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4年11月2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發展服務外包產業、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會議指出，要堅持改革創新，面向全球市場，加快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服務外包這一“綠色產業”，推動從主要依靠低成本競爭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勝轉變，這是政府又一次做的正確決策。我們該如何發展外包產業，我在郎咸平說：蕭條下的希望》中，以電子行業和服裝行業為例子，分析了日本、臺灣等地的代工業務，很值得中國企業和政府官員學習，以免在這次新政實施中走錯路。原文摘錄，以饗讀者。
?電子行業和服裝行業一樣，中國都處于最低端。
就電子行業而言，上游集成電路（IC）設計和設備制造是美國、日本，中游高端代工是韓國、中國臺灣，我們處在最低端，負責低端元器件和印刷電路板的生產，稍微高端一點的都制造不了。
以印刷電路板為例，我們的產量早就位居全球第一，但是制造設備（例如真空壓機、大噸位的液壓沖床、數控鉆床、激光鉆機、檢測設備等）全部依靠進口。我們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生產能力、技術水平還停留在低檔產品上，而且基本沒有研發，企業之間互相競價。技術含量高一點的，像光電印制板、高密度互連HDI板、高頻微波板、金屬基板和厚銅箔印制板、埋入無源元件的印制板等，我們都做不了。本質上，這和做襪子沒什么區別，都是買生產線直接生產。
從利潤分配上也能看出，下游所有企業的利潤加起來沒有臺積電一家利潤高，而臺積電的利潤不到英特爾的1/10。
2011年，上游的英特爾凈利潤為129億美元，增長24%；高通42.4億美元，增長超過30%。中游我們以臺積電為例，臺積電為英特爾、高通代工晶圓，2011年凈利潤10.5億美元，同比下滑22.5%。下游元器件生產企業情況則更糟，中國前六大上市電子元器件生產企業2011年總利潤折合2.1億美元。其中世界最大二極管生產商蘇州固锝2011年利潤1095萬美元。全球最大的永磁鐵氧體生產企業浙江的橫店東磁2011年凈利潤1435萬美元。下游組裝企業以富士康為例，它算是做得最好的了，2011年凈利潤7284萬美元。
靠廉價勞動力引進外資做低端產品一定會遇到“產業升級”這樣的問題。今天我們遇到的困境，與巴西、阿根廷這些國家30年前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拉美國家就是依靠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開放市場等比較優勢，大量引進外資，靠出口導向型工業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快速增長。但是，這樣的發展是要付出代價的。之后，快速發展過程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對社會來說，造成貧富分化加劇；對企業來說，造成產業升級艱難。下面我主要講關于產業升級的問題。
“產業升級”是我們政府2008年開始大力提倡的，但是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錯的，因為產業很難升級，經濟增長靠的也不是這些直接可見的產業的升級，而是靠看不見的人才、科技和資本。我這句話不是亂說的，這個在經濟學里有個專門的學科叫發展經濟學。說句得罪人的實話，國內不少研究發展經濟學的，都有點欺世盜名，因為方法就很有問題。實際上，從美國麻省理工到歐洲日內瓦高等研究院，從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到世界銀行，大家都采用一致的研究方法，就是把視野擴展到全球，以國別的定量數據實證研究為基礎，結合案例調查。我們不是做這方面研究的，但是我們系統讀了這方面專家的報告。這些報告不停地檢驗我們能想到的所有可能的因素，比如人口、自然資源、出生率、嬰幼兒死亡率等，最后發現僅這三個因素就能解釋絕大部分的經濟增長：人才/教育、科技、資本形成。
從政府領導到企業家，大部分人并不明白產業升級，因為其實大部分傳統產業是無法升級的。舉個例子，我們以前生產襪子、襯衫的設備用了10年，效率變差了，于是再去德國、日本買先進的機器，能代工更多的襪子、襯衫，做的質量更好，利潤率提高了三五個百分點。這就是產業升級嗎？或者，你這次不買服裝制造設備了，而是買了一條印刷電路板（PCB）的生產線，難道生產印刷電路板或者電子元件就轉型成為高科技企業了嗎？不是的，過個五六年這些設備又老了，你還得再買新的。本質上，生產印刷電路板和生產襪子沒有任何區別，這只能叫轉型不能叫升級。可是如果你連轉型都轉不了，那就只能被市場淘汰，把人才留給其他行業。
我們專門查閱了臺灣地區的相關資料，目前臺灣地區最有名的企業比如宏碁電腦、宏達電、臺積電、日月光半導體、聯發科等完全都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有的。之前在臺灣比較有名的雨傘、服裝、玩具等這類生產企業都搬到大陸來了。各位想想看，指望服裝廠、玩具廠、紡織廠，產業升級可能嗎？
不僅臺灣，香港也是如此。香港之前是做紡織和成衣的，可是你覺得紡織廠非得產業升級嗎？沒辦法升級的，只能轉移到內地。香港留下來的只有金融資本、人力資本還有管理經驗，這是最寶貴的財富。傳統產業就是第一桶金，這些勞動密集型的或者污染密集型的產業本身沒有太大價值，但是它們培養了企業家，積累了民間資本，又在開放的環境下培養了一批新人。
韓國也是如此，紡織這個產業最后基本消失了，但是今天韓國的財閥里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是靠這個起家的，這個行業也培養了一批企業家，同時政府也從中收稅來支持教育科研。很多人以為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就完了，那是因為你的目光集中在看得到的產業，只要它們的人才和科技體系還在，就一定能重新獲得競爭優勢。
中國臺灣、日本的代工和我們的代工真的一樣嗎？一定會有讀者想反駁我，日本、中國臺灣、韓國不都是做代工然后成功升級了嗎？日本有半導體、光學元件這些先進的制造業。中國臺灣的光學元件、晶圓、計算機制造也是世界領先。下面我就告訴大家它們到底在做什么？和我們有什么不同？
首先要糾正一個被我們搞錯的重要概念——“代工”。為什么臺積電代工晶圓，一家能占全球48.8%的份額？我們通常理解的代工基本都是招商引資，給外國企業土地和稅收優惠，讓它們來投資建廠，然后把組裝生產線搬到中國來。那各位曉得臺灣的“代工”是怎樣的嗎？
臺灣的代工是制造業的創新，是消滅產能過剩而不是制造產能過剩。原本得州儀器、摩托羅拉和英特爾都是自己設計芯片，然后在自有的晶圓廠生產。張忠謀創立了臺積電后就找到這幾家企業說，你們與其在自己的晶圓廠生產，還不如把設計圖交給我，我幫你們生產，價格肯定比你們自己生產的要低。打個比方，一條晶圓生產線是10億美元，產能5億枚，而得州儀器需要1億枚晶圓，平均成本10美元一個。類似的，摩托羅拉和英特爾也有7條生產線，投了70億美元進去。臺積電提議，能不能由我發布一個規格，然后你們想辦法在這個固定規格下用你們自己的設計才華來實現不同的性能，也就是說不管你們提供什么樣的圖紙，只要在大的規格上和我這一樣，我就都代你制造出來，這樣我只要投入一條生產線（10億美元）。當全行業的產量都集中過來以后，一條生產線年產5億枚晶圓，一枚晶圓的價格就可以降低到2美元。對于得州儀器來說，價格降低了80%。最后，這么大的規模本身就成了巨大的壁壘，誰都競爭不過臺積電，連英特爾自有的制造規模都沒有臺積電大。所以，現在臺積電的利潤率最高達到90%以上。也就是說，臺灣的“代工”顛覆了本來的產業鏈，促進了產業分工。
同樣顛覆了整條產業鏈的“代工”還有臺灣的筆記本電腦產業。現在發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代工廠自己設計出來幾款不同的機器，然后交給大的電腦廠商比如戴爾、惠普去挑。也就是說，戴爾和惠普只要做營銷就可以了，其余所有環節都由臺灣的廣達電腦代勞。
我們再說說手機代工。臺灣地區的HTC也是從代工起家的，可是現在呢，歐洲的諾基亞、西門子都不行了，日本的夏普、索尼、NEC也不行了，美國的摩托羅拉都被迫變賣破產了，可是HTC卻越做越大、越做越強。
都是“代工”，再看看我們的“代工”。我們只生產，而且連生產指令都是別人下的。為什么大陸就達不到臺灣這種水平呢？通過研究我們發現，雖然大陸各地方政府爭相提出土地和稅收優惠政策來吸引臺灣晶圓代工企業進駐，但這種做法能成就以鴻海為首的代工組裝模式，卻并不適用于晶圓這種半導體行業。所以大陸的中小企業絕大部分都是類似于鴻海這種買電子元件、印刷電路板組裝，附加值很低。由此可見，我們的“代工”和臺灣有著本質不同。
我們和日本、中國臺灣的不同，在于它們從一開始就注重研發。如果你去翻看一下五六十年前日本索尼、京瓷、尼康這些半導體企業創始人的回憶錄，就會發現一開始這些都是美國人看不起的小玩意兒。
索尼從美國買回來一項半導體專利的時候，美國發明者說這東西用來做個助聽器還可以，沒人能想到這東西能顛覆收音機乃至電視機。中國臺灣為什么能在塑料光學里反超日本？當時日本企業看不起手機用的塑料鏡頭，都認為塑料怎么可能比玻璃鏡頭成像好呢。結果，臺灣的大立光就從這個別人看不起的市場著手，從35萬像素開始，一口氣做到現在的500萬甚至800萬像素，可是價格卻降低到之前的10%，就連蘋果用的攝像頭都是臺灣產的。
我們的中小企業競爭力弱，政府難辭其咎。日本、中國臺灣之所以能在這場競賽中勝出，是因為它們的教育和科技人才體系優秀，創業環境對民營企業非常有利，土地和稅收也不因為你是民企而歧視，更不像我們很多地方經營一家企業就意味著大部分時間都要和有關部門打交道。所以，日本能在半導體行業創造奇跡，中國臺灣能在引入日本佳能光學和德國博世光學之后培養出來一個非常大的光學產業群，培養出大立光、今國光、亞光、聯一光學這么多人才隊伍，而我們的企業卻只能是鴻海這種低附加值的組裝企業。
本文摘自我的郎咸平說：蕭條下的希望》（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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