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真的有那么容易嗎？當然沒有，郎咸平認為三中全會后改革首先要遇到下面五大阻力，要化解這五大阻力，必須有強而有力的垂直統一的權力體系，這也說明了透過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集中權力的必要性。更多內容請閱讀郎咸平系列作品 <<<點擊閱讀
第一大阻力：中層官僚集團
這個《決定》公布后，我看高層是意見一致，底層百姓是全面支持。為什么呀？因為削弱了中層管理集團的行政權力，這樣就自然失去了權力尋租的空間，經濟社會的成本就自然下降，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就有了。老百姓和企業包括國企，辦事容易了，當然是歡欣鼓舞了。但是失去大部分行政權力的中層官僚集團，肯定是改革的最大阻力。這也沒什么可以掩飾的，出現這種情況也是正常的，公權力的特點就是不想被束縛嘛。
這些中層官僚集團就是手握各種審批權的人，他們會怎么阻撓呢？我覺得無非就是變相不下放權力或者曲解三中全會的政策。那怎么辦呢？政策公開呀，我們不是黨管媒體嗎？媒體可以不厭其煩地宣傳政策，也可以不厭其煩地曝光政策執行不力的政府部門。我看媒體監督非常管用，黨管媒體，這種監督手段就在自己手里。再者，不是還有紀檢監察系統嗎？不斷巡視，巡視權力下放比巡視腐敗還要管用，沒有權力哪來的腐敗，這才是釜底抽薪。
第二大阻力：擁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
據我觀察，那些收費辦證、培訓、評獎、開會之類的事，都是這些所謂政府授權的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辦的。這些單位做什么，收費和創收唄。政府的權力取消了，它們收費賺錢的權力自然也就沒了，所以我把它們當作第二大阻力。不要小看這些多如牛毛的單位，給企業造成的麻煩太大了，因為這種單位多嘛。我在各地演講，企業家最苦惱的事就是這些單位，而且都是以政府的名義。就說培訓吧，那些政府的下屬培訓機構，都有紅頭文件支持，什么不參加培訓就不給年檢之類的，夠企業煩的吧。這類組織的特點是小而多，不厭其煩地干擾企業。
所以文件中說，能交給社會組織去辦的盡量交給社會組織去辦。我最擔心的就是這句話，關鍵是怎么交給社會組織去辦，如果政府再來個授權，那企業就更倒霉了。所以我強烈建議能夠取消就堅決取消。堅決不能給政府部門有變相對策的機會。而且在這方面，我認為應該全面進行清理。
第三大阻力：官商勾結的壟斷行業利益集團
這個利益集團的阻力會非常強大，就像我在本書中分析的出租車案例。他們肯定會利用各種方式阻礙政府放松管制，甚至動用專家和媒體的力量來反制。那么怎么辦呢？只能靠中央政府發文件，對放松管制的領域進行公開，然后靠媒體監督和紀檢監察的巡視監督。
第四大阻力：地方保護主義
什么是地方保護主義？一個是保護地方市場的利益，另一個就是保護地方官員的利益。這個阻力是最難辦的了，畢竟都是地方政府呀，還有地方人大，人家有地方性法規規章的立法權呀。以“地方特點”偷換改革政策概念，可能是他們阻礙改革的最大武器。怎么辦？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提醒一句，底層老百姓和民營企業家就是我們這輪改革的最大群眾基礎。更何況，你中央政府還掌控著中央一級的主流媒體和紀檢監察部門。
第五大阻力：僵化過時的法律法規
這次建立上海自貿區前后，就有人提出上海自貿區法律豁免權的問題。什么意思？就是我們有一些法律成了改革的障礙了，可怕吧？所以我這次把過時僵化的法律法規也列為改革的阻力。為什么會有過時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立法的僵化。你看看我們的每個法律文字那么多，而且基本都是沒用的多，什么原則、意義，讓人看不懂，一搞就是上百條，沒有幾條是有用的。我的一位學法律的朋友告訴我，立法最不僵化的時候，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級人大用大量的決議決定解決現實中遇到的問題，每個決議就解決一個問題，沒有幾個字就完成立法了；而且，決議過時，也很容易廢掉決議。這不跟美國差不多嗎？所以我建議，在這輪改革的關鍵時期，也學習我們人大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做法，對成為本輪改革障礙的法律做個系統的清理，尤其對那些政府發布的法規。本文節選自《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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