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先生印象記
慕堂
【案】本文載《孔子文化》第六期。
【廖名春先生簡介】著名學者、易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暨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秦漢學術思想史與出土簡帛研究，著有《周易研究史》、《帛書易傳初探》、《新出楚簡試論》、《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出土簡帛叢考》、《周易經傳十五講》、《中國學術史新證》等學術專著，另有重要論文200余篇。
【訪談緣起】
采訪廖先生其實是“蓄謀已久”的。自《孔子文化》創刊以來，我心中所設計的“名家訪談”的計劃足夠小刊十數年訪談之用，廖先生自然是其中的一位。而能夠采訪到這些名家，自然需要機緣。有時，覺得渺不可及的事，偏偏在不經意間就可以實現。這次訪問廖先生就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機緣。
今年5月中旬，全國首屆和圣柳下惠學術研討會在新泰召開，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是本次會議的承辦單位之一。我與忠強師弟先期前往，參與會議接待事宜，我校其他學者次日抵會。路上，聽說有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時，我還在想恐怕他不會來。我們負責與會學者到會登記，從早上到晚上，一直沒見到廖先生的影子，我想我的推測是對的，不免有些悵然。孰料，第二天大會時，廖老師真的出現在會場。合影結束后，互相打招呼，我們和廖先生攀談起來。我忽然萌生了一個想法，能否借此機會，對廖先生進行一次訪談。
認識廖老師已經四五年了。這數年中，幾次陪同楊師參加學術會議，經常能與廖師見面，所以也熟稔起來。這次訪談，由我拉著海鷹、忠強，和廖先生在新泰榮峰國際酒店一樓大廳，每人拉一把藤椅，天南地北地閑談起來，當然由于有訪談的目的，所以差不多還是以學術的理念與方法等問題為主。不久，天津師大的李瑞蘭老師亦加入，后來人數一時達十數人，團團圍坐，笑聲不絕，感慨嘆息聲亦不絕于耳。如李瑞蘭教授談到在蘇州先秦史學會理事會年會上，人們對比伍子胥所修蘇州城與今之蘇州城水系，建國后人們沉浸于“改天換地”的革命思維中，將兩千多年發揮作用的蘇州城內水系予以改造，結果兩千多年安然無恙的蘇州在近數十年內發生了數次水災。我們不能不對古人的智慧所折服，我們也不能不對今人的“無知與傲慢”表示鄙棄。這些話題，自然大家都有興趣。本來，此次訪談準備有錄音，但是，錄音工作卻未曾做好，加之大家沉浸在談笑之中，竟然忘記了記錄，致使現在我不得不用這種不是訪談的方式來記錄這次訪談。這是我們深以為憾也應該向廖先生道歉的！
【“荊楚才”與“東北虎”】
廖先生是湖南武岡人。自古以來，人稱“惟楚有才”，廖先生可算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的學習履歷看上去很是輝煌：武漢大學的文學碩士，導師是著名音韻訓詁學家周大璞、宗福邦二位先生；吉林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導師為著名歷史學家金景芳先生；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后。其工作單位更是令人艷羨的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那里可謂“名家云集”。但是，廖先生卻曾在給我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原來也是一個不起眼的學校的專科生，教了七年中學之后，才考到武大，畢業后又在湖南省委黨校工作，直到1989年才考上吉林大學的博士生，跟金景芳先生走上了自己心愛的學術之路。其勤奮與刻苦加之天資聰慧，才成就了今天的聞名海內的廖名春。
當代先秦史學界，卓然名家者多，如我們熟知的金景芳先生、徐中舒先生、趙光賢先生、胡厚宣先生、王玉哲先生、李學勤先生等，他們不僅自身成就不凡，而且培育弟子眾多，且多為當今學界才俊。金老因壽登期頤，故其弟子彌眾，這只消翻檢《金景芳學案》便可知曉，金門之分量不可低估，于是我們青年學子經常把金門弟子譽為“東北虎”。廖師雖為南方人，但其魁梧的身材，在人看來分明就是東北大漢，而且其成績與名聲都十分了得。論其學術，廖先生無疑已嶄露大家的風范，從荀子到易學，從傳世文獻到出土簡帛，在在顯示出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讀其論著，你會被其磅礴大氣所深深吸引，受益匪淺。
【“兩條腿”與“一條龍”】
其實，正是這種從語言文字學到經學、史學的全方位學術訓練成就了廖名春先生的學術事業。他說：“我于1985年考取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生，師從周大璞、宗福邦教授，專攻文字、音韻、訓詁和古籍整理之學，初入章（太炎）、黃（季剛）之門，如果說我現在在思想史和簡帛研究工作中有些獨到之處的話，這應該歸功于我在武大受到的這種訓練。”“我覺得我的優勢可能在于：與專做古文字的學者相比，我有學術史、思想史的問題意識；而與一般做思想史的學者相比，我能夠自己做釋文，占有第一手資料。”
廖先生的成名主要是由于對馬王堆帛書《易傳》的釋讀。眾所周知，馬王堆漢墓帛書在學術史上的意義難以估量。尤其是其中的《周易》經傳更具有極其重大的價值，李學勤先生曾經多次指出了這一點。但是帛書殘破甚為嚴重，拼湊、釋讀十分不易，雖幾易其稿、多番修正，至今仍不能說完全隸定無誤。但是，從整體上評價，廖先生所作的《易傳》釋文，其開拓性誰也無法否認，其釋文水準也是眾所公認的，雖然個別地方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他為學界提供了一個基本準確、大體完整的釋文，我們怎么能不感謝他呢！只此一點就足以寫入學術史。況且，廖先生的學術又非帛書《易傳》的釋文整理所能涵括的。
廖先生對自己的學術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說：“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專門做考據的，事實上我確實對實證有特殊的愛好，但我也很注重義理。我在義理和史觀上深受我的博士導師金景芳先生的影響。金先生是舉世公認的中國經學與古史大家，他的很多觀點關系到中國文化的大本大原，但由于金先生在論證中一般用的是傳世史料，尤其是經書，而經書自疑古大潮興起以來一直很受懷疑，所以金先生的觀點經常引起爭議。我認為爭議只有通過進一步的實證才能解決，所以我在博士畢業以后，在考據方面做了較多的工作。”
正如其弟子德良兄所說，廖老師是兩條腿走路，不像很多學者是單腿走路。我想這是的論。因為自己數年來也學習研讀帛書《易傳》，所以對廖師的貢獻更是深有體會，對其學術理路也是感觸良多。從其進行簡帛文獻的整理考釋來說，他主要是考據家，漢學的功夫；從其進行易學與荀學的研究，他又是一個義理家，宋學的功夫。從一個角度說，廖先生學術的“兩條腿”，一是簡帛文字學，一是易學。但從內理說，更應當說是“實證考據”與“思想義理”的雙管齊下。
廖老師曾經說其研究是“一條龍”的方法。以易學來說，他是自己動手搞釋文，然后從思想義理方面予以闡發。這樣的學術素養自然使其具有了很多優勢，也因此學術成果才能那么豐碩。
【“走出疑古”的健將】
廖老師自稱，他在學術理念上主要是追隨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的思想。其實，這種對疑古思潮的反思，并非李先生一人的理念，金老及金門弟子亦對此多有反思批判。所以毋寧說，廖先生正是秉承了金老和李先生共同的學術理念。從廖先生的文字中，你會發現一種銳氣，剛氣，雄糾糾，氣昂昂。有人說，廖先生好辯，我也多次在學術會議上見識過，更多的則是耳聞。但我覺得，用孟子的話來形容非常貼切：“予豈好辯也哉，予不得已也。”雖然廖老師的湖南口音影響了他的觀點的傳播，尤其是在會場上，但觀其氣勢，卻十分令人欽佩折服。有一次在關于出土文獻的會議上，我親眼見到他“舌戰群儒”的精彩場景，至今歷歷在目。我當時就想到了“傅大炮”，于是我私下將其尊稱為“廖大炮”。當然，我是不敢當面說的。
他說：我認同李學勤先生“走出疑古時代”的理念，我的很多研究都是追隨李先生深入下去的，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如在對待馮友蘭的“釋古”問題上，我與李先生的看法就有出入。我認為不能高估馮友蘭“釋古”說的意義，馮的“釋古”較胡適的“疑古”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與王國維的“證古”對待“歷史舊說”的態度基本不同，王國維是在基本肯定“歷史舊說”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對“歷史舊說”進行補充和修正，而馮友蘭“釋古”的基本傾向還是“疑古”。
廖先生對“疑古學說”的批判更是令人嘆服。他那句“疑古思潮之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幾乎被一網打盡”（大意）的話，廣為人知。他往往能抓住疑古學派的致命缺陷，一語中的，切中要害。他對顧頡剛、錢穆、馮友蘭等先生學術觀點和思想理路的剖析，都十分精到。他對當今疑古學人在出土材料面前的“步步退卻”進行過深刻的批評。至今還有學者沉迷于疑古的迷霧之中。當西漢的出土文獻出土后，把某書的成書就推到漢代；當戰國時期的文獻出土之后，又把該書的成書推到戰國，等等。但就是不思悔改，不反思疑古辨偽學自身是否存在問題。正如我們開玩笑說得那樣：只有孔子時代的墓葬挖出六經，他們才相信那是真的。前天還看到一篇題為《疑古時代真的應當走出嗎》的文章，其觀點正是我們所譏諷的。讀來令人哭笑不得。
廖先生正是從自己的學術實踐中，得出了自己的觀點，而不像某些史學理論家，根本未曾研究上古史，而居然能對“疑古”“走出疑古”等說發表宏文，其實這樣一來，我們的古典學研究真的會“走向堪憂”啊！所以，廖師曾經感慨地說，與其相信近代這些所謂“學術成果”，還不如相信司馬遷的記述。這當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信古，而是經過認真的學術實踐和對比所做出的抉擇。
廖老師說：“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三點：一是從微觀入手，探討學術上的重要問題；二是堅持出土材料和傳統文獻的互證，不是簡單地以出土材料來否定傳統文獻，而是走以出土材料與傳統文獻相互證明的路子，努力以出土材料為突破口來詮釋傳統文獻；三是嚴守學術規范，不做沒有新意的工作，觀點和論據都以求新為務，對待別人的工作，都要盡可能地予以尊重。”他舉例說：“如‘大器晚成’這一句，陳柱讀作‘免’，帛書本亦作‘免’。而郭店簡（乙本）則寫作‘曼’，一般將之釋作‘慢’。我認為，這個字應讀其本字，訓為‘無’，‘晚成’當解作‘無成’。解成‘曼’（無）與《老子》原文的其它幾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就對應起來。”從這一字的訓讀，就可以發現考據學的魅力。
【評點學術與指示門徑】
大學者之為大學者，除了其自身的學術成就之大之外，還要有提攜后學，獎掖后進，點撥治學門徑，以使薪火相傳。于是，我們也要廖先生具體指示一些對后學有用的治學方法與門徑。
廖先生說：“我們這代人是從‘文革’過來的，很多人對孔子缺乏最起碼的感情。提到孔子時就是‘孔老二’，我去年去我們縣里的一所重點中學，上面寫著：學而時習之——孔丘。（林按：敝縣一中樹有一孔子像，理應稱道，然所題刻名字竟為‘孔丘’，大煞風景，據說還是校長自孔孟之鄉購回的。）這很可能看出對孔子的感情。現在很多時候不是把孔子看作我們的文化祖先，而是當作‘統戰’的對象。我們的學術研究受‘漢學’的影響太大，在研究中過多地考慮漢學家的評判標準。漢學家怎么想，漢學家怎們做，我們就要怎么想，怎么做。只講客觀，如果是搞計算機、搞物理化學那還有道理，可如果來搞儒學，就太不合適了。可是不要忘了，我們不是美國人，不是法國人，我們與他們的立足點是不同的。
他說：“對中國哲學和思想史史料的分析，必須注意字同義異和字異義同問題。以前講以小學入經學，以經學入史學，就是說治傳統學問要有小學和經學的修為，乾嘉學者就是這樣的。我們做的是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需要一些專門的知識，沒有這些專門知識的儲備，我們很難讀懂文獻。這就是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修為。我今天講柳下惠的‘和’不是和諧的意思，而是‘和氣’，因為孟子講伯夷‘清’、柳下惠‘和’是有一層批評的意思在里面的，要正確理解這一點，就得靠小學。我對柳下惠的字的判斷，（林按：廖師否定了柳下惠一字‘季’的說法，認為展禽，字獲，是對的。）也是靠小學訓詁。我們這個學問必須有專門的訓練，也有一些特別的規矩，無規矩不成方圓。研究哲學、研究康德要懂德文、要懂希臘文、要懂拉丁文；研究西域文化要懂梵文等。研究中國古代文史之學就要懂文字訓詁。但現在很多人搞顛倒了，研究儒學不是從四書五經讀起，而是讀康德，讀黑格爾、讀海德格爾，讀得再好也只能是研究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的專家，決不會成為儒學專家。儒家是中國文化的產物，只能用中國的方法來研究。所以大家讀書，一定要將中國的學問，也就是文字音韻訓詁學好。我們搞文字音韻訓詁要在實踐中不斷地提高，不能學了而不會用。例如有些音韻學家專業造詣很深，但卻不能解決古書上的具體問題。我們要有問題意識，要能用它來解決具體問題。其實要入門也很容易，把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好好讀讀，看他們是怎樣解決問題的。我們做學問就是要解決問題的。”
當我們詢問廖先生治學經驗的時候，廖師給我們指示了許多，但他更強調要有“問題意識”，他說：“我們做研究工作就要有問題意識。不論讀什么書，都要發現問題，要在研讀中發現問題，不能讀了半天什么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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