿相脫離。雖然“四七憲法”采取了選舉制，但由于國民黨缺乏對中國社會各階層政治權利的理解，最終還是未向基層動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愛國統一戰線，和在建國之后設立的中國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制，是我國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極深厚的理論淵源和很廣泛的政治基礎；對于反向觀照辛亥革命的教訓而言，它也是一種重要的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